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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东南大学是孟碌眼中“中国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从创办之初，在其首任校长———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的带领下，在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制度下学校快速发展。
一度与北京大学南北并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两大重镇。
国立东南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开端，其“三会一体”管理体制更是独具特色。
一、新教育运动中诞生的东南大学五四前后，中国兴起了以留学欧美的新教育家群体为主导的新教育运动。
这场新教育运动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倡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一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现代化改革运动。
东南大学便是在这一运动浪潮中诞生的。
1920年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提出要建立一所国立综合大学，暂命名为东南大学。
从此，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展开。
1921年7月《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东南大学，郭秉文担任首任校长。
东南大学便是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办学模式的切实施行。
他广泛招揽欧美留学生来校执教，使得东南大学成为欧美留学生的重要集结地，与北大、江苏教育会一起成为新教育运动的三大中心。
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组织结构较为简单，设总务处统管全校事务，总务之下设教务、斋务、庶务三处，校长与三处主任组成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学校的重大事情。
郭秉文担任校长后，他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设立校长办公处取代总务处，将斋务处和庶务处合并为事务处，将校务会议作为最终的决策机构，学校的重要事情都由校务会议决定，然后再经校长批准后付诸实施。
从中可以看出，郭秉文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所提倡的民主管理思想的影响，也为今后东南大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埋下了伏笔。
东南大学成立之初，便借鉴美国的“哥大模式”开展改革，其“三会一体”管理体制正是在参照“哥大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三会一体”的学校管理体制东南大学在学校管理体制上坚持实行校董会、校长领导下的“三会一体”，同时注重发挥校董会作用，对学生的管理则实行“学生自治”。
大礼堂始由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筹款兴建，英国公和洋行设计，1930年动工，因经费困难而中辍。
继任校长朱家骅请得拨款，由建筑系教授卢毓骏主持续建，于1931年竣工。
大礼堂造型庄严雄伟，属西方古典建筑风格。
正立面用爱奥尼柱式与山花构图，上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铜质大穹窿顶，顶高34米。
堂内三层，面积共4320平方米，可容2700余人。
1965年添建两翼，2544平方米。
数十年来，海内外校友均视礼堂为母校之象征。
1994年4月，台湾中大校友余纪忠先生捐资107万美元修葺大礼堂，使其焕然一新。
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在大礼堂前增建百年校庆纪念碑和涌泉池，寓师生对父母养育之恩、母校培育之恩、社会携助之恩当涌泉相报。
图书馆即孟芳图书馆。
１９２１年，东南大学成立时向社会募捐图书馆经费，经校长郭秉文奔走，终获江苏督军齐燮元捐助，独资建馆并置配套设备。
１９２２年立基，１９２３年落成，耗资１６万银元。
建成后，以齐父之名命名为孟芳图书馆。
张謇题匾。
其两翼及书库，系１９３３年扩建，总面积３８１３平方米。
图书馆建筑造型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比例匀称，构图稳实，风格隽雅，入口爱奥尼柱廊及墙面装饰细部极为精美，是国内近代建筑的优秀作品。
体育馆20年代中国大学最著名的体育馆之一。
1921年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时筹建，1922年立基，1923年落成。
面积2317平方米。
该主楼耗资6万银元，游泳池及配套设备4万银元，堪称当时国内高校之最。
体育馆建成后，不仅作为体育健身之所，亦为集会、讲学之处。
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等，均曾在此作过讲演。
健雄院曾名口字房、科学馆、江南院。
口字房始建于1909年，楼二层，作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用。
1923年毁于火灾。
后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于口字房原址合资兴建科学馆。
1924年破土，1927年建成，面积5234平方米，为培养理科人才重要基地。
数十年来，师生中仅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便有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童第周等５位。
［摘要］郭秉文是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受赴美留学经历以及杜威等教育家的影响，其师范教育思想逐渐形成。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郭秉文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启示：第一，师范教育思想的产生，主要受留美教育经历以及杜威等教育家的影响。
第二，师范教育思想的内容：“寓师范于大学”，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实行多科并举，学术并重，培养“通专结合”的人才；师资力量来源多样，培养严格。
第三，对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高校要相应地开设多元学科和多样课程；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高校要培养学识渊博又精通某一领域或专业的人才；高校要重视师资来源的多样化，师资培养的专业化。
［关键词］郭秉文；师范教育思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郭秉文的师范教育思想对东南大学乃至全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人。
1915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应邀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前身）教务长，又先后担任代理校长、校长①。
1914年，郭秉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人。
作为较早出国留学的一批学者，郭秉文将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思想接轨，形成并实践其师范教育思想。
郭秉文创办东南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被称为“东南大学之父”。
他的教育理念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东南大学的前进方向。
他的师范教育思想融合了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大学的定位、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为高校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一、郭秉文师范教育思想的产生郭秉文校长的师范教育思想来源于自身的留学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对教育思想的实践和感悟，加之，杜威、孟禄等哲学家与教育家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郭秉文在美国长达6年的留学教育经历，深受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西方文化的熏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等的影响，最终他“弃法从教”，开始投身教育事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师范教育思想，并付诸于教育实践之中。
摘要：郭秉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执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期间，他的师范教育思想逐渐形成，包括“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人才兴校的教师观、“三育并举”的学生观和以民主为中心的治校原则。
郭秉文的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开创了综合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先河，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体制转型的基础，并推动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科学研究。
关键词：郭秉文；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思想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生于上海青浦。
早年从上海清心书院毕业，成为中国首批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青年。
后赴美深造，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先后获得理科学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更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史上首位荣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15年，郭秉文载誉回国，受邀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教务主任一职，之后，升任代理校长、校长。
郭秉文掌校期间，南高师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称“南北高”，当时堪称中国师范教育的翘楚。
