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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一)内容摘要：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性转换，司马迁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反对政府干预和与民争利，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习俗／制度变迁／经济自由主义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无独有偶，在史学鸿着《史记》中，司马迁以他通古今之变的视野，构建了“随俗浮沉”①，即因俗变迁的经济观。
“俗”在《史记》的不同篇目中互文见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范畴，而《史记·货殖列传》则尤为特别，司马迁在此篇不惜笔墨，集中叙述了全国各地不同的习俗风情，对俗的重视跃然纸上，但后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系统的探讨。
之所以选择司马迁的经济观，主要是因为其思想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阉割，而且几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响。
同时其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对我国当代经济制度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因俗变迁经济观的理论基础习俗在经济学家的词典中具有不同的界定，但大都认为它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作出的行为复制，在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是不加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
诺斯(1991)指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安排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约束。
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习俗、制裁、忌讳、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所有权)组成。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已经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秩序并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制度以累积性的方式逐步演进，将过去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因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故事。
哈耶克(1988)也认为，习俗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
当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约定俗成的经验型行为的一致性。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作者：董平均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04期摘要：天下“皆为利”与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肯定人们求利、求富的合理性，在等级森严，“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秦汉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亚当·斯密“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假设亦强调尊重个人的求利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司马迁与斯密研究求富、逐利行为，尽管皆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条件，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及视角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
前者代表了庶民地主和工商业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而非为替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则是上升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关键词：司马迁；天下“皆为利”；亚当·斯密；经济人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71-05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封建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工商虞，赌徒歌妓，猎人渔夫，社会诸色人等，不分贵贱老幼，其共同的心理就是：“求富”，或称之曰“货财生殖”[1](P127)；亚当·斯密生活在英格兰由商业革命向工业革命演进之前夜，赚钱成为整个社会“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无论是争夺海上霸权，还是确立工业优势，残暴地奴役童工，甚至贩卖黑奴，杀人越货[2](P822)，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资产者的收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3](P290)。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的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尽管都以人“利己”的本性为基础，研究人类的“求富”、逐利行为，承认个人追求财利的合理性，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观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研究的目的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封建社会初期庶民地主和商人地主的利益及其“求富”的愿望[4](P49-55)，后者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司马迁读后感心得感悟作文没有司马迁，就没有我们如今的《史记》，他也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
下面是为你的几篇司马迁读后感，希望能帮到你哟。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司马迁》，读完之后，从中知道了许多知识。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少年时的司马迁，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对任何事都要刨根问底。
15岁时，司马迁就认识9000多字，会写8种文字，就连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都对他赞许有佳。
他写《史记》，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被誉为“太史之主”，为后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皇宫里的太史令，临死之前，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希望你别忘了我想续写史书的心愿，虽然你不愿意，但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果然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8岁时武帝封司马迁做太史，为了写《史记》，司马迁付出了比父亲多上10倍的努力。
后来，因为一件小事，司马迁被处以“腐形”，但是司马迁还是专心致志的写《史记》，在他57岁那年，《史记》终于完成了。
少年的时候，司马迁把长安当成龙门;清、壮年的时候，他把宫廷当成龙门;知道他爸爸死去才真正看清楚，《史记》才是它的龙门。
他用毕生的精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把《史记》当作自己的一切、当作自己的生命，司马迁的名字和他写的《史记》一样，永远流传于世。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字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在史记中，我最喜欢“五帝本纪第一”。
其中记载的是五帝的传说。
五帝有黄帝、颛顼、尧、舜和禹。
黄帝，是少典族的儿子，姓公孙，明轩辕。
生下来就神异，几个月大就能说话，幼年心智周遍、聪明伶俐，长大后敦厚勤勉，成年时就见识广博，通晓天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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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
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
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
”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
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
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
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
司马迁思想第一篇：司马迁思想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一、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
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
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
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
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
