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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分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作者：徐子尧潘李靖来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01期摘要：基于我国1081家上市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市级政府企业所得税分成率衡量税收分成。
研究发现，税收分成与企业创新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收分成程度的提高，其对政府的“征税激励”将超过“税基保护激励”，导致税收分成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促进转为抑制。
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制和行业性质对这一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結果显示：国有企业曲线的形态更加陡峭、转折点发生左移、创新整体水平更低;高科技企业的曲线更加陡峭、转折点发生右移、创新整体水平更高。
关键词：税收分成;企业创新;非线性;征税激励;税基保护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1-0044-08;中图分类号：F273.1;F812.2;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不仅受市场调节、自身驱动的影响，政府在激励企业创新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效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
[1]以税收分成为主的分税制是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体现，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
税收分成的调整能够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刺激其关注本辖区内企业的发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所确定的固定税收分成比例仅指它与省政府间的分配，省以下的财政关系依然纷繁复杂，“分税”与“财政包干”兼而有之。
[2]“分税”制度的省份并未采用固定比例，而是弹性分成制度。
[3]因此，由于我国省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采取的税收分成制度因各省情况而定，导致税收分成对省级以下政府产生的激励作用大小可能不同，进而对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若要在真正意义上解释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税收分成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就必须要进一步理解市县财政收支的分配结构。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5～2013年间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以市级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衡量税收分成，以企业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试图分析和检验以下问题：（1）税收分成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若有，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2）若税收分成能有效影响企业创新，那么除单纯的线性关系以外，两者之间是否还可能存在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3）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而言，税收分成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核心变量“税收分成”是财政分权领域的重要概念，而目前研究财政分权的文献中，大多将视角聚焦在中央与省之间的财权分配关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4，5]，少有文献探讨省级政府以下的分成制度，而本文将税收分成指标精确到了市级层面来探究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解析我国税收分权的激励效应作者：谢梅辉来源：《今日财富》2018年第04期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税收分权政策应运而生，新政策的出现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如何更好的利用税收分权的激励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现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中国采取税收分权制度入手，分析了中国税收分权的内涵和意义，立足于中国税收分权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在意识到问题所在的基础上进行正向的激励，提升税收分权的激励效应，从而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使中国能够以经济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一、中国税收分权的内涵和意义在中国，税收制度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的发展，税收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自建国以来，中国税收制度的变迁包含几个阶段：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税收制度，在这个阶段中央政府在中国的税收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地方将所有的税收所得全部上交给国家，构成中央财政的核心部分，但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迟缓，一方面是因为发生的“左倾错误主义”事件，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在税收上的高度集权导致地方领导人缺乏提升经济效益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地方包干税收制度，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央在税收方面仍占有较大的主导权；1994年，中国的税收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即所谓的税收分权制度，开启了税收分权的新阶段。
税收分权制度中，中国在中央和各级地方部门均设置了独立的税收机构即国税局和地税局，在税收分权制度实行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部门都具有一定的税收收入，通过调控中央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比例占额，从而将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制度，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中国，税收分权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税收分权制度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国的政府划分中机构繁多，大到省市，小到村镇街道，这些机构的设立反映了中国的全责分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当代制度的透明化。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的匹配与地方经济增长摘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学界并没有什么争议，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便于根据战略规划进行宏观调控。
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分权被发现对经济有抑制作用，而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不仅对经济规模的增长有推动作用，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有裨益，而且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分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则相对复杂，中央显性的集权有效遏制了地方性风险的累积，无论对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质量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对金融分权的匹配与地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地方经济增长引言在已有基础上概括性提出：金融分权是不同层级政府间和政府与地方间就金融资源的分配权和控制权进行划分的一系列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安排。
并将其划分为金融分权Ⅰ和金融分权Ⅱ两个维度。
较于财政分权，有关金融分权的研究明显滞后。
在中央—地方的权力博弈中，我国大致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制搭配。
财政分权的内在逻辑是：地方政府在管理当地事务方面具有信息优势，如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了解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从而提供相应服务等。
1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1.1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的机制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被普遍认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
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予以财政补助也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方式。
财政权力主要体现为财权和事权，分税制改革后形成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态势，导致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官员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会将“攫取之手”伸向财政预算外的经济资源，而这正是近年地方债务激增和土地财政化等现象的背后原因。
债务激增会增加信用风险，而土地财政化则将政府与房地产行业高度绑定，造成房市泡沫的同时，也承担着泡沫破裂导致的一损俱损的风险。
1.2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的机制金融分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相对复杂，一方面金融分权过高会导致通胀和经济过热，加大宏观经济波动，也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作者： 方红生[1];张军[2]
作者机构： [1]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出版物刊名： 管理世界
页码： 21-3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新财政集权理论;攫取之手;援助之手;匹配区间
摘要：通过改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并设计了4个研究假说。
通过构造1999～2009年间财政集权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方法，本文证实了所提的假说。
基于这些实证结果，本文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
结果表明，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这一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
本文的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而证伪了陈抗等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攫取之手之观点。
官员特征、激励错配与政府规制行为扭曲———来自中国城市拉闸限电的实证分析袁凯华 李后建【摘要】论文基于拉闸限电的政策背景，从理论上提出了激励错配下，官员特征影响政府规制行为扭曲的内在机理，并借助于相关数据进行检验。
研究表明，拉闸限电并非一般的简单粗暴型行政行为，而是激励错配下，政治官员片面追求晋升利益的扭曲行为。
具体而言，年龄越长、晋升概率越小的官员越倾向于短视政策，但政治风险承担较低的特性会使此类行为发生的频率降低。
本地官员由于需要回报当地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有偏政策；但是，较长的任期可以引致官员的理性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短视行为发生频率。
以上因素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区域分化的个体特征，这表明，纠正当前政府扭曲行为不仅需要提升环境激励，更须侧重官员个体差异。
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治. All Rights Reserved.更替的潜在冲击，论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关键词】拉闸限电 地方政府 攫取行为 官员个体特征【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５９－２４一、引言尽管凯恩斯学派告诉我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适当调控，但是由于官员作为政府机构的执行代表，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难以彻底避免（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４），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操纵官员谋求个人私利（Ｒａｊａｎ＆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导致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有可能追求个人私利。
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一只“帮助袁凯华，厦门大学环境与贸易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李后建（ｌｉ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ｙｉｎｇ＠１２６ ｃｏｍ），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特聘副教授。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质量提升路径研究”（１２ＣＪＬ０２２）。
之手”，也可能是一只“掠夺之手”（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