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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战国策和左传的异_《左传》异文浅析三则》摘要：此句中“示”字，标点本、《左传注》、《左传诂》和丛刊本皆为“示”，此句中“宦”，《左传注》、《左传诂》、《左传集解》皆为“宦”，而淳熙本中的“”字是“宦”的异体字，“宦”从“宀”，“ ”从“穴”《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对其各版本异文的考释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原文深意。
在此谨对其中几则异文进行考证，探求异文之间的联系，并判别正误，以求《左传》更接近其原貌。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对《春秋》的解释和扩充，并对当时的一些史事做了详细的描述，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数据，文字简洁生动，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而对《左传》异文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我们更精确地理解原文意旨有很大帮助，在此就对《左传》中几则异文进行简略的分析。
如同陆宗达、王宁先生所言，异文是“指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异，或原文与引文用字的差异。
”这样的异文就包括同字异形和异词两种情况，文章中所分析的异文皆为后者，是对《左传》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对后所发现的同一语段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词语。
一、陪―倍“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此句中“陪”字，《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着，以下简称《左传注》）、《春秋左传诂》（洪亮吉着，简称《左传诂》）、《春秋左传集解》（杜预着，简称《左传集解》）和《四部丛刊》本《春秋经传集解》（杜预着，简称丛刊本）皆为“陪”；而《十三经》全文标点本（简称标点本）与阮刻本《春秋左传正义》（简称阮刻本）作“倍”。
《左传注》作“陪”，并注：“阮刻本‘陪’作‘倍’，唐石经、金泽文库本、宋本俱作‘陪’。
杜注：“‘陪’，益也，亦作‘倍’，校勘记引钱大昕云‘从阜为正’，今从之。
” 阮元在《校勘记》中讲到：“石经、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倍’作‘陪’，宋本《释文》亦作‘陪’。
案：钱大昕云：‘从阜为正。
’” 《左传诂》作“陪”，并注：“诸刊本误‘倍’。
分析比较《左传》《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左传》和《战国策》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著作，它们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些共同点，同时也有一些差异：共同点：1.古代汉字文化的影响：由于都属于古代文献，这两部著作都受到了古代汉字文化的深刻影响，使用了古代汉字的表达方法和词汇，使得语言更加古朴、典雅。
2.原始性的叙述风格：这两部著作都力求客观、详实地叙述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务，没有过多修饰和雕琢。
它们追求史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原始的叙述风格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发展。
差异：1.文风差异：《左传》的文风相对庄重、严肃，注重客观描述和政治思考，语言简练而直接。
而《战国策》的文风更加活泼、生动，用词更灵活且富有感染力。
2.修辞手法的运用：《左传》在叙述中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排比等，以增强表达的艺术性和修辞效果。
而《战国策》则更追求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通过描写细节和运用对比、排比等手法，使叙述更鲜活生动。
3.叙述的侧重点：《左传》主要关注政治斗争和君臣关系，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评价和纠正。
因此，其语言更多地用于论述和陈述，强调客观性和客观评价。
而《战国策》侧重于战争和政治故事，更注重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描写，语言更富有战略性和感染力。
综上所述，虽然《左传》和《战国策》都是历史著作，但在语言艺术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左传》注重客观性和政治思考，采用简洁、直接的叙述风格和修辞手法。
而《战国策》更注重活泼、生动的描写，追求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这些差异使得两部著作在文学表达上各具特色，丰富了先秦时期文献遗产的多样性。
科目：中国文学史作业：《左传》和《战国策》的比较研究学院：人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20100211班姓名：***学号：**********教师：***《左传》和《战国策》的比较研究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士大夫或游士说客的言论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作为主要内容而记载的文章如雨后春笋。
《左传》和《战国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
同时这两部书都是我过古代经典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很高的奠基作用。
在对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影响应该说各有其特点，在研究上我支持张寅关于《左传》和《战国策》的研究说辞，比较支持张宏文的理论说法。
《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左传侧重反映了春秋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一、在叙事描写上《左传》最为擅长的是描写战争，叙事层次分明，脉络清楚，首尾完整，情节也紧张动人，故事性强。
如《烛之武退秦师》，它不仅叙述了事情起因——晋秦围郑，也叙述了郑伯请求烛之武出使秦，烛之武如何用事实和事理说服秦伯退兵，晋国也撤兵而使郑安宁的过程，故事情节完整。
又如《曹刿论战》，虽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叙述仍是脉络连贯，条理井然，事件也环环相扣，情节也跌宕起伏。
作者通过战前的背景、布局、力量的对比、人心的背向及战后的反应等方面来反映战争，使读者能更好地感悟出战争胜败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文中详写论，略写战，目的在于突出人心的背向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左传》每一篇文章都是层次分明，情节完整，故事性强，但表达方式上以叙为主，文学色彩味不够浓。
《战国策》比起《左传》来，叙事明快，铺陈贴切。
春秋左转国语战国策叙事艺术比较一、引言春秋左转国语和战国策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部重要的史书，它们以叙事的形式记录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
本文将对春秋左转国语和战国策的叙事艺术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文学表达上的异同点。
二、春秋左转国语的叙事艺术1. 史实与虚构的结合春秋左转国语以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基础，通过对话的形式进行叙述。
其中，既包含真实的历史事实，也穿插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对话，以突出故事的主题和情感表达。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齐桓公称霸的故事时，通过对话展现了齐桓公的智慧和谋略，以及他与晋国的较量。
2. 多角度的叙述春秋左转国语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方式，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和观察，展示了历史事件的多面性。
