“多面手”茅盾的文学翻译境界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可称之为“大师”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多面手”。
他们在文学创作之余，还擅长文学翻译。
诸如巴金、鲁迅、郭沫若等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在他们的文选集子里总有几卷是以译文的形式出现。
在他们当中，茅盾以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双重身份跻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
事实上，茅盾在开始创作文学作品以前，就阅读和翻译了不少英美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超过两百篇。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在茅盾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还挤出宝贵时间撰写了大量翻译理论和批评文章，将他的文学翻译思想全面展现于中国译坛。
一、畅游文学翻译海洋，置身典藏如鱼得水1896年茅盾生于浙江嘉兴，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十一岁时，茅盾顺利考入浙江境内的植材高等小学堂。
这所新式学堂除了教授传统经史子集外，还教授英文、算学、化学、物理、音乐、绘画、体操等课程。
在这所师资力量雄厚、教育教学方式新颖的学堂，茅盾受益良多。
他所学的英文教材是直接从英国订购的，编者是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纳斯菲尔特；他的化学老师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济川。
科学的世界和西方语言文化的种子在年轻的茅盾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中学时期，茅盾学习更为刻苦，尤其是在英文学习方面，他的听说读写能力在全校是数一数二的，为他日后畅游于文学翻译的海洋打下了良好基础。
茅盾在十七岁时即考入了当时全国最知名学府北京大学的预科班。
在北大就读期间，他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更为浓厚。
在众多课程中，他最喜欢外籍教师所上的英文课，不仅培养了扎实的语言能力，也系统学习了一些英美经典文学名著。
诸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科特的《艾凡赫》、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名著，茅盾就是在外籍教师的英文课上第一次接触到的。
与一般的外国文学课不同，外籍教师在讲授这些英美文学名著时，还会教授学生如何用英文进行叙述、描写等创作，让茅盾可以深刻体验英美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境界。
三年后，茅盾从预科班毕业，他原本有机会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但由于家庭经济负担繁重，无法继续承担茅盾在北京读书的开销，茅盾只能放弃在北京大学的继续求学之路，开始自谋职业，维持生计。
1916年8月，茅盾来到上海，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录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的机构之一，编译所还拥有不少西方文化典藏。
在此环境下工作，茅盾如鱼得水，他阅读了大量英美文学著作，逐渐形成了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极大提升了他的英文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
1919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深刻影响下，茅盾对外来新文化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
他开始关注各种学说、主义和思想，接触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抓住时机一鼓作气，文学干将功不可没茅盾系统的文学翻译肇始于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这一阶段历时九年，是茅盾翻译、出版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要人生阶段。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收藏的大量原版英美文学资料成为茅盾开阔文学视野、磨练文学翻译笔锋的极佳素材，并因此开创了茅盾20年代文学翻译事业的首个高峰。
此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之时，茅盾抓住时机，接连翻译了一系列美国通俗文学作品，如《住》、《食》、《衣》等，将它们发表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上，一方面助推英美文学翻译，另一方面以示对白话文运动的大力支持。
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茅盾在这一时期还翻译了尼采、罗素等人的哲学著作，英美儿童教育作品以及多篇政治、经济评论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中国近代译坛开创性地给予了英美女性文学作品高度关注，翻译了《家庭生活与男女社交自由》、《英国女子在工业社会的地位》等关于家庭伦理和妇女地位的文章。
至20世纪40年代，由于特殊的国内局势需要，茅盾将文学翻译的重点从英美文学转向苏联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他翻译的《医生》、《世界的火灾》、《工人绥惠略夫》、《战争中的威尔克》等作品极大鼓舞了正在抗争中的中华民族斗志，不仅令他获得了更多的文学翻译声誉，也反过来提升了他的英美文学翻译造诣。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干将，茅盾在从事英美文学翻译事业过程中绝不像很多一般的翻译者那样刚愎自用、任意妄为。
