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翻译标准理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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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翻译发展史及比较翻译,一种表达方式的转换过程。
无论中西都已有悠久历史。
在中国古代,翻译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有反舌、舌人、象胥等之说。
翻译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涌现难以计数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5次高潮。
而在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可分为六个高潮。
在中国第一次高潮约在公元25年东汉到北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传入中国是从东汉桓帝年间安世高开始的,之后在中国又出现不同的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如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等。
这些代表人物对那时的翻译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与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约公元前3世纪,主要以翻译圣经为主。
这些可能是因为区域、文化而致。
其次中国的翻译第二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
其中主要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人物,此期间除徐、李二人在翻译西方科技类著作上影响很大外。
一些外国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翻译引进西学以及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则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在甲午战争之后,一部分满汉统治者和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联合起来抵御外海,变法自强。
在此期间翻译受到很大重视,尤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主要代表。
其中严复提出的翻译理论:信、达、雅,影响至今。
第四次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翻译活动。
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
五四运动开始了用白话文翻译的时代,其范围急剧扩大,有科技著作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由小说扩展到诗歌、剧本、文艺理论的翻译,翻译作品开始为普通人接受。
第五次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翻译活动。
此期间,翻译理论在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被完善,上面已经提及到西方翻译史的第一次高潮,下面我们就了解下西方的其他几次翻译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
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中以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为拉丁语。
中国古代翻译理论发微【摘要】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同时期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反思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翻译发展史;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88-01中国翻译发展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
中华民族有着两千年的翻译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按照翻译思想的形成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时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鼎盛时期、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形成时期。
文章从中国翻译的思想奠基期出发,反思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发展。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奠基期是古代佛经翻译。
佛经的翻译始于公元147年(汉桓帝建和元年),即汉桓、灵间。
一、早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早期(东汉至西晋),在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570部。
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安清)、支谦、支谶、竺法护等,其中支谦尤为突出,他博览群书,通晓六种语言,三国时期,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大小经典36部,48卷。
他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他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因此,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然细读原文,会发现他是倾向于“文”,而不是“质”的。
(“质”即“质朴”,是直译派理论的核心。
)支谦的译经,就文体主张而言,主张意译,他是一位意译家。
他的译文一向被誉为“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即忠实于原文“雅”即文体优雅,通顺)。
可见,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初见端倪。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潮探索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张琳秦琛(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摘要: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枝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翻译,在翻译史上揪起了四次翻译高潮。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五四”之后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历经的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在三国时期,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指出,。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支谦此序,首次在中国译论史上提出译事之不易。
同时,他提出。
因徇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三不译”。
他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我国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从他开始系统化。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琛写的<辩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
他提出。
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就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他提出的。
八备”.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唐代玄奘是中国最突出的佛经译师之一。
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以及“五不翻”理论.并且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由此可见.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就翻译原则、方法以及翻译者本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开启了我国译论的先河。
为我国译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教士携带西方科学书籍和宗教书籍闯入中国的大门。
从而引发了我国科技翻译的高潮。