不同人物的立场和观点被充分呈现，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读历史事件。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具思考性。
3. 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春秋左转国语的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通过简短的对话和描写，传达了丰富的信息和情感。
作者运用了很多比喻、夸张和对比等修辞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齐桓公与管仲的关系时，用“齐桓公如同一匹烈马，管仲则是能驾驭这匹烈马的马夫”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4. 故事的主题和寓意春秋左转国语的叙事艺术注重故事的主题和寓意。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作者传达了一些深刻的哲理和道德观念。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吕尚和齐宣公的故事时，通过对吕尚的赞美和对齐宣公的批评，表达了对贤能的崇尚和对昏庸无道的批判。
三、战国策的叙事艺术1. 国家政治的叙述战国策以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外交关系为主要叙事内容。
它通过对各国国君、大臣和将领的行为和决策进行描写，展示了战国时期国家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例如，战国策中描写了秦国的统一大业和赵国的外交策略，以及魏国和楚国的争霸之战。
2. 策略与智谋的展示战国策注重展示各国政治家和将领的智谋和策略。
通过对话和描写，展示了他们在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中的智慧和谋略。
《左传》与《战国策》的区别《左传》。
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左一、性质方面：《左传》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它虽然是对《春秋》的解说，但它。
有相对的独立性，采用了《春秋》编年体的形式，而专以记述史事成书。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一部分国记述战国事迹的史料汇编，属于国别体杂史。
二、语言方面：《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是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与句外。
”（《史通》卷六《叙事》）《战国策》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色彩，主要倾向代表了战国纵横游士的思想，内容不再受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孝”、“廉”、“信”这些道德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
三、人物塑造方面：《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通过阅读作品，试比较《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答：不同：叙事：一、《左传》：1.《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笔法，不在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表现起道德评价。
2.《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
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如“宣公三年”。
4.《左传》叙事很注重完整的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后果。
城濮之战的介绍等。
5《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的经验是“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6《左传》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是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二、《国语》：《国语》是一部国别史。
以记言为主。
《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
把重点放在大量的议论文字上。
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
如《晋语》前四卷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应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三、《战国策》1.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的达到辩说的目的。
《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从切身的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
2.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说辩的说服力。
“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
写人：《左传》1.《左传》由于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时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社科纵横2001年第4期《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辩辞比较陈才训(兰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策士辩辞风格迥异。
一个是含蓄委婉、不卑不亢、机智沉着;一个是纵横驰骤、酣畅淋漓、雄辩恣肆。
究其形成各自不同风格的深层原因,主要是行人和策士各自所处时代政治背景不同,各自奉行道德标准不一。
进而也形成两书不同的文风。
【关键词】行人辞令 策士辩辞 风格 成因【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1)04-0045-02 《左传》和《战国策》不仅是我国古代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们也是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
就两部作品整体而言,它们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在语言上,它们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左传》中行人辞令之美和《战国策》中策士说辞之雄辩,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和《战国策》是我国论辩文的滥 。
《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策士说辞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是由其时代政治思想背景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差异造成的。
唐人刘知己在评价《左传》行人辞令时曾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
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
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
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①就此,《左传》行人辞令的风格,可概括为:委婉含蓄,讲究辞令的修饰之美和人物所处地位、环境的吻合,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语微婉而多切”,②“文采甚胜”。
③我们可欣赏一下“烛之武退秦师”中郑人烛之武的辞令之美。
僖公三十年,强大的秦晋联合围攻弱小的郑国,郑文公派烛之武去游说秦穆公,烛之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瓦解秦晋联盟,然而,要想瓦解具有传统姻亲关系的秦晋又谈何容易。
可烛之武明白,虽秦晋暂时结成联盟,但它们都有各自的本国利益,都想成为霸主。
因此,烛之武在和秦穆公谈话时措辞十分高明。
