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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曾军（上海大学中文系）提要：针对近年来的文艺学学科反思，本文在中国二十世纪近百年文艺学学科发展史背景上，将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置于现代中国、前苏联和当代西方的比较视野中予以考察。
认为，新中国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体系”，而是体现出了“中国化”的努力；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繁荣呈现出明显的“美学化”倾向；近些年来尽管争论不断，但是文学理论的“文化化”趋势却是一致的。
文学理论没有走向终结，而是在继续创新。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中国化；美学化；文化化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
这些年来，围绕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浪潮此起彼伏。
但是，真正构成对文艺学科学科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文艺学”这个学科出身不好，沿用的是“前苏联体系”的名称，这给许多其他学科以口食，认为西方只有“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学科没办法与西方学术接轨。
二是文化研究引进中国并被部分文学研究者接受之后，其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文学研究领域，而重灾区就在文艺学。
在批评者眼中，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以“美学热”、“方法热”为代表的西学热，多多少少还推动了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话，那么现在的“文化研究热”则将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了现代理论，失去了激活文学的热情。
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仅仅从观念上讨论问题只能将争论引向歧途，唯一的办法是，重返中国二十世纪以来近百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史，将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置于现代中国、前苏联和当代西方的比较视野中予以考察，通过问题的历史化剥离出事实和真相。
草创时期文艺学的“中国化”努力中国“文艺学”这个学科的创建得益于“前苏联体系”，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学”这一学科的命名；二是前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的影响。
不过，“文艺学”一词尽管译自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但其准确地意思却是“文学学”，而非我们字面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的理论”①。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摘要:清末民初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产生，在此基础上，上海萌生出都市大众文化，它呈现出娱乐性、通俗性、大众性的特征，并影响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关键词：上海都市大众文化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不再是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商业精神进入文化领域并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建立在此经济基础和精神之上的文化，呈现出对大众的青睐或者是迎合。
一、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首先大众文化的主体基础是市民大众。
市民大众与乡民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见识和眼界都比较开阔。
尤其是上海，租界、华界各自独立，五方杂处，各种社会现象应有尽有，可谓见多识广。
域外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先驻足上海，然后才传向国内其他地方的，这决定了市民大众本身的素质，对文化的接受和创造都有着较高的水平。
其次市民社会和民主环境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晚清以降，西方先进的思想不断地被引进中国，在同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渗透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非西方严格意上的市民，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市民社会。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海的都市大众文化得以产生。