中国译者中最出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中国当代翻译标准讨论综述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政府政策宣扬“走出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有了很大提升,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中文翻译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按照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的标准和翻译质量的评估也成为翻译行业的研究方向。
本文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翻译标准的内容和历史演变,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前在中国的翻译标准。
一、中国翻译标准的发展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对翻译标准的考察和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现行中国翻译标准。
从最初的两个字:“准确”和“简练”到后来扩展为精确、一致、可靠、文雅、通畅等诸多标准,中国翻译标准不仅影响了翻译的理论研究,被用来比较和评估翻译质量,而且还影响到翻译实践。
二、中国当代翻译标准中国当代翻译标准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1)准确性。
翻译应保持源语文本内容、文体、习惯用法和文化背景的准确性。
(2)一致性。
翻译应保持文体及表达方式的一致性,表达规范,避免穿插源语文本或者混淆文体。
(3)可靠性。
翻译应准确完整地反映原文的思想、意义和结构,要求翻译的句子语法的正确,不能有任何失误。
(4)文雅性。
翻译应展现艺术感和审美感,采用适当的文字,使翻译简洁、美观,使读者感到愉悦和感动。
(5)通畅性。
翻译应以对外汉语、普通话为基础,使翻译简洁、流畅,便于读者无障碍地理解和掌握,使文本具有译文化特色。
三、中国现行翻译标准现行中国翻译标准综合了以上内容,要求翻译既准确又简洁,保持可读性,使翻译具有可靠性、一致性、文雅性、通畅性等特点。
翻译工作者需要熟悉源语文本内容,认真进行文本比对,确保翻译准确无误,尊重原文习惯用语,不穿插其他表达方式,严格把控语言规范,并且要从文字组织的角度出发,简洁明了地表达。
四、中国当代翻译标准的发展中国当代翻译标准正在不断发展,从对语言文字的准确表达出发,用上越来越多优化术语,结合具体的文本性质,提出表达更为精准、通畅的翻译准则,提高了翻译的质量。
语言文学研究略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杨可伊(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00)摘要: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四个时期中国译学代表人物和主要译学思想,肯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民族特色和历史发展脉络,从翻译基本理论研究和革新本体观念方向展望了当代中国译论发展方向。
在多元互补基O上,用现代理论话语阐释传统译论思想,在一体三环基O上,使翻译研究成为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为新时期翻译理论拓展译学资源和理论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四个时期发展一、引言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与翻译史相对应。
翻译史主 要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从佛经翻译到明清科技宗教翻译的古代时期。
二是晚清明初的译论。
三是民国时期。
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是语言文字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语言文字最能体现民族特色。
翻译理论的发展,不能抹去民族的特色,也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深化理论的发展,需要横向的引进,也需要纵向的继承。
二、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四个时期(一)古代译论时期延的佛经翻译活动为古代译论留下的理论!三国时期支谦所著《法句经序》指出:“名物不,不;,。
”出译事不易,也期质派的译学观点。
时期的道安提出“,三不易”,指出翻译佛经去面目,三翻译不易%后人最先提出表现文文体与语趣的%出“厥中”的翻译,文的一中法%所著&论》是我国历史一1式翻译论著%中最著的是“”的论,为一的佛经翻译应%代出“五不翻”,音译即不翻之翻,他具体出了五种不翻的%初译字译,胡语言,译直译,言细语,华言雅俗,直语密语“六例”%既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翻译掀起二翻译高潮,中教士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的《天学圣录》是教士在华译著的一书%后,徐光启在与利玛窦合译的《几'译序中出“求知,求真理”“抓重点、抓急需”的翻译思想%李之藻翻译一西方逻辑学译著《理探》,并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王徵帮助金尼阁修订了文字韵学专著《西儒耳资》,将西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别称为“资耳目”“资手足”和“资心”之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部精彩的译论著作《繙清说》,由乾隆初年魏象乾所著,可称为我国最早的内出版研究单篇专著%(二)晚清民初译论晚清时期最早对翻译问题发表较多论述的是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论翻译业的重要性,并最!议创翻译所%国译著雅在论著《论译书之法》和《论译书'中,科技译一对科技翻译的%所著&翻译书院议》中提出议的标准,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接近%梁启超在万言《论译书》中出翻译内容、译一、翻译人才的翻译三义%这一时期 最出的译论 出了中国近代最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时期译对翻译的要性,为译应与中人物的心理%在《译书例》中、分类、、书、、专、、版的译书%以三三例,的进一这一时期的译学思想%(三)民国时期译论民国时期的翻译多是文学,在几时为翻译思想的成出%并国翻译特的《论翻译的》,并探译等%出“韵译”,朱自清译名的法,分译,译,译,译和译%创性提出“韵译”,翻译学文的韵不可丢%对译学的在与的“硬译”思想,不的语言语言%翻译《士》,神韵,,并用莎士比亚的众多形象和戏剧旋律化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时期对翻译最大的两位翻译家是傅雷和钱钟书%出翻译精和的思想,认为翻译不可按照字搬,应的精貌和特征,提出:似不形似的翻译%钟书诱、讹、化表 自己的翻译观#诱指翻译在不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引诱读者对爱好不同文学#讹指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距离,译文难免失真和不贴合原文的地方#化指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既不能让译文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姿#三、对当代中国译论发展的展望(一)重视翻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当代学者在古代和近代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翻译基本理论作了进一步研究#辜正坤从翻译标准方面提出多元互补的,即翻译标准一对标准、最高标准和标准的标准,了一的标准观#钧在《翻译论》中从翻译的本质、过程、意义、因、矛盾、、方面对翻译的基本作了全方的#当代译论意翻译研究的研究,从方、方和翻译理论中#中国译学理论的中、古互、多元合,提中国译论中最和的理论,代译论合,出和代,让译论在代语境中的。
试析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标准理论的演进论文关键词翻译标准;翻译思想;翻译风格;“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论文摘要翻译标准理论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脉络,但缺少清晰的勾勒与合理的评判。
有鉴于此,本文从各时期重要的翻译标准理论入手,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理论演变的历史。
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没有定论的话题,从汉代的译经活动算起,翻译在我国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翻译标准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
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中,翻译标准理论已经演绎出了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和一套丰富的理论体系,但鲜有人对这一历史进行清晰的勾勒并作出合理的评判。