左传和战国策的区别《左传》和《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们分别记录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然而，它们之间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
一、成书时间和背景不同《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五百多年的历史，主要依据鲁国的史料，同时参考其他诸侯国的史料编写而成。
而《战国策》则是一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主要记录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其中不少篇章由当时著名的策士、游说之辞整理而成。
二、内容及风格不同《左传》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其记述风格以叙事为主，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同时兼有评论和注释。
其叙事方式多采用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左传》还注重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历史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相比之下，《战国策》则更注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其记述风格以策士的游说之辞为主，充满了辩论和说服的色彩。
这些策士们通过巧妙的言辞和谋略来游说各国君主，劝其采纳他们的建议，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
因此，《战国策》更加强调说理和逻辑推理，其文风也更加华丽、雄辩。
三、史学价值和影响不同《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它不仅提供了春秋时期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此外，《左传》还对古代中国的史学理论、叙事方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而《战国策》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提供了战国时期大量的历史资料，还通过展现策士们的游说之辞和谋略思维，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变革。
此外，《战国策》中的不少篇章还涉及到当时的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思想，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四、文学价值不同《左传》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
实用文档语言方面：《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场面和记叙外交政治辞令，记事叙述完整，文笔严密；记言委婉动听，措辞有力。
《战国策》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游士的作用。
文章也反映“士”的特点：出言无所顾忌，放言无惮；情感真实，贴近生活；气势雄壮，纵横驰骋；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左传》的辞令十分优美, 说理透辟，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
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但是，《左传》受编年体影响，为了寻求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联贯性而大量运用严谨、后重的词语，从而道德意味浓厚，艺术趣味只能次之。
而《战国策》则语言流畅犀利，辩丽恣肆、放言无忌。
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
它的叙事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人心弦。
一扫《左传》的古朴、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鲜、活泼、浪漫。
《战国策》是策士之言，讲究铺张夸饰，文笔酣畅淋漓、富于变化，往往以气势和辞采取胜，表现出典型的纵横家文风。
叙事状物，置地有声；议论说理，气势恢宏。
大量运用夸张、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大大增加了文章气势和语言的力量。
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中，第一段苏秦的说辞，对偶句、排比句叠出，大肆铺叙夸张秦国的地势、物势、政势、军势、民势，句式短促，整中有变，声调铿锵和谐，词锋雄辩犀利，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这与《左传》行文辞令所表现出来的委婉曲折的特点有很大区别。
虽说《左传》和《战国策》有着很多相异之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它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一页，需要我们携手去发扬光大。
《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
□古代文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第27卷第5期Vol．27No．52011年9月Sep．2011［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２５［作者简介］陈万灵（１９８６－），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９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陈万灵（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
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
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关键词］《左传》；《战国策》；评论；异同及原因［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４９－０４绪论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列举了唐以前史书中史评的体式，其前后承继、发展演变的轨迹赫然在焉。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１］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除了“某某曰”的体式因循之外，《史记》中史评体式最大的进步在于作者司马迁这个叙述主体对评论的介入。
作者的评论大量地介入史书之中，《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了。
在从《左传》到《史记》史评“论赞”一体的萌芽、发展乃至形成的过程中，《战国策》的评论介于二者之间，起着一定的桥梁架构作用。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为考察对象，试探讨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的异同及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一《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一）就评论体式而言，《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有异有同《左传》的作者一般不直接介入评论，当然也有作者评论的情况，但比较少见。
如《文公六年》作者在“君子曰”评论“秦穆公死而弃民”之后，叙述了古代王者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的做法之后，云“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委婉地表明了作者对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做法的非议。
但大多数情况下，《左传》的评论，多“假君子以称之”，有两种评论类型：一类直接出现评论人的姓名，如仲虺、周任、仲尼等，其中仲尼的评论则达２５条（有的评论接连出现，并作一条计算）。
二是不直接点明评论人是谁，而总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四种体式，这一类的“君子曰”（统称作“君子曰”）评论竟有８０余条。