再次商品（市场）经济是大众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一切都直接、间接转变成为商品，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文化参与市场的流通，并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价值，这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认定的反叛。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文化被不断地复制，走进市民生活；同时，商业社会也造就了大量的消费者。
大众文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历史的舞台，开始展现它的风姿。
〖3〗二、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特点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现象，是工业化时代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内容的反映。
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是双向性的互动传播。
另外，由于大众文化面对的是下层市民，加之商业化的操作，因此，它必须讲求娱乐性、通俗性和兼容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清代译事奏谕与翻译政策研究 (１９ＢＺＳ０５３)阶段性成果ꎮ作者简介:朱灵慧(１９７５－)ꎬ女ꎬ土家族ꎬ湖北利川人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ꎬ研究方向:翻译史ꎮ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㊀㊀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ꎬ是集体记忆㊁民众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ꎮ我国民间文学历史悠久ꎬ形态多样ꎬ内容广博ꎮ但直至 五四 之后ꎬ才引起学界的集中与广泛关注ꎬ开始展开系统搜集和研究ꎮ而在此之前ꎬ即清末民初ꎬ来华西方学者对我国民间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ꎬ将民间谚语㊁歌谣㊁故事等各种题材收集成书ꎬ译介西传ꎬ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勃兴ꎮ清末民初中国民间文学的译者群体ꎬ以来华传教士㊁汉学家㊁外交官为主ꎬ为学习汉语之需ꎬ或为方便传教布道ꎬ译介目的不同ꎬ视域各异ꎮ相关著述已然引发学界尤其民俗学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ꎮ洪长泰[１]㊁董晓萍[２]㊁张志娟[３]３２－４１等在论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兴起的外来影响和外来思潮时ꎬ对这一时期部分译介有所阐述ꎮ亦有学者从国别的角度ꎬ勾勒美国学者[４]１１３－１２２和法国学者[５]４３－５６的中国民间文学翻译ꎬ将此一阶段相关译介纳入其中ꎮ除此之外ꎬ不乏对韦大列㊁卢公明等代表性译者ꎬ或具体译作展开的大量个案研究ꎮ笔者对清末民初来华西人中国民间文学译介的主要类型㊁选译篇目等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６]２７８－２８９ꎮ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ꎬ同样值得关注的是ꎬ大多译作附有前言后语ꎬ阐述材料来源㊁选材动机㊁翻译目的ꎬ或增加注解ꎬ补充阐发背景信息ꎮ换言之ꎬ序跋㊁注释㊁引言㊁图像等各类译作副文本ꎬ呈现了对民间文学传统与样式㊁各地民俗与风貌㊁民ｔｕｓ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ｎ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１８７２)含谚语７００余条ꎻ英国传教士沙修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编译的«谚语丛话»(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ｖｅｒｂｓꎬ１８７５)收译谚语２７２０条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Ａｒｔｈｕ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ｍｉｔｈ)编译的«汉语谚语俗语集»(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ｙ￣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ꎬ１９０２)收集约８０００多条中国谚语俗语ꎮ不仅收录数量多ꎬ著述中对汉语谚语俗语的形成㊁特性ꎬ价值以及翻译困难也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ꎮ其次是对歌谣的整理和翻译ꎬ对我国五四 歌谣运动 产生了直接且广泛的影响ꎮ司登德(ＧｅｏｒｇｅＣａｒｔｅｒＳｔｅｎｔ)搜集并编译了«二十四颗玉珠串»(ＴｈｅＪａｄｅＣｈａｐｌｅｔ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Ｂｅａｄｓꎬ１８７４)和«活埋»(ＥｎｔｏｍｂｅｄＡｌｉｖｅꎬ１８７８)两部民曲㊁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ＧｕｉｄｏＡｍｅｄｅｏＶｉｔａｌｅ)收集整理了«北京歌谣»(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ＰｅｋｉｎｅｓｅＲｈｙｍｅｓꎬ１８９６)㊁荷兰籍美国传教士何德兰(ＩｓａａｃＴａｙｌｏｒＨｅａｄｌａｎｄ)编译了«孺子歌图»(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ｓｅＲｈｙｍｅｓꎬ１９００)㊁英国汉民间故事的译介数量更为丰厚ꎮ民间故事 