1920年12月，北洋政府通过郭秉文等人提出的设立国立东南大学的提议，东南大学与南高师共设一处，郭秉文出任两校校长。
1923年4月，南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
虽是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仍将师资培育作为主要办学目标，在培养目标上提出“通才”和“专才”结合，是当时国内唯一既设置师范专业又设置教育科的国立大学。
由于郭秉文在东南大学锐意改革，不断开拓创新，学校声誉鹊起，成为我国又一扬名国际的学术重镇，郭秉文也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一、“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一)师范学校为群学之基多年办学经历使郭秉文认识到，兴办教育不仅需要场地、资金、仪器设备等物质资源，更需要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师资队伍。
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缓慢、人才培育成效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师资不足。
“难以找到数量充足、能力合格的教师，是中国推进现代教育的最大障碍”。
[1]176据郭秉文考察，清末以降，中小学师资来源渠道不外乎五类：(1)教会学校毕业生。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
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
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
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
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
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
”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
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
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
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
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摘要：郭秉文提出的“四个平衡”的观点既是他的办学理念，也是他的大学教学思想。
“通才与专才平衡”，可以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科学与人文平衡”，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优秀民族文化与先进世界科学技术并重；“师资与设备平衡”，是说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国际与国内平衡”，是说要想把大学办成国内外的学术中心，就必须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以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
南京大学传承了这些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教学活动之中。
关键词：郭秉文；平衡；大学教学“四个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
郭秉文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
”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它渗透到并且体现在国立东南大学教学的诸多方面。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
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
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在这方面，郭秉文与同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观点不尽一致。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有区别的，即“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根本，“术”是枝干。
所以办高等教育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科学命名，如工、农、医等“术”科要偏重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法等“学”科要偏重于研究，可称“大学”；“高专与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层次的高低”。
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摘要：郭秉文提出的“四个平衡”的观点既是他的办学理念，也是他的大学教学思想。
“通才与专才平衡”，可以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科学与人文平衡”，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优秀民族文化与先进世界科学技术并重；“师资与设备平衡”，是说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国际与国内平衡”，是说要想把大学办成国内外的学术中心，就必须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以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
南京大学传承了这些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教学活动之中。
关键词：郭秉文；平衡；大学教学“四个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
郭秉文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
”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它渗透到并且体现在国立东南大学教学的诸多方面。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
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
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在这方面，郭秉文与同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观点不尽一致。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有区别的，即“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根本，“术”是枝干。
所以办高等教育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科学命名，如工、农、医等“术”科要偏重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法等“学”科要偏重于研究，可称“大学”；“高专与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层次的高低”。
郭秉文：教育改革先驱者作者：周洪宇李永来源：《山东画报》2019年第07期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教育革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在以归国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不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确定了以“六三三学制”为标志的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还涌现出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教育家。
而在这批灿若群星的中国教育家中，郭秉文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位。
作为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并在世界教育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当时国内外的诸多重要教育组织中出任要职，直接领导和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实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尤其是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期间，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教育经费极度竭蹶的时期，他苦心孤诣，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漩涡中，恪守学术中立，为解决财政困难绞尽脑汁。
尽管时常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他依旧矢志不渝，雄心勃勃地推进各项改革事业。
另外，郭秉文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界”这一公共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在民国早期的教育公共空间中，郭秉文处于留学生、传统教育会等新旧权力资源网络的中心位置，能极大地调动各种教育资源，如人力上的留学生，物力上的地方实业精英、国际上的教育名家，在与多方的互动中将其教育理念逐步落到实处，他亦成长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界“显赫”的权势人物、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影响力透过传媒、社团与学校，不断影响到整个教育界，使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处于一种不断寻求变革与发展的轨道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
郭秉文也由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国际代言人。
略感遗憾的是，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人的了解要比郭秉文多得多。
然而，正当他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时，1925年1月，北洋政府突然宣布免去其东南大学校长一职，致使他推行的改革一度受挫，东南大学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亦因此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