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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名词解释概述及应用场景1. 引言1.1 概述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是一门涉及文学作品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学科领域。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地区、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异同之处。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扩大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学的认知，还可以揭示出某些特定时期或区域中共同存在的主题、流派以及创作技巧。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论述：首先，我们将对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涉及到的名词进行解释，包括比较文学和平行研究。
接下来，我们将概述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背景，并介绍其应用场景，其中包括跨文化比较和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对比批评。
然后，通过实例分析与讨论，我们将具体探讨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现代派运动之间以及古希腊悲剧与古印度悲剧之间的平行研究。
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比较文学平行研究领域的一个概览，阐述其重要性和应用场景。
通过探讨实例和分析研究方法，我们旨在引发读者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并启示他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相似性和差异性对于理解世界各地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背景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希望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展望和思考。
2.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名词解释：2.1 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不同文化、国家、地域或时期的文学作品之间相互比较和对比的研究领域。
它通过分析和探讨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共同点、差异性和关联性，揭示出它们在思想、主题、风格以及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相似性和相异性。
比较文学的目标是促进对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并且通过对比研究，深化我们对各种文学作品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2.2 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论。
它基于一个假设，即不同地域或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或相似性。
通过平行研究，我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将不同地区或时期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
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注重对象的文学性，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
平行研究的提出是美国学派的贡献。
一、平行研究的可行性:平行研究比较的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对象，它不可能像影响研究那样可以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么，平行研究何以能够存在呢?下面，我们通过探讨文化和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以论证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1．文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越来越受到关注。
人们逐渐摆脱孤立、割裂的思维方式而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一种宏观的综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和人性的综合研究上。
就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宏观地勾画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大致都需要经过这些阶段。
20世纪以来，人们不断修正和补充社会发展的理论。
如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的补充和修正，但这些修正并没有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的类同。
法国社会学家德鲁兹则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共性。
德鲁兹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分为五个阶段。
起初是“无符号”阶段，这是一个无符号、无沟通，与动物相差无几的蒙昧时代；第二个阶段是“符号化”阶段，人类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赋予客观世界以名称和形式，如可吃与不可吃、生吃与熟吃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超符号化”阶段，随着人类对符号的运用，产生了系统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开始固定并被“神圣化”，人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僵化的符号；第四个阶段是“解符号化’’阶段，所有神圣的名目不再有意义，一切用符号结构起来的“系统”已经分崩离析、“零散化”，人们甚至怀疑语言系统能否真正具体表现人类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感受。
平行研究名词解释
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是指在同一个研究课题下，同时进行
多个独立的研究的方法。
这些研究之间是同时进行的，它们的设计和实施都相互独立，并且使用相似的方法和目标，但是有不同的变量和参与者。
平行研究通常被用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以及比较不同的干预措施的效果。
在平行研究中，研究人员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段或不同的群体中进行研究。
例如，一项平行研究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同时进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研究小组和研究参与者，但他们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目标。
这样的设计可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般性，因为它可以避免由于特定地区、时间或群体的影响而导致的误导性结果。
平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独立性。
每个平行研究都是相互独立的，不受其他研究的干扰。
这意味着每个研究组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设计研究方案，并在独立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研究。
这种独立性可以减少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般性。
平行研究还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
例如，在一项医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可能同时比较不同药物的疗效。
每个平行研究组将测试一种不同的药物，但使用相同的研究设计和目标评估标准。