以散文形式叙事ꎬ有人物㊁情节ꎬ有一定的传奇或幻想成分 [９]４４ꎬ既充满对现实世界的刻画ꎬ亦饱含对未来生活的憧憬ꎮ美国女传教士斐姑娘(ＡｄｅｌｅＭａｒ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ｅ)的«中国夜谭»(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ｉｇｈｔ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ｙ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ｌｄｂｙＡｌｍｏｎｄ－ｅｙｅｄＦｏｌｋ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ｙｅｄＡｒｒｏｗꎬ１８９３)ꎬ被视为 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 [３]３５ꎻ美国学者戴维斯(ＭａｒｙＨａｙｅｓＤａｖｉｓ)与周龙合作编译了«中国寓言和民间故事»(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ＦｏｌｋＳｔｏ￣ｒｉｅｓꎬ１９０８)ꎻ皮特曼(ＮｏｒｍａｎＨｉｎｓｄａｌｅＰｉｔｍａｎ)编译了«中国童话故事»(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ｉｒｙＳｔｏｒｉｅｓꎬ１９１０)和«中国奇书»(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ꎬ１９１９)ꎮ其它还有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编撰的«中国童话»(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ꎬ１９１１)㊁意大利汉学家韦大利编写的«中国笑话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ｒｒｙＴａｌｅｓꎬ１９０９)(由我国赴洋留学生吴仰曾译为英语)㊁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ＬéｏｎＷｉｅｇｅｒ)编译了«近代中国民间故事集»(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Ｍｏｄｅｒｎｅꎬ１９０９)ꎬ以及德国汉学方人转述的中国故事已经变味ꎬ但其故事资料中的母题大致没变ꎬ因此 这批资料依然可用 ꎮ[２]９９总之ꎬ西方学者译介的民间文学ꎬ类型多样ꎬ涵盖面广ꎬ记录了北京㊁福州㊁汕头㊁上海㊁天津等各地语汇与习俗ꎬ并以英语㊁法语㊁德语等多种语言ꎬ再现出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ꎮ尽管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关注ꎬ大多是其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副产品 ꎬ初衷 仅仅是认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手段 ꎬ[４]１１４但客观上ꎬ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民间文学的整理和传播ꎬ亦促发了近代民俗学的兴起ꎮ相关著述大量使用各种类型副文本ꎬ包括译作序言㊁注释㊁评述㊁插图㊁照片等ꎬ是对中国民间文学㊁民间习俗㊁民众风貌的注解ꎬ也是其时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文化意识的直接映射ꎮ二㊁民间文学观:生活属性与审美价值来华西方学者以民间文学为媒介ꎬ通过收集整理和翻译介绍ꎬ旨在学习中国语言ꎬ探察民族心理ꎬ洞悉思想观念ꎬ以了解中国境况和国民性格ꎬ为传教等其它活动服务ꎮ在收集整理和结㊁思想的表达㊁习俗信仰的传承ꎬ亦或劳作之余的放松ꎬ西方学者已然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社会特性ꎬ即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ꎬ融为一体ꎬ故以此切入ꎬ意欲了解和洞察中国社会ꎮ他们同样也认识到中国民间文学独有的审美价值ꎮ如韦大列指出ꎬ歌谣除可以帮助读者掌握部分不常见到的词和短语 ꎬ 了解中国日常生活的景象和细节 之外ꎬ还可 认识到真正的诗蕴藏于中国流行歌谣中 ꎮ部分歌谣短小凝练ꎬ却感人至深ꎬ就是诗句(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ｙｂｅ ｐｏｅｔｒｙ )ꎮ他提醒读者关注歌谣中的韵律ꎬ并称创作歌谣的人目不识丁ꎬ对书面语言一无所知ꎬ却在其中展现出与欧洲ꎬ尤其是意大利诗歌相似的韵律ꎮ这些歌谣和民众的真情实感ꎬ或将催生出一种新的民族诗歌(ａｎｅ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ｅｔｒｙ)ꎬ即 原生态的诗歌 (ｕ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ｏｅｔｒｙ)ꎮ[１５]７－１０对于古代中国的童话和传说ꎬ马顿斯称ꎬ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样ꎬ宝石㊁黄金和五彩丝绸都散发着东方特有的光芒ꎬ其中拥有大量东方独有的奇幻和超自然的表现方式(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ｉｎｉｍｉｔａｂｌｅ)ꎬ并进而指出ꎬ对子㊁联句㊁押韵等方式构成的对句是汉语谚语主要表现方式ꎮ[１８]ｉｖ明恩溥则尤其强调汉语谚语的谐音(ｈｏｍｏｐｈｏｎｙ)㊁凝练(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ｏｒｃｅ)㊁对句(ｃｏｕｐｌｅｔ)等独有形式造成的理解和翻译困难ꎮ[１１]１１－２８显然ꎬ汉语谚语短小精悍ꎬ长短不拘ꎬ上下对偶ꎬ句尾押韵ꎬ与其它语言迥然有异ꎬ具有独特的表述手法和文学价值ꎮ此外ꎬ在论及中国民间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特征之时ꎬ还不时展开中西异同的对比ꎮ既认识到中西方民间文学存在或多或少的共性ꎬ同时也指出其中显著的差异性ꎮ如将中国童话与日本童话作为 