他在进行翻译之前，一定会经过慎重选择，希望将具有人文精神、文化底蕴的英美文学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而不是给他们译介应景的甚至充满萎靡颓废色彩的粗制滥作。
为了使读者增加对英美文学作品的了解和兴趣，茅盾等人主张系统地、有步骤地将英美文学译介给国人，并通过正确的方式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对文学作品中涉及的西方社会背景和人物经历有更深刻的认识。
如此一来，有利于国人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英美文学的整体面貌，了解西方的先进思想，拓宽国人的眼界。
茅盾凭借其文学翻译工作对此功不可没，他的大量文学翻译作品也证明了他的价值。
三、背井离乡继续译事，强强联合揭露黑暗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界进步人士采取残酷的迫害政策，茅盾由于牵连较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眼中的“重点人物”。
考虑到个人安危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茅盾不得已选择逃离祖国，到日本暂避风头。
他在日本生活了近两年，背井离乡、生活清苦，但他依旧笔耕不辍，在英美文学翻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近两年时间里，他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北欧神话》、《西洋文学通论》、《希腊神话》等著作，译文总字数超过二十万。
1930年，茅盾从日本回国，经人介绍结识了美国的史沫莱特。
她是美国著名的进步女文学家，当时正在上海从事《中国呼声》与《中国论坛》的英文期刊出版工作。
在史沫莱特的帮助和介绍下，茅盾得到了为这两份英文期刊撰写稿件的工作，并因此安顿了生活。
与茅盾一起为这两份期刊写稿的还有鲁迅。
后来茅盾、鲁迅与史沫莱特经常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联手合作，创作、翻译、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
例如他们合作编印了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的艺术版画，为美国、欧洲的多家杂志社撰写关于中国时局的文章，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各领域进步人士的摧残与压迫。
1946年，茅盾的文学翻译重点向苏联文学倾斜，他通过英文转译了苏联小说《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团的儿子》、《人民是不朽的》等，获得了中苏两国读者的广泛好评，茅盾也因此在该年年末受邀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对苏联进行访问。
他将在苏联的见闻编辑成册，出版了《杂谈苏联》、《苏联见闻录》、《游苏日记》等书籍，向中国社会详细介绍了苏联战后重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
期间，也通过直引、转引等方式译介了欧美关于苏联情况的文章和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茅盾兴奋地几乎夜夜难眠，他将激动的心情转化为文学翻译的动力，一口气翻译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
他在《文学》的翻译专刊上发表了经他之笔翻译的荷兰小说家提巴克所作的《改变》，还在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刊上发表了经他之笔翻译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土耳其等国文学家的大量作品，并据此撰写了一篇名为《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的论文。
茅盾以自己辛勤的文学翻译实践和作品极大鼓舞了广大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勇气与信心。
四、翻译标准殊途同归，注重神韵注入新风茅盾历来重视翻译质量，在翻译标准上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翻译再现原文的神韵和文学艺术色彩。
茅盾曾说“：如果用红色笔触翻译灰色文学，或用神秘文字翻译光明文字，都会完全摧毁原文的神韵。
”茅盾还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只用通畅的译文忠实表达原文还远远不够，要达到成功的境界，一定是要让读者从译文中即能深切感受到原文的文学艺术境界，并能从中得到如阅读原文一样的感动与启示。
所以，成功的翻译绝不是语言外形在技术层面的单纯变异，而是借语言外衣，体验原文作者的创作心境与精神，于译者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相应的体验印证，进而选择与原文语言风格最为相近的文字将原文从里至外、毫无遗漏地再现而出。
茅盾所描述的、走向成功翻译的翻译过程将原文作者与译者合二为一，就好像是原文作者用译者的语言再次创作一般。
要在此过程中翻得好、译得稳，译者不仅需要忠实原文，同时也需要积极的创造性，犹如一位演员以自我的生活与艺术经验来塑造剧中虚构人物一样。
简而言之，茅盾的文学翻译是典型的神韵派译风，对单个字词的翻译能圆满忠实原文，对句段的翻译又能得原文精要。
茅盾自己也提出了几个正确翻译文学字词的方法，例如不能单纯依据字典翻译字词，而要依据其在文中的地位准确翻译；不能抛开原文作者的创作时代背景翻译相关字词；要根据原文作者的创作兴趣选择恰当的字词翻译等等。
在句段的翻译方面，茅盾视其为实践翻译神韵的最佳途径。
当然茅盾也意识到了，要通过翻译将原文的创作精神与风格原原本本展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学功底有非常高的要求。
可以说，从茅盾多年的翻译实践可知，他基本认同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但又对该标准注入了新鲜血液，充分展现出了一位文学翻译大师的理论素养和风范。
“多面手”茅盾的文学翻译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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