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
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
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
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二)求欲心理的假设。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高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给定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追求自身欲望的最大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它驱使人们追求体安驾乘、目好五色、口甘五味、情好珍善的生活而实现这种欲望可以促使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因此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
只有统治者尊重这种改变才能使人民“安其俗乐其业”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促进。
但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矛盾难以解决古今亦然。
从自发的秩序而言萨杰(Sugden)认为人们所遵从的习俗有道德的约束力而礼义道德、信仰是构成习俗的主要因素并随习俗一同演化。
司马迁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
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史记·礼书》)”解决物和欲的冲突需要“政治人”的介入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约束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既保证人们的正常欲求又能促进物品的增长而不是压抑扭曲人们的欲求。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对物欲冲突的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荀子·王制》)”荀子强调等级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干预开绿灯而司马迁注重习俗的自发秩序为经济自由创新说。
三、因俗变迁经济观的内容(一)“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的指导原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并且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为因俗变迁经济观的指导原则即社会制度变迁应该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习俗会发生变化沿着习俗变化的方向处理事务容易执行并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绩效。
司马迁给我的启示作文The insights that Sima Qian has given me are invaluable. His dedication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ha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me.司马迁给我的启示是无价的。
他对历史记录的专注和讲述真相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Sima Qian's perseverance and commitment to documenting history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ve motivated me to value the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and truth. His dedication to his work despite facing adversity and persecution serves as a reminder that the pursuit of truth is worth the sacrifice.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的毅力和执着让我珍视知识和真相的保存。
他在面对逆境和迫害时依然对工作的专注，提醒我追求真相是值得牺牲的。
Furthermore, Sima Qian'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reflecting on the past and learning from history has encouraged me to approach my own life with a similar mindset. By studying thehistorical even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 can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此外，司马迁强调反思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鼓励我以类似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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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司马迁传读后感1000字最近正在阅读《史记》，作为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其作者的司马迁更是因其而铭刻于青史。
还记得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宏愿：“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对于历史，各家评说不一，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观读《史记》一书，它确是司马迁历尽心血而成的一家之言，但却总觉得它遵循了先秦历史传记的原则：“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读司马迁之《史记》里的人物传记，始终可以看到这一为人立传的原则。
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我们离我们民族的本源渐行渐远，总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
是啊，西学东渐之后，我们接受着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我们抛弃了太多属于我们民族本源的东西。
我们被束缚在这近百年的小小的传统里，遗忘了我们华夏五千年的传统。
我们已找不到去哪里扎根。
华夏大地之广阔，我们生根于其上。
而负载着华夏大地的，正是民族与文化。
然而在这广阔的的大地上，却被西来的黄土覆盖，不去挖掘，便不会找到我们民族的生根的土壤。
乍看之下，我们以为表面的那层黄土便是我们生根的土壤。
近百年由西方提出的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真实，我开始去以一个有欲望、会犯错的普通人的模板去分析历史人物，然后觉得所谓的中国的史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宣扬功绩的统治工具而已，觉得所谓历史不过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谎言而已，觉得在专制的王朝里留下来的不过是一部语言精美的小说而已。
然而现在想想，自汉以后，历史选择了儒家，作为儒家至圣的孔子，其推崇的正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写史以此为原则本是理所应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史书的用处在于以史为鉴，以“三不朽”为原则写出的史书，不正是可以将此用处发挥得更好吗？不是更加可以警示世人，培养仁人志士吗？然而困于这百年来的对于历史的观点，对于史书，对于《史记》做出了如此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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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
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
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
”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
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
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
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
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就是说，希望发财致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参与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因此，不论是“农工商贾畜长”，还是从达官贵人到隐穴之士、从任侠并兼的少年到攻城先登的勇士、从目挑心招的越女赵姬到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从犯星辰冒霜雪的猎人渔夫到搏戏驰逐斗鸡走狗的赌徒和纵垮子弟、从医方食技之人到舞文弄墨吏士……无不是为了“财用富厚”而竭尽心力。
可见，天卜熙熙，皆为利来;天卜攘攘，皆为利往。
“求富益货”，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性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
最后，明确亮出自己的经管思想核心“善因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形成各种分工，产生各种部类并各自承担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求富益货”的驱动卜，人们便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
