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就

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揭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以下是十大成果的简要介绍。

1. 陕西兵马俑：1974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的秦始皇陵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坑。

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帝陵墓的护卫军，规模宏大、造型逼真，成为世界闻名的考古发现。

2. 河南殷墟：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现了商代遗址，即殷墟。

这个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里程碑。

3.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河南洛阳的李家洼遗址、湖南岳阳的鸭子口遗址等。

这些遗址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4. 云南元谋人：1965年，考古学家在云南元谋县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被称为“元谋人”。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对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5. 甘肃敦煌文化遗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甘肃敦煌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址，如莫高窟、鸣沙山等。

这些遗址保存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和壁画艺术，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艺术史具有重要价值。

6. 山西平遥古城：1986年，山西平遥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座古城建于明代，保存了丰富的明清时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材料。

7. 四川三星堆遗址：1986年，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三星堆遗址。

这个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象牙器和玉器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三星堆青铜面具，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

8. 湖南岳麓山遗址：1992年，湖南长沙市岳麓山下发现了距今约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这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玉器等，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北京周口店遗址：1927年，考古学家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发现了距今约70万年的古人类遗址。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

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

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

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

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

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

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

中国考古学的开展历程中国考古学的开展历程一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开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开掘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开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开掘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开掘，累计开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

开始开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开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

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开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开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

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开掘，在开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良。

从此，殷墟开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

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22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开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珍贵的科学资料。

与此同时，又开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中国考古学的开展历程二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除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开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

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开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

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

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

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

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

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

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

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

事实上无论砂锅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

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

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一、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

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

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

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

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

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

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

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

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