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对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学号：姓名：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统治权理论和自由、民主、容忍三大悖论的提出对民主制度提出挑战，近代民主理论在深入分析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同时对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谁应当统治”进行解构，并最终将此问题转换为“应如何对统治者进行管理”这一现代民主问题。
其手段是从对执政者的人格设定入手，提出选择政治精英的制度理想和基本标准，揭示政治精英堕落为“无赖”的理论可能性，补充完善防范“无赖”的政治理念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对剥夺“握有利剑的疯人”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正义性进行理论论证。
一、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隐性基础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谁应当统治这个国家？按照柏拉图的正义理念，天生的统治者应该统治，而天生的奴隶应该受到奴役。
那么，天生的统治者应该是什么人呢？柏拉图本人的回答是：最优秀，也就是最睿智的人。
他认为，“除非真正追随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利，或者拥有政治控制权的阶级靠天赐良机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人类将不会有好日子”。
为了这最好的统治，柏拉图对五种政治制度进行了分类并对其优劣进行了品评。
1和2为君主政体：由一个好人统治，它的变体是暴政——由一个坏人统治。
3和4为贵族统治：由一些好人统治，它的变体是寡头统治——由一些不好的人统治。
5为民主：由人民，或多数人统治，即大众统治。
柏拉图认为：好的制度的特点是依法治理，其中最好的制度是由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其次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最差的是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相应的，坏的制度的特点是不依法治理，故最差的制度是由一个人统治的独裁，其次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最好的是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
对于民主制，柏拉图认为“它是最坏的有法律的制度，最好的无法律的制度”，因为“大多数人统治的制度在一切方面都是虚弱的，既不能行大善，也不能作大恶”。
柏拉图还提出民主制可能导致的“自由悖论”、“容忍悖论”和“民主悖论”。
“自由悖论”认为：在不受任何约束控制的意义上，自由必然导致非常巨大的限制，因为它使得恶霸随心所欲奴役顺从者；“容忍悖论”认为：无限的容忍一定导致容忍的消失，因为如果我们把无限的容忍甚至扩展到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准备去捍卫一个容忍的社会反对不宽容的攻击，那么容忍者就会伴随着宽容一起遭到毁灭；“民主悖论”认为：通过大多数人的选择，一个暴君可能登上统治者的宝座。
可以说，柏拉图关于民主的论述对于今天的政治哲学仍有很大的挑战性，如何应对柏拉图的挑战尤其是如何避免柏拉图提出的民主制的三大悖论，对于今天的民主理论应是永恒而常新的课题。
近代民主理论认为，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有一个隐而未现的前提应该值得注意，那就是：柏拉图将政治权利完全等同于统治权，这样就把我们所有的政治努力都建立在“希望成功地获得优秀的、有能力的统治者”这一企图之上。
这就需要我们对统治者的人格设定进行修正，即：统治者不总是仁慈和智慧的，他可能堕落为“无赖”甚至成为握有权力这把利剑的“疯子”，因此“谁应该统治”这一问题必然过到“统治者应如何统治”甚至“如何对统治者进行管理”这一问题。
下面，将从近代民主理论对统治者的人格设定(精英、无赖、疯子)出发，考查其理论路向和基本方法，探寻近代民主理论的演进过程。
二、选择精英：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理想设定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公共事务的复杂化，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直接民主制更成为近似乌托邦的政治幻想，进而，代议制成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必然选择。
谢茨施耐德在《半主权的人民》中对代议制民主取代直接民主进行了理论论证，解释了代议制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而是人民同意”的思想。
他认为，民众于公共事物的角色，就像一个人没有必要因为要买一台物美价廉的电视机而去了解电视机的制造过程一样。
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了解如何管理政府，那样既不现实，而且永远也无法达到。
民主应该是“无知的民众与专家的一种合作过程”，是一种“民众可以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和领袖所提供的选择范围中做出选择”的政治体制，是让民众表达“同意”和“不同意”的权利机制。
由此，代议制解决了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问题：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民通过选出代表行使国家政权的制度，其实质是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精英民主论认为人民在历史中没有什么地位，历史的舞台不过是走马灯般的精英在演出。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精英民主论揭示出了民主政治中人民与精英的“委托—代理”关系。
人民选择政治精英也是有预期条件和前在预设的。
