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及解析】范仲淹和庆历新政

范仲淹等人发动的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庆历新政”是一场由范仲淹、富弼等主导的以整顿吏治为核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官员办事效率，及发展农业，增加赋税，藉以达到节省国家开支，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的改革行动。

庆历三年（1043年），刚刚出任参知政事不久的范仲淹，在急切想要通过改革来改变宋朝积弱现象的仁宗皇帝的催促下，曾坚定认为“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的范仲淹迫不得已只能是“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向仁宗皇帝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出了此时此刻最需要得到解决的十项内容。

这十项是:明哲保身，抑侥幸，精贡，选将帅，使尽土地，耕桑，修武备，减徭役，善待秦恩信，重号令。

这十项内容主要是针对宋朝的吏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四个方面，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是为澄清吏治；厚农桑是为发展经济；修武备是为整治军备；覃恩信、重命令是为厉行法治。

明黜陟即对于官员的升迁实施严格的考核。

仁宗时期，宋廷实行的是“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即文官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升迁考核，武官每五年可以参加一次升迁考核。

简单的说，在范仲淹未进行改革时，宋官员的升迁是只看资历，不看政绩，只要你任职时间满了，朝中又有人，那你升迁就不成问题。

想想看，宋朝的官员就是靠着这个制度来进行升迁的，你说宋廷还能出现几个想干实事的官员呢？对于仁宗朝的官员而言，反正只要在这三年内不要出错，专心地跟上司搞好关系，这样就肯定能升迁，而至于地方治理的怎样，治下百姓过的如何，这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反正是好是坏，又不影响不到他们的升迁。

可以说，这种升迁制度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正如范仲淹所言：“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它是让整个宋廷都充斥着因循苟且，无所作为的昏庸官员，而试问，在这些官员的治理下，这天下岂能好呢？如此，范仲淹认为要想吏治清明，首要改革的就是磨勘制度。

而对于磨勘制度的改革，范仲淹就给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首先，“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就是若任上政绩卓越的，则不问年限资历，可直接破格提拔。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

范氏两岁时丧父，家道中衰，其母改嫁，家境贫寒，但读书极为刻苦。

宋真宗大中样符八年（1015），26岁的范仲淹登进士第，开始官宦生涯。

天圣三年（1025）日，范仲淹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从九品）上书皇帝，提出“赏延”之弊，即宋代恩荫太滥，造成官员因循守旧的坏风气。

两年后（1027），范氏又呈《上执政书》，批评朝廷满足于表面上的天下太平，而听不进不同意见。

针对当时武备松弛、国用不足等弊端，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绮，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建议天圣八年（1030），范氏针对河中府户口稀少、吏员众多的情况，上疏朝延，要求合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

但均石沉大海，未得到朝廷的重视。

其后，范仲淹与朝廷执政大臣意见不合，几上几下。

景祐三年（1036），又被斥为“朋党”，罢去权知开封府职事。

庆历初年，陕西安抚使王尧臣为范仲淹鸣不平。

欧阳修等上书朝廷，称“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要求仁宗推行改革。

庆历三年（1043），宋对西夏战争惨败，仁宗罢去吕夷简的相职，任命欧阳修、蔡襄等为谏官，表示了改革天下弊端的意向。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纷纷上书提议改革。

于是，仁宗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

仁宗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改革弊端、太平天下的方案来。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呈《上十事疏》。

其主要内容是：一曰明黯防（针对官员升迁的弊端）；二日抑侥幸（针对恩荫制度的弊端）；三曰精贡举（针对科举考试“专以词赋取进士”等弊端）；四曰择长官（针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不问贤愚”的弊端）；五曰均公田（针对职田分配不均，主张地方官均其收入的建议）；六曰厚农桑（建议修复江南水利，发展农业，减少槽运）；七曰修武备（主张于京畿等地招募强壮兵士五万，充京截卫士，“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节省兵费，又可加强防卫）；八曰减儒役（建议合并部分州县及税务机构，以减轻上三等户的负担）；九曰覃恩信（针对各级地方官员不能真正落实朝廷宽赋敛、减徭役等举措，强调政府要取信于民，严惩违制的官员）；十曰重命令（提出立法当谨慎，一旦颁行，当严格遵循）。

范仲淹变法的主要内容范仲淹变法（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明黜陟1. 旧制弊端- 北宋旧的官员升迁制度，论资排辈现象严重。

官员只要在任上达到一定年限，就可以按照规定依次升迁，不论其政绩优劣。

2. 改革措施- 严格考核官员政绩。

根据政绩好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罢黜，改变过去单纯按照任职年限升迁的做法，对有特殊才能和突出政绩的官员可以破格提拔，对老病愚昧之人则予以淘汰。

二、抑侥幸1. 旧制弊端- 当时恩荫制度泛滥。

官员子弟凭借父兄的职位，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等正规途径就获得官职，这导致官员队伍庞大臃肿，而且很多人并无真才实学。

2. 改革措施- 限制官员子弟依靠恩荫为官的数量和范围。

例如，规定官员子弟必须通过一定的考试或者达到一定的年龄等条件才能恩荫入仕，并且对恩荫的人数进行严格限制，以减少冗官现象。

三、精贡举1. 旧制弊端- 科举考试内容重诗赋，轻策论等实用知识。

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而且在教育方面也不利于培养全面的人才。

2. 改革措施-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

注重考察考生的策论水平，要求考生能够对时政问题提出见解和解决方案，同时兼顾诗赋等内容。

并且重视对考生品德的考察，在教育上，要求州县立学，改变过去只注重科举应试教育的局面，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四、择长官1. 旧制弊端- 地方官员选拔缺乏严格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管，导致很多地方官员素质低下，治理能力差，严重影响地方的发展和稳定。

2. 改革措施- 建立严格的地方官员选拔制度。

由朝廷选派得力的官员担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等重要地方官职，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品德，选拔有才能、廉洁奉公的人担任地方长官，以提高地方治理水平。

五、均公田1. 旧制弊端- 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分配不均。

有些官员职田过多，而有些官员则职田不足，这影响了官员的收入和工作积极性，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2. 改革措施- 重新调整职田，均衡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分配。

按照官员的品级高低、人口多少等因素重新分配职田，使官员的俸禄收入相对合理，以保障官员的生活，同时促使他们廉洁奉公。

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富弼、韩琦三个人推行的。

1、范仲淹：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

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

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

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

西北边事稍宁后，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

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

2、富弼：
宋仁宗天圣八年，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

庆历二年，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

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

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

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

至和二年拜相。

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

宋神宗熙宁二年再度为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亳州，拒不执行青苗法。

3、韩琦：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

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

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

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

宋英宗时，参与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

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又反对“熙宁变法”。

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

庆历新政的背后：失意的改革家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条，是仁宗的动摇。

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

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

范仲淹临危受命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

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

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

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

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

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

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

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

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

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

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

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

三年之内，州政大坏。

继任知郢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