姊妹篇 呈现ꎬ但二者尽管一样离奇有趣(ｅｑｕａｌｌｙ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ｄｄ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ꎬ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民族精神ꎮ[１９]通过对比ꎬ突显出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ꎬ承载了民族性格和历史传承ꎬ从内容到形式都独具特色ꎮ但与此同时ꎬ其中同样蕴含了民间文学的世界性特征ꎬ即人类普遍的思想情感和相似经历ꎬ故内容主题和体裁样式均不乏相通之处ꎮ另一类因直接选自«聊斋志异»«笑林广记»等各种已有文字文本ꎬ故仅为不同语言的文本转换ꎮ其二ꎬ增加注音ꎮ在前文所列谚语俗语收录中ꎬ童文献㊁沙修道㊁卢公明均以威妥玛拼音的方式ꎬ为汉语文本每个字标注了读音ꎬ明恩溥则对部分字词予以标注ꎮ 发音 的呈现方式是民间文学与其它文学的根本区别ꎬ民间文学的魅力和多样性都取决于发音 [７]４４ꎬ因此ꎬ读音注音既是对民间文学 口头性 特征的尽力再现ꎬ亦尽可能保留了民俗的地域性表征ꎬ显现出使书面记录接近于口头传统的意识和努力ꎮ其三ꎬ补充注释ꎮ 一个符合当地口头传统的记录文本ꎬ必须要有注释 [７]９ꎬ可见注释对保留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ꎮ明恩溥以评注解释谚语含义ꎬ司登德增加注释介绍标题和曲目背景信息ꎬ文仁亭对小调哼唱的地域㊁方式㊁情状阐发说明ꎮ其四ꎬ插入图像ꎮ清末民初中国民间文学译介中ꎬ主要涉及两类图像文本ꎮ一是随着１９世纪摄影技术的逐渐使用ꎬ西方学者开始运用镜头记录ꎬ如何德兰«孺子歌图»中ꎬ每首歌谣均附与内容相关的黑白照片ꎬ直观再现了北京民俗文其次ꎬ来华西方学者的民俗意识还体现于多样性涵盖ꎬ记录的民俗来源广博ꎬ内容多样ꎮ广义的民俗 不仅指涉如赛会社戏那般乡间风俗活动ꎬ也指涉了在传统观念指引下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ꎬ后者尤其会带有某种规范性㊁训诫性的价值观念 [２４]９８ꎮ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便是语言民俗之一ꎬ承载了民族知行观念ꎬ描述了日常生活景象ꎬ其具体内容则涉及民俗活动㊁礼仪㊁信仰等不同方面ꎬ显现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传承的喜好㊁风尚㊁习俗㊁禁忌等多样性主题ꎮ在译介民间文学的过程中ꎬ涉及到大量类型各异的民间习俗ꎮ以«北京歌谣»为例ꎬ译文注释中含出嫁女儿 回娘家 ㊁初一十五 烧香 等风俗ꎬ婆媳㊁夫妻㊁姑嫂等传统家庭关系ꎬ白塔寺㊁玉兔等共同文化想象ꎬ向西方读者描绘了中国民间传统和惯习ꎮ在歌谣 拉大锯 注释中ꎬ详细介绍了 搭大棚 唱大戏 的文化背景ꎬ即中国传统房屋房间不大ꎬ遇婚丧嫁娶等重要日子宴请客人ꎬ则在院子里 搭大棚 ꎬ有钱人家还请戏班子前来 唱大戏 ꎮ[１５]１－２又如 小五儿 的注释中ꎬ介绍了中国家庭为孩子取的 奶名 (亦称小江㊁安徽等各地民间口头传承的小调ꎬ译文后注释多以 该小调流传于 (Ｔｈｉｓｓｏｎｇ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开头ꎬ介绍其起源和流传地ꎬ凸显出较强的地域意识ꎮ同一母题的故事ꎬ或相似内容的谚语㊁歌谣ꎬ在各地存在表现手法的差异性ꎮ明恩溥在 汉语谚语的异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ｖｅｒｂｓ)部分ꎬ指出 各地表现形式差异 (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ｈｅａｒ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ꎬｍａｙｖａｒｙｗｉｄｅｌｙ)[１１]２８－３２ꎬ并在第六章从地理位置㊁各地历史㊁特殊习俗等角度ꎬ专门讨论了地域性谚语的特点ꎮ我国民俗学者李家瑞曾撰文论述 三宗宝 谚语ꎬ称 中国各地方常常把自己地方上所特有的事件ꎬ或是所特产的物品 联合起来作为本地的 三宗宝 ꎮ[２５]４－５而这一 三宝 法在明恩溥的著述中便已有所论及ꎬ称各地常将三样地方特色编为一组(ａｌｉｔｔｌｅｂｕｎｄｌｅｏｆｔｈｒｅｅ)ꎬ称为宝ꎬ模仿佛教 三宝 法(ｉｎ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Ｏ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ꎬ如 北京城ꎬ三种宝ꎬ马不蹄ꎬ狗不咬ꎬ十七八的闺女满街跑 保定府ꎬ三种宝ꎬ铁球ꎬ列瓜ꎬ春不老 等等ꎮ[１１]１３０－１３１可以看出ꎬ西方学者识ꎮ而要捕捉东方思维的神秘魅力(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ｏｆｉｔｓ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ｃｈａｒｍ)ꎬ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强烈的共鸣(ａｎ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ｙｍｐａｔｈｙ)ꎮ[２８]５－６总之ꎬ以传教士为主的上述西方学者ꎬ选择以译介民间文学为路径ꎬ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等传统习俗ꎬ正是基于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这一本质特性的认知ꎮ民间文学的译介ꎬ不可避免地关涉民俗文化收录方式㊁多样主题和地域㊁民众性格和心理ꎬ自然呈现出对民俗类别㊁地方特色㊁表现形式和社会功能的态度与认识ꎮ确如文仁亭所言ꎬ 