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到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新中国考古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近二年来，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锋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和陕西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如何以勤劳和智慧开启人类文明；循着青铜文明、甲骨文字、四大发明，人们可以看见中华文明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无论秦俑汉陵、塞上长城、长安古都，还是金印玉玺、简册帛书、宝寺佛屠、秘瓷金樽，无不记载着文明古国的繁华和荣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代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同时也主动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发掘。仅去年，全国就有4000多个考古工地同时作业，发掘出大量文化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
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
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
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
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
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
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
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
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
评。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
果为人们所推崇。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
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地层
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
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