政治精英的基本标准应该包括：具有把服务社会作为职业的意识，对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感兴趣，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信任；具备执政的本领，有管理国家和领导政府的才能，同时是某个领域里的专家；是某个政党的领袖或利益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能够团结自己的政党或利益集团，提出为民众拥护的政策和纲领；具有民主的素质，能够运用民主的原则和程序进行民主的运作；具有法制观念和运用法律以及提出立法建议的能力；既具有关怀平常人的情感，又具有不轻易受普通人情感影响的意志品质。
人民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对政治精英的设计和选择提出一些具体的希望和要求。
但是，以上这些基本标准，则是设计和选择政治精英的起码条件。
三、防范“无赖”：权力制衡、社会制衡、参与制衡民主政治的标志，绝不仅仅是公民可以和平的选择和起用他们的“老板”，而是特别强调要防范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成为“无赖”。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其对民主政治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政治制度设计中的“无赖假定”。
他提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无赖假定”认为，公民选举出的政治精英有可能成为“无赖”，所以，要通过完善的制度钳制功能，防止和遏止他们萌发谋求一己私利的“无赖”冲动，保证他们“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
实践的二律背反表明：把政治精英假定为“天使”、“圣贤”加以信赖和崇拜的制度，往往得到的是恶魔，最终受害的是民众；而为了防止政治精英成为“无赖”的制度假定，不仅保证他们不成为恶魔，也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和保证。
防范政治精英成为利用权力攫取金钱和更大权力的“无赖”的政治理念，从历时性上看，经历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和“以参与制约权力”的演变。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首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原则。
孟德斯鸠认为，三权分立必须辅之以三权互相牵制，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无论我们关心的是少数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多元政体理论表明，政治科学家必须直接注意的第一位的、关键的变量，是社会因素而不是宪法因素”。
在他看来，如果多元统治的必要条件不存在，那么没有什么旨在限制领袖权力的宪法能残存下来。
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使利益和保障与对权力的社会制衡更加一致。
“以参与制约权力”的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欧美政治动荡时期起到了先导作用。
“以参与制约权力”论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和公民社会相分离的，是社会不平等和公民权力异化的创造者。
只有通过民众的直接参与，制约政治精英的权力，减少来自权力中心的压抑，人民才能变成自我的主人。
他们认为，参与民主制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过程”，具体指出：在主要的社会机构管理(包括工厂和地方共同体)中实行公民直接参与；政党通过使其首脑对成员负责的方式重新组织；在立法机构中，“参与政党的运行”；维持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以保证检验政治形式的可能性。
四、剥夺“疯子”：道德的正义与历史的正义与“哲学王”的理想相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另一个思想常被忽略：克法洛斯提出，当一个人借了某东西，那么将所借的东西还回去应是正义的题中之义。
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反驳：比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醒时曾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
如果还给他，那倒是不正义的。
这是一则关于统治理论的隐喻：一旦所谓的政治精英被种种欲望和嗜好所支配，并由于激情和热望的专横而疯狂，成为一位专制的统治者，一位握有利剑的疯人，那么人们再继续赋予他权力就属于不正义的行为。
那些产生权力的人民，既有拥有设计、选择、管理政治精英的权力，也拥有当政治精英成为“疯人”时剥夺他们的权力。
这是历史赋予人民的权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剥夺“疯子”不仅具有道德正义性，同时也具有历史正义性。
1933年3月被民主采纳的授权法案使德国乃至整个世界陷入了沉重的灾难。
为了驱逐由“合法”程序而产生的希特勒的独裁，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新问题：我们如何组织政府以防止那些坏的统治者造成的破坏？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与其说是人民统治不如说首先是一种用于保护自己不成为专制的机制。
这就要求民主应始终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在政府无法履行其权利和责任时，而且在我们认为其政策是恶劣或者错误的时候，能够使我们不经流血地将其去除”。
这就意味着，在民主制度的现实操作中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要进一步理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合理地划分和配置权力。
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必须保留对代理人(即政治精英)的控制权和决定权，人民必须直接保留对政府官员的选举权、罢免权等，而政府则主要掌握对国家事务的具体决策和管理的权力。
只有这样的宪政安排和权力划分，才能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健全剥夺“疯子”的安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