民俗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ꎬ蕴含丰厚信息ꎬ人们正在开始尝试发掘其全部意义 [１４]１ꎮ可以说ꎬ清末民初的西方学者掀起了一股关注中国民间文学ꎬ考察中国民俗文化的浪潮ꎮ四㊁结语相关译介呈现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样式ꎬ也映射出西人眼中的中国语言㊁文学与文化ꎮ来华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价值ꎬ而其中承载的民俗文化ꎬ具有收录方式多样ꎬ主题内容广博ꎬ地域追溯国内外民俗学学科滥觞的重要史料ꎬ亦为当今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 走出去 留下启迪ꎬ借此探讨以何种翻译方法ꎬ讲好中国民俗故事ꎮ参考文献:[１][美]洪长泰.到民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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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凯图/本刊资料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文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大门被关闭了。
靠什么生存,如何生活,成为熟读四书五经的清末文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实早在科举废除之前,清末的文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生存道路了。
这条道路就是靠办报卖文求生。
早在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就办了影响深厚的报纸《申报》,但这时候报纸刊登作品是没有稿酬的,文人们“概不取值”。
随着生活的压力加重,文人们对免费发表作品越来越没有激情,于是又开始探寻新的道路。
古代的文人大都很清高,耻言钱不耻言官,但清末文人的命运就不一样了。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带来西方的近代工业和近代生活方式。
尤其是东部沿海的上海苏州一带,市民阶层兴起,资本进入市场,文人们也开始集体“下海”。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为近代书报的出版印刷提供了直接条件。
这年的6月,晚清文人李伯元来到上海,创办了第一份报纸《指南报》,揭露时弊,劝善惩恶。
不久,改办《游戏报》,后又改为《繁华报》,并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出版《绣像小说》半月刊。
李伯元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
晚清时期,政治讽刺小说大为流行,李伯元办刊,创造了小说连载的形式,报纸销售量激增,后又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就这样,通过办报和写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李伯元的生活在上海可以说是衣食无忧,风光无限。
维新派人和小说界革命创始人梁启超也是通过办报、办刊、办书局,过着令人满意的生活。
他办过《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他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晚清文人通过发表各种各样的政治讽刺小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有的还在大城市买了洋房,有了后花园。
民国初年,文人们的生活也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上海的文人们。
最有名的是当时的“鸳鸯蝴蝶派”,他们在《礼拜六》上发表通俗小说。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可不娶小老婆,也不要不买《礼拜六》”,可见他们的小说在市民阶层的流行程度。
上卷·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章文学运动第三节 1917—1927五四文学革命运动1．主要内容及影响2．代表人物及主张第四节 1928—1937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运动 1．主要内容及影响2．代表人物及主张第五节 1937—1945抗日战争文学运动2．代表人物及主张第六节解放区文学运动第二章文学思潮第一节 1917—1920年的文学思潮1．总体特征2．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潮第二节 1921—1927年的文学思潮2．文学革命深入发展期的多元文学新思潮3．资产阶级右翼倒退思潮1．总体特征2．无产阶级革命（左翼）文学思潮3．抗战无关文学思潮第三章、文学社团及文学流派第三节 1937—1949年的文学社团及文学流派1．文学社团及文学流派2．文艺会议第四章文学创作第一节 1917—1927年的文学创作1．总体特征2．小说创作4．散文创作第二节 1927-1937年（大革命失败一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的文学创作2．小说创作2.1小说创作概况2.6东北作家群小说3．诗歌创作3.1诗歌创作概况3.2左翼诗人3.3现实主义诗歌3.4新月诗派4．散文创作4.1散文创作概况5.1戏剧他作概况5.2现代话剧5.3国防戏剧1．抗战初期的文学创作1.1抗战区文学创作2．抗战中后期的文学创作 2.1沦陷区文学创作3．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第五章著名作家及其创作活动第一节鲁迅及其创作活动1．鲁迅的小说创作1.1鲁迅小说集——《呐喊》1.3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2．鲁迅的散文创作3．鲁迅的杂文创作第二节创造社著名作家及其创作活动 1．郭沫若及其创作活动1.2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第三节文学研究会著名作家及其创作活动3．许地山及其创作活动6.1茅盾早期创作活动8.2巴金的小说创作1．闻一多及其创作活动2．徐志摩及其创作活动第十二节七月诗派及其创作活动第十四节南国社剧作家及其创作活动第十五节国统区剧作家及其创作活动第十六节国统区著名小说家及其创作活动。