通过比较不同药物组之间的差异，研究人员可以评估每种药物的效果，并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总之，平行研究是一种同时进行多个独立研究的方法，用于验
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以及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
它的独立性和一般性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并有助于指导实践和决策。
---------------------------------------------------------------最新资料推荐------------------------------------------------------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两大支柱，在现代理论的激发下，呈现出新的形态。
影响研究的代表学派是法国学派，他们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
影响研究，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
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
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
《惠特曼〈草叶集〉与郭沫若〈女神〉比较研究》用的就是影响研究的方法。
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
一、内容上，崇尚自我、赞美自然的泛神论精神在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身处 19 世纪中叶的惠特曼自称《草叶集》是人自身的伟大骄傲之歌。
惠特曼笔下的自我不仅是有着作为生物肉体与精神的纯粹的自1/ 9我，同时这种自我又具有一种泛化精神，能够涵括一切自我、一切人。
这种泛化的自我其实正是那具有无穷智慧和力量，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普通美国民众。
郭沫若在《女神》集中的《梅花树下的醉歌》里由对梅花的赞美转向对自我的赞美并进而上升到对整个宇宙本体的赞美。
与惠特曼的充满民主思想和人道理想的自我形象相比较而言，郭沫若的自我更具有一种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
二、在诗歌形式上，惠特曼的摧枯拉朽、大河奔流似的诗风和自由活泼的诗体给郭沫若以深刻的影响。
平行研究，是指关于那些不存在事实联系，也即不存在先后的因果关系，而只存在平行的互置关系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中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
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注重对象的文学性，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
平行研究的提出是美国学派的贡献。
一、平行研究的可行性:平行研究比较的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对象，它不可能像影响研究那样可以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么，平行研究何以能够存在呢?下面，我们通过探讨文化和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以论证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1．文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越来越受到关注。
人们逐渐摆脱孤立、割裂的思维方式而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一种宏观的综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和人性的综合研究上。
就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宏观地勾画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大致都需要经过这些阶段。
20世纪以来，人们不断修正和补充社会发展的理论。
如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的补充和修正，但这些修正并没有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的类同。
法国社会学家德鲁兹则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共性。
德鲁兹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分为五个阶段。
起初是“无符号”阶段，这是一个无符号、无沟通，与动物相差无几的蒙昧时代；第二个阶段是“符号化”阶段，人类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赋予客观世界以名称和形式，如可吃与不可吃、生吃与熟吃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超符号化”阶段，随着人类对符号的运用，产生了系统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开始固定并被“神圣化”，人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僵化的符号；第四个阶段是“解符号化’’阶段，所有神圣的名目不再有意义，一切用符号结构起来的“系统”已经分崩离析、“零散化”，人们甚至怀疑语言系统能否真正具体表现人类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感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来也许会出现第五个阶段——“重新符号化”阶段，即重新认识世界并赋予它新的名称。
不仅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大致相似，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也有着某些本质上的相似，这不单指生理方面，也包括心理现象。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
”尽管历史有古今之别，人类有肤色之分，但人类毕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类。
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分人格结构等都揭示出人类心理活动的某些共同特征，这里不再赘述。
简言之，人类文化中的共同点是非常多的。
但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传统也会形成文化的差异性。
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虽然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基本人性上有着许多共同性，但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古代一直是牢固的农业经济，而西方自古以来在经济形态上就具有较鲜明的商业性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精神。
老舍在他的作品《二马》中曾通过人物形象揭示了中、英民族性格的差异。
马则仁的闲适、闲暇与英国人的“时间就是金钱”相对立，老马重仕轻商的意识在以金钱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被击得粉碎。
就中西哲学的差异而言，中国哲学主要与人事相关，“四书五经”都是谈人事的，《论语》开篇第一段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西方的哲学则大多是与科学连在一起的，西方哲学注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差异。
中国哲学强调统一、整体、和谐，西方更注重差异、多元、矛盾。
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融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性、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与自然休戚相关。
据传为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有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
三者相为手足，不可无一也。
”儒家追求天道、天理，实质上是探求人的生命之道、行为之道；道家主张“法自然”、“法天贵真”，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然的顺应和回归，与自然融为一体，进入一种“天和”、常乐的至境。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哲学必然更加关注人生的体悟及精神伦理的修养。