有鉴于此,抛开古代经书翻译不论,仅就近代开始,从严复提出“信、达、雅”到“直译”、“意译”,从郭沫若提出“风韵译”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再到后来辜正坤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等,本文对每一时期的重要翻译标准理论进行了分析,以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演变历史和时代特质,为以后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最初的佛经翻译中有“文”“质”的标准之争,可以看作直译和意译之雏形。
“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张“文”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修辞和可读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形式的要求;“质”即内容,主张“质”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不增不减和忠实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内容的要求。
孔子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说,故只强调“文”或只强调“质”的翻译观仅仅抓住了文章“肌质”和“骨架”中的一面。
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信”、“达”、“雅”。
郭沫若对严复的翻译思想非常赞同:“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
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
”他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肯定:“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即“雅”――引者注),因为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
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
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的。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
翻译的发展史,本质上其实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政治、文化、商贸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可以上溯至公元67 年,传至我国的佛经由于语言不通而出现了经文的讲解、翻译。
由此至今的近二千年间,翻译也随着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从四次影响较为深远的高峰期来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高峰期———唐宋及以前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天竺邀请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朝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在东汉、东晋、南北朝、唐朝、北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历时一千多年,译经1 690 多部、6 420 余卷,形成了我国外来文化的巨大宝藏。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这一时期可以归结为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开始,佛经翻译从零散翻译进入了大规模翻译时期。
安息人安世高及来自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都是我国最。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中国翻译理论简介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
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
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
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
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
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
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浅析中国翻译标准理论的演变现阶段我国的翻译标准理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脉络。
本文中主要介绍了笔者从各个时期重要的翻译理论中,总结出来的20世纪中国翻译标准理论演变的历史。
标签:翻译标准理论发展翻译标准理论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脉络,但根据目前的现有研究尚缺少一些清晰的勾勒与合理的综述。
有鉴于此,本文从各时期重要的翻译标准理论入手,归纳总结出20世纪中国翻译标准理论演变的历史。
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话题,如果从汉代的翻译佛经算起,翻译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翻译标准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
抛开古代经书的翻译不论,仅从近代开始,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到“直译”、“意译”,从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再到后来辜正坤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等,本文通过对每一时期的重要翻译标准理论进行梳理,力求呈现出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的演变历史和时代特质,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的参考。
直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外国味,意译或归化译是为了保持译入语国的文化特点。
回顾中国翻译标准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郭沫若应该是最早找到其平衡点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因为从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论发展出了后来的“神似说”和“化境说”。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多产者,郭沫若大量成功的翻译实践在促进我国新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翻译理论的完备与合理。
郭沫若的翻译理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谈文学翻译工作》、《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讨论注译运动及其它》等几篇谈论文学翻译的理论文章中。
郭沫若最早在1920年发表的《附白》一文中阐发了他的文学翻译标准观:“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风韵译”可以说是郭沫若的翻译标准。
“风”是对文章美学特质的一种抽象说法。
翻译标准发展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
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
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了10多部佛经。
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
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
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
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
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
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
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
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
他的译著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
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
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
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及其对当今译学的启示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不同时期的翻译实践。