中文摘要上海与北京作为清末民初中国的两个重要城市，其城市特色有着明显差异。
上海在开埠之后逐渐成为经济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业性成为了其最大特色，并影响着它的社会发展。
此外由于租界的特殊存在，上海的小说有了蓬勃的发展，而租界也经常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上海文明与罪恶的代名词。
清末民初时期北京作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传统文化的势力依旧强大，这在北京的小说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本文从地域视角入手，分析上海、北京两地的小说发展，旨在揭示清末民初两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市井生活等方面对小说的影响，展现小说家笔下的城市风情，进而分析两地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
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绪论部分交代了选择上海、北京两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并且对研究对象的时间、内容、视角等方面进行了界定。
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清末民初上海、北京两地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概况。
关于上海，文章首先介绍上海租界的设立与外来人口的迁入，其次分析了城市的商业特性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具体从商人群体的崛起和市民消费观的变化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上海开埠后，不仅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学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本章的第二节单独论述了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的商业化、开放性以及现代化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上海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北京，文章首先分析了清末民初北京的社会变迁，通过与上海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的比较，反映出北京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停滞不前、文化有所发展的现实状况。
北京作为清政府统治的首都，旗人的社会生活、生存状况必然受到其特殊地位的影响。
文章对此也做了介绍，这为下文专门介绍北京的旗人作家、作品作了铺垫。
第二章专门研究了清末民初上海的小说家状况。
清末民初上海最先出现了职业小说家，这一现象对清末民初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职业小说家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稿酬制度的初步形成与逐渐规范，这得益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
小说家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深受商业氛围影响，广泛接触来自西方的思想与文化，自身对社会的认识悄然发生改变。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陈惠芬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描写上海的作品,构成了“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
有关的描写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既有”的城市经验与个人“传奇”结合起来,提供了人们想象上海的“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想象。
有关作品的“历史感”并没还原出一个“实存”的上海,而对“上海神话”的迷恋则阻隔了对于未来真正丰富有力的想象。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未来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想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代。
在这一时刻里,上海不仅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再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且孜孜以求着自我身份的建构。
