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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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研究本文将探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相关研究及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透明度。
其中,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成为了财务会计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介绍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背景、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和措施。
在财务报表中,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全面情况。
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财务成果,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收益和损失等。
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涉及到财务会计准则、报表披露的透明度、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收益列报的会计准则和规定、综合收益披露的质量和信息含量、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企业价值和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等。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等。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影响。
综合收益披露可以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和真实性,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
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还可以影响企业价值,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企业应加强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重视程度,提高披露质量和透明度。
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会计准则和规定,强化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监督和规范。
投资者应提高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度,结合自身需求合理分析和使用相关信息。
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和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因此,企业、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都应加强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相关准则和规定,以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会计准则的逐步完善,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求也日益严格。
【财务会计论文】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论文(共1534字)一、规范会计信息决策的有效方法对于这种影响恶劣的操作会计信息的行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上市公司一方面需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会计信息审计方法,严惩违法操作会计信息的行为。
因此,必须想办法约束占有股份较高,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的行为,比如在企业内部设立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董事会,并配门专门的会计人员,对于公司的各向运营情况进行审计操作,并严格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加强高级会计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以完善独立董事的各向行为。
此外,在目前形势下,会计律师事务所非常多,而企业需要审计的业务较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计律师事务所常常处于弱势,上市公司和会计律师事务所处于不平等关系,容易导致会计律师事务所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企业的干扰,会计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得不到保障。
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审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和公式内部高层人员施以严厉处罚,如果发现有协同造假的会计师或会计律师事务所,应该严肃查处。
查处过程必须从源头开始,对于恶意操纵会计信息的违法行为,必须进行揭露,述诸法律,并让造假者无处可藏,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公平、干净和公正的会计信息环境。
最后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会计信息审查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地对企业事业单位群体、组织或个人阐述会计信息审查的责任和义务,其不仅仅具有道德方面的责任,还事关社会主义诚信建设,同时也肯能触及法律法规。
只有每个人从本质上认识到会计信息作假的危害,才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此类问题的频繁发生。
二、企业会计信息决策的意义首先,会计信息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投资者确定企业是否具有盈利能力,或者其预期的应力能力,帮助投资者合理配置投资资金。
股票价格与会计信息能够直接挂钩,前者所反映的信息直接可以通过后者看出来。
因此,管理人员应该学会如何配置最优化的资源,不仅仅是靠把我投资机会,学习如何看待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只有把盈利能力不断传递,才能够为企业的未来带来经济效益。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在决策中的应用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者对决策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是一种以多指标综合评价为基础的决策支持工具,通过对各指标的量化分析,对不同方案进行评价和比较,以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决策。
一、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的优势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势:1. 考虑多指标:传统的决策模型往往只考虑一两个因素,而忽视了其他重要指标。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通过将多个指标引入评价体系,科学地分析各方案在不同指标下的综合效益,更加全面地衡量方案的优劣。
2. 确立权重: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能够通过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使得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通过权重确定,能够更准确地评价不同方案的实际影响力,为决策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建议。
3. 预测结果: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能够通过已有的数据,预测不同方案的实际效果。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模型建立,可以对未来的效果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
二、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的实际应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在不同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企业投资决策、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等。
以下以企业投资决策为例,说明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在实际决策中的应用。
企业投资决策往往需要权衡多个因素,包括财务收益、市场前景及风险等。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可以对这些因素进行客观评价和权衡,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首先,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可以通过对财务收益的预测,评估不同投资方案的潜在回报。
通过对不同项目的财务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可以选择那些具备较高回报的项目,为企业提供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其次,市场前景是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可以通过对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因素的分析,预测不同投资方案的市场前景。
通过考虑不同市场因素对项目的影响,可以选择那些具备较好前景的投资项目,降低风险。
最后,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还可以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如环境影响、社会效益等。
基于“决策有用性”浅议列报其他综合收益的投资相关性摘要:收益的计量一直以来都是会计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各国会计学术界和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都认为增列其他综合收益更适合现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并且符合会计的目标,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然而,其他综合收益真的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决策吗?关键词:其他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投资相关性一、引言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传统的收益表已经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经济实质。
为了满足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管理者对高信息质量的需求,会计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决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增列其他综合收益以更好的反映经济实质。
1997年6月,fasb发布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报告综合收益》,将综合收益划分为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2007年9月,iasb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修订办,正式提出综合收益表。
于2009年6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企业在编制利润表时,应当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目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企业还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影响,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金额等信息。
其他综合收益的关系与所有者权益变动。
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我国会计政策的国际化。
二、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对投资者的影响新的会计准则的发布了反映了会计报告主体的变化,从受托责任制转向了决策有用性。
以前的历史成本原则的报告主体是管理层,而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政策的报告主体则是投资者,债权人,是为了向这些主体提供更加精准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准确的估计企业的价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
从这一角度来说,列报其他综合收益与投资者决策是具有相关性的。