以下是中国翻译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对当今译学的启示的详细阐述:1.古代翻译:古代中国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对外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上。
早期的翻译主要涉及佛教经典的翻译,如鸠摩罗什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的翻译事业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古代翻译注重忠实传译,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精确性,这对当今译学提醒我们要尊重原文,准确传递作者的意图。
2.明清时期的翻译:明清时期,中国的翻译范围扩大到科技、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作品,如李时中、顾炎武、严复等人的翻译活动。
他们注重翻译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强调对原著的理解和再创造,对当今译学的启示是在翻译中要注重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3.近代翻译:近代中国翻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
翻译家们开始注重对西方科学、文学、政治等领域的翻译,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一时期,胡适、鲁迅等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强调翻译要贴近当代社会需求,注重译者的主体性和对译文的创造性处理,对当今译学的启示是要关注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和社会影响力。
4.当代翻译:当代中国翻译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翻译范畴更加广泛,包括文学、商务、科技、电影等各个领域。
当代翻译注重跨文化交流,强调译者的文化素养和多样性。
同时,翻译研究也更加理论化和专业化。
对当今译学的启示是要关注翻译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借助科技手段提高翻译效率,注重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
总体来说,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对当今译学有着重要的启示。
它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尊重原文、准确传递作者的意图;注重传承与创新的平衡;关注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和社会影响力;关注翻译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借助科技手段提高翻译效率;注重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
这些启示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化、全球化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翻译工作,并推动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摘要:本文先简述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的大概内容,然后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等本体因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翻译领域的功利主义等影响翻译发展的外部因素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沉寂的原因。
认为要结束沉寂期不仅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融合中西译论、翻译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而且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字:翻译理论沉寂期内因外因纵观中国翻译理论,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熟悉的字眼“信”、“达”、“雅”、“神似”,还有“化境”等。
“信”“达”“雅”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要文言化。
如今“信”“达”“雅”三个字已经被我们说滥了,近代翻译理论近百年,长久被当做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当然,内容也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适当的做了延伸、关联和改变。
如:“信”即产生了后来的“忠实”,“达”对应着“通顺”,而“雅”一词被赋予了新的翻译内涵,不是起初所指的译文要文言化,而指在选用词语时要得体,简明优雅。
“神似”“ 神似”,亦即“传神”,“传神达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顾名思义,就是传达原文的精神,通过文字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
不同语言各有特色,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而翻译绝不是坐标似的“字当句对”,而是多层次的传神达意。
文学翻译尤其如此。
傅雷,一位毕生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的著名翻译家。
他视文学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文学精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将介绍一部文学作品不能还原它本身,也认为难以容忍。
他深明文学翻译的甘苦,始终持着严谨、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他以自己的大量译作为印证,在严复的“信,达,雅”之外,另树一帜,标举“神似”,可谓我国翻译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突破。
浅析中国翻译标准理论发展史赵亚玲翻译活动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代就有对经文的翻译。
翻译标准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各有特色,既一脉相承又推陈出新,形成自身清晰可辨的发展史。
一翻译标准理论史的开端"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 [1]。
在最早的佛经翻译中,就有人提出了"文" 和"质"的标准,"文"讲究的是文采和形式,主张"文"的译者着重突出翻译的修辞手法和可读性,"质"讲究的是内容,主张"质"的译者着重突出翻译的忠实性,强调不增不减[2]。
其实,这两条标准就是分别对翻译作品形式和翻译作品内容提出了要求,从中也可以看出直译和意译的雏形。
但是,只强调"文"或只强调"质"的翻译观都只是仅仅抓住了文章内容和形式之一。
二翻译标准理论的近现代发展近现代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并发表不同见解,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使翻译标准理论不甚明了和难以把握。
1.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于1898年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是一个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
按照严复的本意,"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3]。
一直以来,翻译工作者们对第一和第二个标准较为赞同,但对第三个标准却有很大争议,因为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对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损其文体特点。
郭沫若对严复的翻译思想就非常赞同,他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肯定,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即"雅",因为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
但严复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这条标准也已经失去了历史进步性。
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信达雅"说渐渐被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们所接受,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的语言形式,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4]。