上海的城市身份建构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成了一个迫切而显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都市,至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不足,而且在于,其时的上海,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转型时期。
“空前”在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的匮乏,都市的经验和灵氛几近于湮没;“绝后”乃是,从“大上海沉没”到重新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向“国际化大都市”攀升的目标已定,而其间的“缺口”与引发的“震荡”却不谓不大,“兴奋”的同时,迷茫和焦灼也不请自来,正在为之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未来是怎样的?上海这张昔日的旧船票还能否赶上时代的新航班?都是未知的“后事”,认同的问题因此凸现出来。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认同”就是解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是对自我“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①的清晰的主观意识,是必需的自我和社会心理统一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怎样实现或寻求这种“统一”的呢?班纳迪克・安德森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
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②。
哈贝马斯也曾认为,18世纪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蔡友梅（1872-1921），原名蔡松龄，号友梅，笔名损公，亦曾用过“松友梅”、“老梅”、“梅蒐”、“亦我”和“逋生”等笔名，八旗汉军旗人，是清末民初时期北京文坛知名的旗人小说家和报人，目前存世作品有一百多部，其中以单行本《小额》和“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最为著名。
本文旨在对蔡友梅其人及其小说、时评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共设置四章：第一章结合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分析蔡友梅小说创作动因。
蔡友梅的小说创作与近代日报小说的兴起密切相关，作为其小说创作的形式和载体，日报小说对蔡友梅小说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
同时，日报小说连载的创作模式催生了近代第一批职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而这种新型身份特征也是蔡友梅保持其旺盛创作态势的一个重要内因。
出于旗族身份的感召和对旗人生存现状的关注，蔡友梅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旗人书写特征，但这种特征中还夹杂着一种文化反思，而这也构成蔡友梅小说创作的一个内在动因。
第二章剖析蔡友梅小说中的“庚子事变”书写。
蔡友梅反映庚子事变的小说主要有《五人义》、《王有道》两部。
通过作品中没落旗人形象的塑造，蔡友梅以在场者身份，审视了这一时期旗人精神上的衰败和文化的贫瘠。
在小说观念上，蔡友梅注重以旗人小说家的身份反思历史。
通过对庚子时期混乱社会现状的描摹和对八旗制度自身弊端的暴露，刻画出这一时期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病态的狂欢化心理。
第三章为蔡友梅时评创作研究。
蔡友梅的时评作品有《益世余谭》、《益世余墨》两部，就题材内容而言，可以分为“新旧议论”、“道德危机”、“旗人现状”、“社会教育”四类。
艺术特征上，蔡友梅擅长以辛辣幽默的反讽手法和诙谐动听的语言艺术去揭露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其时评具有一种“戚而能谐”的讽刺品格。
针对民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蔡友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借鉴“春秋笔法”，呈现出一种“拟史化”书写特征。
另外，这些时评中留存了大量有关蔡友梅生平经历及价值观念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达成“知人论世，回溯本源”的研究目的，而时评中的一些材料也与其日报小说的故事情节相呼应，构成了一种“互文性”书写特征。
现代评论派: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
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
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
"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
"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
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
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