张先治,蔡赫(2011)指出,“现行的会计准则可以保护投资者获取更多有助于投资决策的会计信息,辽宁省部分企业的总会计师对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反馈情况来看,在被调查的总会计师中,有84.62%的总会计师认为,现行会计准则所提供的悉心对于外部投资的决策有很大的用处。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随着财务报告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和应用,“综合收益”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于2009年正式出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明令要求企业在收益表中增列“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众所周知,综合收益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计量那些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而“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模式除了包括原有的收益信息,也能披露那些原先绕过利润表而只能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已确认未实现损益。
由此,能够更为全面披露企业收益信息的综合收益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便成了自解释第3号出台以来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本文除了研究新的收益列报项目,即综合收益总额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还探究了新的收益列报模式冲击下传统收益信息(净利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分开列报给企业价值带来的增量相关性,同时也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各个单项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数据支持来检验综合收益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能够更为理性和有效地利用目标企业的财务信息,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另一方面,可以客观评价综合收益相关准则在市场上的实际实施效果,促使政府机构在相关准则的改进中更能明确目标,有的放矢。
为此,文章首先对综合收益以及国内外有关综合收益和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文献进行综述,随后界定了综合收益在本文中的定义和度量指标。
继而引入了资产负债观,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以及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三大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旨在研究本文内容的四大假设。
为了保证实证上的时效性和研究上的持续上,本文选择以沪市A股2011~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价格模型,以公司股价为解释变量,将每股权益账面价值、流通股比例、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设为控制变量,以每股净利润,每股综合收益总额,每股其他综合收益以及每股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构成项目作为解释变量来分别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06541 会计研究论文浅析新会计准则下的其他综合收益在会计信息中有用性分析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愈发普遍,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的靠拢已然变得十分必要。
因此,为适应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我国特定文化特色的发展国情,满足行业对会计信息的多元化、层次化的需求,并且跟上各国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世界潮流,于是我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便于2006年2月15日应国内经济形势而诞生了。
尽管此次新准则尚未明确出现“其他综合收益”这一名词,然而却已经强制性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单独列示出“直接计入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利得与损失”项,很明显,这一要求就是在以一种间接的形式突显了其他综合收益的理念。
2009年6月,我国财政部首次以正式书面的形式在其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中加入“其他综合收益”这一新概念,自此“其他综合收益”一词迅速进入我国财会行业。
另外,在20xx年我国财政部最近一次对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修改中又一次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
首先,财政部在其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利润表项下更具体化地增加了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界定并对其进行了细分;其次,还在利润表的附注中添加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要求。
显而易见,“其他综合收益”这一会计信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其他综合收益的涵义及包括的内容根据1997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颁布的第一百三十号财务会计准则,我们可以将综合收益细分为两个部分: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换言之,其他综合收益只是综合收益中无法归类进损益类的那部分。
20xx年我国新会计准则在其第三十号具体准则《财务报表列报》中的利润表项下对“其他综合收益”作了如下定义: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与损失减去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
我们可以将“其他综合收益”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能够引起企业净资产金额的变化;二是权益中的暂时存放;三是暂时不能归属于利润表的利得与损失;四是与公司股东投入的资金无关。
综合收益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综述作者:黄丽蓉来源:《财讯》2019年第27期摘 ;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如全球化、汇率浮动以及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创新等,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计量受到了挑战。
为满足人们对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要求,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公允价值计量,还提出了综合收益这一概念。
本综述在参阅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合FASB、IASB以及我国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对综合收益的概念、列报方式以及其价值相关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论述。
关键词: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准则对比一、综合收益的概念(1)传统收益的局限性财务报表是会计主体根据会计准则或有关规范要求编制的,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将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向所有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预期报表使用者进行反馈和报告。
会计核算中的利得和损失包括两个部分:直接计入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而传统利润表只反映了企业已实现的经营损益,即表中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这样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和复杂化,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出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收益已经不能向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充分有用的信息。
Scott(2006)就指出,市场尽管能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报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却难以反映出证券的真实价值认为历史成本基础的收益“质量太差”。
Collins等(1997)和Lever(1997)研究收益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随着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断增多,传统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越来越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针对上述现象,国内学者也意识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传统收益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葛家澍和杜兴强(2004)指出当时实施的报告难以及时反馈有用信息,认为报告忽略了企业某些价值变化,例如未列报对商誉、人力资源等资产的价值变化。
刘建忠(2014)也表示,传统收益将“历史成本”计价的费用与现时的收入进行配比的方式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真正的业绩。
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自我国2006年颁布新的会计准则引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来,全面收益观
就开始在我国萌芽,随后2009年财政部出台政策要求在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表
中同时列报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额,我国开始了综合收益列报的规范化进程,直至2014年1月,财政部颁布新准则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将其他综合收益分两类列报,至此对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问题也完成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接轨。
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是否能促进综合收益作用的发挥,综合收益的列报是否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否有所提高,需待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
本文在对综合收益相关理论进行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对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进行规范化研究,首先提出假设、设定变量、建立模型,之后选取2010-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最后利用
修改后的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分别检验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和稳健性。
研究结果证明净利润、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均具有价值相关性,综合收益没有表现出强于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主要是由于我国引入综合收益的时间较短,投资者
观念尚未转变,加之与综合收益有关的准则还不完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也没有
涉及,因此市场对综合收益信息反应不显著,但研究发现加入其他综合收益能够
提高净利润与股价的相关性。
同时研究还发现综合收益对企业亏损的反应程度要比对企业盈利的反应程
度更迅速更敏感,综合收益的稳健性高于净利润。
文章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建议:首先应明确其他综合收益具体项目的认定标准,完善其他综合收益
信息准则体系;其次建立有关综合收益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强化信息使用者对综
合收益的重视;最后建议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的培训、指导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