2. 直译和意译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启蒙"的要求,使翻译文学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它的文体、思想和创作方法被无数文学爱好者所效法[5]。
这一时期,直译、意译和归化译是翻译标准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和意译(free translation)是两种不同的译法,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围绕着这两种译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直译指的是在语言条件许可下,在译文中不仅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转达原文意思的时候,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同原文一致起来,能完全对等的就完全对等,不能完全对等的也要大致对等。
如:crocodile's tear 鳄鱼的眼泪;armed to the teeth 武装到牙齿;chain reaction连锁反应;gentlemen's agreemen君子协定;纸老虎paper tiger ;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等等。
1922年,茅盾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写道:"近来颇有人诟病'直译';他们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看起来很吃力'。
我们以为直译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
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6]。
鲁迅也是积极主张直译的,并"在直译的路上越走越远,发展成了'硬译'"[7]。
意译是指原文的有些内容与形式不宜用汉语直接表达,而是经过解析后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更着重于意思的翻译,而不拘泥于表面文字,站在译入语国的立场上,按照该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把原著的内容和思想精神翻译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意译就是一种归化译。
当遇到一些非常熟悉的词语,而这些词语往往可能包含深层含义,如照字面直译,就会闹出笑话,这时就要将深层隐含的意思译出来,既打破原文的语言形式,用译文的习惯表达形式把原文的意蕴再现出来。
这就是意译。
如:Adam's apple 喉结;at sixes and sevens 乱七八糟;It rains cats and dogs (elephants and whales).大雨滂沱;Don't cross the bridge till you get to it.不必担心过早(不必自寻烦恼);Do you see any green in my eye 你以为我是幼稚可欺的吗,等等。
但如果偏离了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而随意发挥,如捕风捉影地进行编纂和杜撰,那就成了胡译、乱译。
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对意译作出了这样的批判:"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能懂,如果你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同时,鲁迅在该信中也批判了"归化"说:"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
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5]。
在二三十年代,反对直译的人所反对的是看不懂或看起来吃力的译文;反对意译的人所反对的是随意增删原著、不讲究忠实原文的译文。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直译和意译是不可分割的。
很多人在翻译的时候是盲目追求直译,想要把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按原文的表面意思翻译过来, 那这样的译文就会生涩难懂。
什么时候用直译,什么时候用意译,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
如果原文句型与目的语言的句法规律较接近,词序也一致,本身意思又比较清楚,就可以多用一些直译,这样的译文就比较通顺又易懂,是比较好处理的翻译。
虽然直译和意译是相对的概念,但在很多情况下,界定也不很清晰。
1946年,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写道:"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
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
'直译'偏重对于原文的忠实,'意译'偏重译文语气的顺畅。
哪一种是最妥当的译法,人们争执得很厉害。
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
......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
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8]。
3.异化和归化异化和归化是另外一种翻译标准的提法,看起来和直译和意译有些相像,但并不是简单的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是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 它们更多了一些文化的东西,属于一种策略, 而直译意译更多了些技巧的东西,是翻译方法,属于一种语言形式。
另外,归化与异化和政治、文化、哲学、诗学等联系紧密, 归化与异化在文本选择上有一定影响,因为文本选择, 语言形式的改变给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感觉; 二是在归化异化手段下可以用边缘原文翻译正统话语, 或者是正统原文翻译边缘话语, 直译和意译却只能遵从原文的语言形式,用文言文翻译散文是异化的翻译实践, 如果用直译意译的翻译方法是无法判断的, 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归化异化比直译意译更先进一些[11]。
异化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国语言特点,吸纳外国文化。
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Venuti, 他提出"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 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 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差异"[9],因此,有时候读他的译文会觉得不通顺, 有些比较难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接受外国文化。
归化的翻译更具有译入语的本土气息, 对于译入语的读者来讲它更通顺容易理解, 而且可以避免多义或是歧义。
很多情况下原文和译文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找不到对等一致, 这时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可见归化也具有弥补语言差异的功能。
伟大的哲学家尼采(Nietzsche) 是归化的坚定支持者, 他在《愉快的知识》中认为"翻译就是征服(Translation as conquest)"[10], 他反对翻译中的盲从、趋附, 主张译者"要放开手脚,不拘泥与原文"[12]。
在我国,异化和归化之争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最为激烈。
当时白话文已经开始发展, 异化翻译客观上丰富了汉语表达方式,促进了白话文的发展。
鲁迅先生一直都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异化能够丰富汉语句法引进文化,提升汉语。
4. 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争论持续到四五十年代,可以看出,直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外国味,意译或归化译是为了保持译入语国的文化特点,二者均未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在中国翻译标准的演进历史中,郭沫若先生可能是最早找到该平衡点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因为只有有了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论,才会有后来的"神似说"和"化境说"。
"风"是对文章美学特质的一种抽象说法。
"韵"当指文章的雅致,它常与"神韵"、"风韵"相连,要求诗歌写得空灵,给人"悟"和"品"的空间。
"风韵"主要还是一种形式美学,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混沌和感悟性特点。
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是从译文的美学角度来要求翻译不仅要通达和雅致,而且要具备形式美。
这种关于美学的说法在前人的翻译理论中是没有或很少出现过的,这可以说是郭沫若对前人翻译理论的突破,也是他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