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站在世界、自然之外观察它、研究它的；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对抗关系，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人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
这种“占有的权力”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历史观而言，西方的哲人则多向前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引颈眺望，心神奔驰。
鲁迅先生曾指出：“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人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
”中国的智者常常将眼光投向过去，老子就要求人们“返璞归真”，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去。
文人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尧舜时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们经常听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陈独秀曾鲜明地指出其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
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中国的理想模式是“协和万邦”，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说，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有人曾将中西文化差异作一形象的比喻，中国文化的象征是“太极图”，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十字架”。
这一比喻很值得体味。
“太极图”是圆的、平衡的、具有向心力的，同时也是封闭的、互相纠缠的、内部运动和斗争的。
“十字架”纵横相交，向四方延伸，显示出一种张力，也显示出侵略性和扩张性。
认识和了解中西文化的这些差异是必要的，只有认识到民族的差异，才不会生搬硬套，犯普遍主义的错误，才能有选择地吸收和发展。
以上仅是就主导文化而言，每个民族都有与主导文化相应或相反的亚文化群，它们构成了民族特色中的例外。
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一样，仍建立在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上，这也许是比较文学的宿命。
2．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文学作为文化的象征和体现也同样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宏观的综合的文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自觉。
文学的共同性突出地表现在“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韦勒克语)。
从宏观的层面讲，也就是人性和文心的相似。
首先，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命形式，世界各国的人们在体验情感时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爱与恨，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例如，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震撼全球亿万观众的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展现了人性中所共有的隐秘且珍贵的情感，触动了一般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心弦。
这种体验具有超个体、超历史的一面。
郑振铎先生在早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就发现了这一点：“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然而超出这一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地相同。
”其次，文学本体及其存在形式在各民族文学中也有着许多共同性。
各民族文学都有诗歌、戏剧、小说等相应的文学体裁，并且小说这一体裁都较诗歌晚，因为小说的发展需要一些新的因素。
各民族文学都有夸张、拟人、比喻、象征等相近的表现手段。
这些形式因素具有超历史、超个体的一面。
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和表现形式上的类似之处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使我们从国际的角度突破语言和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局限研究文学的共同特征和规律成为可能。
然而，文学的这些体验形式、创作形式又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
同是写爱情，中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士就有较大的差异。
在体裁的处理上，中西也各有千秋。
中国戏剧突出表演，讲究唱念做打；西方戏剧则偏重于文学部分，讲究戏剧结构和冲突。
总之，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
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
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
当然，可比性的表现形式有显在的，也有隐形的，而隐形的可比性则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标准下才能觉察和比较。
二、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类比和对比。
类比指研究“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语)，即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
就作家而言，我们可以考察作家相似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
例如，屈原和但丁的比较研究，萧红与伍尔芙的比较研究。
就作品而言，不同民族文学间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惊人的类似。
如“人与非人”这一题材就出现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人变蟋蟀)，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甲虫)，尤里斯库的剧作《犀牛》，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旨——社会压迫所引起的人的异化。
又如吝啬冷酷、贪得无厌的艺术形象，不仅出现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杰作《悭吝人》中，同样也出现在我国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这些类同为作品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前提。
对比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
这是一种求异研究。
例如中西神话比较研究，同是神话，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都表现为与现实相异的想象世界，这是可比性的条件。
但中国的神话人物大多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具有献身精神，且大多不食人间烟火，极少情欲，形体上往往是人兽结合，如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山海经》)；西方神话则多人神同形，这些神有人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有的偷情(如天帝宙斯追逐欧罗巴)，有的嫉妒(如天后赫拉)，有的爱争吵等，由此形成中西神话的不同特点。
又如中西作家笔下的美女的喻旨，中国文人往往用美女喻君王，而西方则大多将美女作为古典理想或哲学境界的象征。
汉代王逸《楚辞章旬‘离骚经序》中日：“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屈原《离骚》中的美女往往表现为对理想君王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