这一过程“若水之趋卜，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于是，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卜者与民争”的“善因论”理论，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市场这只巨手去引导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
“善因论”思想蕴涵的先进理念“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善因论”的“因”，就是顺应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规律，不人为干涉，不人为阻扰，更不人为破坏，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司马迁的思想中蕴涵着许多先进理念。
其一，重视经济社会各大部类的协调发展，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反对厚此薄彼。
他认为要想经济发展，就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善因利导”，让社会各项各业都能发挥应有作用。
他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粮食、器物、财货)绝，虞不出则财匾少”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大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卜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的确，农工商虞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与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社会成员“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管理者只有做到“善因利导”，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进步，这一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相同。
其二，重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主张政府应鼓励支持其健康发展。
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斯还丑。
司马迁赞许商品经济和商品竞争，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过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揍，不肖者瓦解。
”他在《货殖列传》中借助白圭之口指出，商品竞争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素质。
他反对逆自然而动的“有所作为”，反对随意“整齐”、干预，反对人为改变商品经济自然运行轨迹。
其三，内涵的其他市场经济正确理念。
1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做到“乐观时变取予以时”。
2精于成本利润计算和谋划，“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朵”，“富者必用奇胜”。
3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让资金在运作中不断增值。
4注意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
5‘正确认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提倡在能力允许的前提卜自由消费。
“善因论”思想的现实启示梁启超曾说:“《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说(指亚当·斯密《国富论知有若符合。
荀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
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
”可见，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蕴涵了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若不是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扼杀、不是近代统治阶级的浑浑噩噩，中国至迟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就应该蓬勃发展，到近代市场经济就应该完全建立。
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晚。
”今天，当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构建时，吸收和借鉴一切好的思想与先进经验。
从此角度讲，司马迁的“善因论，完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第一，我们常说“宏观调控，“微观指导”，但如何调控、怎样指导?二者的边界和尺度又在哪里?恐怕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许多时候是不甚了了的，因此就反反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局面。
是中国不适宜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市场经济，还是不会搞、不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都不是。
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残留以及“GDP考核”卜“有形之手”太想“有为”。
于是，该“因之”的不“因之”，该“利导”的不“利导”，该“教诲”的不“教诲”，该“整齐”的不“整齐”，而最不可取的“与民争”却表现活跃积极。
事实证明，这样是搞不好市场经济的。
正确的做法应如“善因论”那样，该“因之”的“因之”;该“利导”的“利导”;该“教诲”的“教诲”;该“整齐”的坚决“整齐”;彻底摈弃“最卜者与民争”。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如何发展?靠谁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重大问题至今解决的并不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蛋糕”的确越做越大，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却严重不公，除了贫富分化极其惊人外，国家财政增长迅猛，而基本群众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因缺钱，大搞地财政，以致楼价飞涨成了“世界之最”，普通群众倾其全家几一年积蓄也无法实现安居梦想，根本无力正常消费，从而又导致长期“内需不振”。
显然，这与发展目的背道而驰，也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
因此，政府必须学会“善因利导”，通过合理制订政策不断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实惠，敢于消费，放心消费，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创造热情，进而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二，商品经济从本质上讲是“竞争经济”，离开了自由平等的竞争条件，就等于扼杀了其生命。
这一点，司马迁当年就已洞悉，因此他坚决主张无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指导都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小企业已成为创造财税、吸纳就业、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却很难得到国家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无法随时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转而求助高利贷，致使早已基本消失的高利贷死灰复燃大行其道，许多中小企业“饮鸿比渴”的结果，要么倒闭，要么勉强支撑岌岌可危;可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却凭借国家政策、资金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和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心安理得地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仅如此，他们中的有些还放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巨额投资一些本不该投资的领域。
“善因论”启示我们，政府应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政策、信贷、税收等杠杆，“利导”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则卜去平等竞争、自由发展，而不是放任垄断企业“一枝独秀。
第四，“善因论，提倡自由放任经济，即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多干预和控制，但这并等于说司马迁主张国家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并非一味听任民问经济无序运行，而是主张审时度势，善于“通”、“变”，即“因时”、“顺势”制订政策加以引导指导。
《史记·平准书》说，治国之道应“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若太平盛世则“因之利导”，上“无为”而卜有为;若“事变故而亦反是”，就必须加强宏观控制与管理。
“因之，，与“通变，相辅相成，不能孤立与绝对，该“因之”的必须“因之”，该“通变”的一定要及时的坚决的“通变”，否则，经济运行就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其带给我们的又一深刻启不。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虽然产生于农耕经济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印迹，不可能在今天纹丝不动地“依样画瓢”。
但是，因其思想精髓深刻而富有洞见、具有超越时空的效能，这一点，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给出了清晰的证明。
所以，我们除为我国古代能产生这样卓绝千古、精妙绝伦的伟大思想而骄傲自豪外，更应该取其精华吸收养分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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