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刘喜梅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
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
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
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问题的缘起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
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
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
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
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 ，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
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
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
”①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
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
”②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
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
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
由此，传媒监督公共参与。
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
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
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
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
【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注释：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⑤李小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理论视野7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对司法公正而言，获得了必然性。
媒体监督司法的现实运作又证明它还有其合理性，即它确实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司法腐败的社会救济手段，有助于促进个案公正，对司法公正亦不无裨益。
关系现状：冲突与协调总体上看，现今中国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尚未得到很好发挥，传媒监督远未能达到学者们所期望的理想境况。
影响传媒监督实施的制约因素很多：第一，传媒的行为受限较大，传媒与司法之间的那个“合适的度”现在还没有把握好。
第二，司法过程封闭性过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
在现实中，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常常对传媒报道司法活动设置种种限制。
第三，受众参与民主的政治素质以及相关的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传媒的开放度相应也受到一定限制。
第四，传媒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对传媒的管理难以走出“管则死、放则乱”的窘境。
因此，“由于缺少共识、缺少规则，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正处于较不稳定的时期。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新闻批评与司法尊严、新闻采访与法庭秩序的冲突时有出现。
冲突中，媒体总体处于强势，承载着较多的社会期待;而一旦发生诉讼或面对司法权力，媒体又处于绝对的弱势”。
③正是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传媒界与司法界至今在认识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的话题——媒介审判。
关于媒介审判现象，学者们大致有两方观点：一方认为，媒体审判是媒体的越位监督，对司法公正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该方认为，“‘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以‘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
④另一方认为，根本不存在媒体审判现象，媒体并没有审判的权力。
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来看，法院系统未能实现司法独立这一硬伤，是导致现阶段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制度原因。
认为“媒体审判”会导致司法不公正，这既无视司法系统本身的运作模式，也低估了法官的判断能力，更是对媒体影响的过高估计。
虽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冲突，但是二者之间绝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司法追求的独立与传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由于传媒与司法的不同特性容易导致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因而制度设计上需要认真权衡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合适的度。
而这一点，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因为二者不仅都是宪法所保护的，而且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公正: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常常是在前面发现问题，为正义与公正呼喊，而司法机构紧随其后，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
既然都是为了公正，就都应该认识到尊重和维护对方运作特点的必要性，就能找到那种“合适的度”。
⑤数字化背景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近些年在我国兴起的研究热点，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查看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还是在传统媒体监督司法的范畴、必然性、合法性、正负效果以及媒体审判方面打转转。
但是现实社会中，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同，媒体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
毫无疑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类传播信息和生活的方式，同时也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媒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影响体现在：（1）广播电视等媒介的节目内容等产品与服务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在增多，多平台化、交互性的增强已是必然趋势。
（2）广播电视等媒介政策环境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对内容和经济行为的越来越超越了广电领域，呈现出跨行业性，而且监管的难度也在增大，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等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个性化、便捷化。
（3）数字技术已打破传统媒体的壁垒，使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这种内容产品本身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集成和统一起来。
数字化的结果是传统媒体的渠道垄断性丧失， 互联网迅速成为传媒内容传播的主要平台， 并将最终成为所有媒体的最终平台。
在这种背景下，以往专家学者们所提出的的建构司法和传媒的具体措施，许多已经不能够适应媒介发展的潮流。
因此，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媒体监督的可控性较之以前已经大大减低。
在今年2月份引起争议的“躲猫猫”事件中，在媒体的高度质疑声中，相关部门公开征集网民参与，对此事件展开重新调查。
短短几日后，李荞明的死因由在“躲猫猫”游戏中不幸撞墙更改为被狱霸殴打致死。
该事件再一次证明，在数字化背景下，在可以公开的司法事件中，采取公开透明方式让媒体去监督才是最佳选择。
笔者认为，在此背景下再去讨论媒体监督司法的范畴、必然性、合法性、正负效果等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媒体和司法部门更加理性地去解决问题。
注释：①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②冀建峰：《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正当性》，《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12月③徐迅：《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评析》，《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④慕明春：《“媒介审判”的机理与对策》，《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⑤孙旭培 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