尤其是其“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多引《诗经》来评论。
其引《诗》评论的数据，朱闻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做了详细的统计，并得出如下结论：“‘君子曰’对《雅》、《颂》的引用频率要远高于对《风》的□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引用，而且在对《雅》的引用中，‘君子曰’更偏好《大雅》。
”［２］而《战国策》中，作者直接站出来，将观点跳跃于文本之上。
它也出现过“君子曰”的评论体式，但仅有一条。
据笔者统计，《战国策》中的３６条评论中，位于篇中位置的只有四条，其评论多在篇末位置，位置上趋于固定。
就评论主体而言，作者评论有３１条，非作者评论仅有５条：“齐人闻之曰”、“君子闻之曰”、“子义闻之曰”、“晋、楚、齐、卫闻之曰”、“古今称之”。
这些评论大多较短小，也有少量长篇评论，数量有限。
在《战国策》的评论中，作者一般用一些提示性、套式性的固定词语来发议论，如“故”、“于是”、“此所谓”等［３］。
《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
在位置上，评论一般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只不过一个是“记事为主＋评论”，一个是“记言为主＋评论”，且评论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
《战国策》中评论最长的是《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的评论纵横捭阖，近一百七十余言，最短的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篇末评论“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只有八个字。
《左传》中篇幅最长的评论见于《昭公三十二年》记载“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君子评论“名之不可不慎”，长达二百四十余言，简短的评论如《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一事，评论曰：“君子以为知礼。
”去掉“君子以为”这个规范公式化的体式，此处的评论内容只有两个字“知礼”，言简意赅。
（二）就评论倾向而言，《左传》的评论有浓厚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倾向；《战国策》中多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价，少了说教的意味《左传》“君子曰”的评论，常以“忠、孝、礼、信”为评价标准，来解经、论史、品人和预言［４］。
其中，品人的如《庄公十六年》评论鬻拳“强谏楚子”不成，后“临之以兵”方成之后“鬻拳遂自刖也”一事，云：“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此处评论的标准是“忠”，对君主的忠；《隐公四年》评价石碏为“纯臣”，称他“大义灭亲”，也是以“忠”为标准。
以“孝”为标准的评论如《隐公元年》评价颍考叔“纯孝也”；以“礼”为标准的评论更是比比皆是，如《隐公十年》评价郑庄公“于是乎有礼”，《文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以“信”为评论标准的如《隐公三年》的“信不由中……”；《桓公十二年》评价宋无信而见伐，云：“苟信不断，盟无益也。
”“君子是以知”的体式一般表示君子曾经的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如《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等。
除了“忠、孝、礼、信”，《左传》中的评论还常以“仁、义、知、善、恶、让”等为评价依据，如“君子曰”评价范宣子的“让”，韩起的“让”，仲尼的评论中也经常出现“仁、知”的评价语言，如评价藏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文公二年）。
这些评价通用语合起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准则“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
《左传》的评论紧紧围绕这些道德和伦理纲常进行发论，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比之《左传》道德化、伦理化的评论倾向，《战国策》的评论更加具有人情味，多为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论。
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一段长达一百七十余言的议论，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游说之士苏秦的欣赏与羡慕之情，“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在强调苏秦个人的功劳时，作者评论到，“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四字短语排比，气势得到凸显。
在《齐策三·楚王死》中，“楚王死，太子在齐质”的情况下，苏秦为齐王献上了计策，作者主体介入评论时，连用了１０个“可以”，分析了这项计策对苏秦与齐、楚、孟尝君之间的不同利害得失，角度自由转换。
在《宋卫策·卫人迎新妇》中，作者于篇末评论“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
在这一篇中，作者用寓言故事的形式，通过记述一个卫国的新娘子在过门的时候的言行来说明，说话要看时机和场合，否则即使是很中肯的话也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
通过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要强调的只是运用语言的技巧，时机与场合的把握是使用语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伦理意味，也没有说教的意思。
若是《左传》的“君子曰”来评论，则是“礼、妇德”一类的说辞了。
（三）就审美效果而言，《左传》的评论语言温和典雅，《战国策》的评论语言比较通俗铺张《左传》的评论多托君子、贤人之言以发之，５０第２７卷第５期作者的观点不直接出现。
《左传》“君子曰”评论，在论史、品人时，先冠以“忠、孝、礼、信”这些概念模糊、内涵和外延都很宽泛的词来评价，然后征引《诗》中的诗句来“断章取义”，借以传达出评论的声音与倾向。
甚至在批评某人行为过失的时候，其评论也只是“失善刑”、“不忠”、“失礼”宽泛地界说一下，评论语气相当温和。
而引《诗》来发评论，比较典雅。
诗歌本身会有太多的留白，短短的几个四言句的诗歌，承载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挖掘、体会。
这就使得《左传》“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在“忠、孝、礼、信”的外包装下，在《诗经》诗歌内涵的充实下，有典雅的审美效果。
语言发展到战国时期，就比较通俗、接近白话。
《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寓言，借寓言达到说理、劝谏目的同时，语言上也收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
另外，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散文有铺张扬厉的特色，《战国策》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大多数的作者乃纵横家出身，其评论语言也会带有铺张的审美效果。
评论中，作者大多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篇末的评论：“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指出楚之所以弄到要亡国的惨境，在于听信张仪而没有采纳陈轸的良言。
同样的如《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的评论：“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明也。
”这一类的评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在论述权术带给谋士的利益时，作者更是不吝惜修辞，夸张、排比并而用之，评论语言在气势上又有铺张的效果。
二原因分析（一）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借用现代新闻学的观点来看，“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工作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新闻报道是新闻宣传的主体和基础，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评论的功能有引导、解惑、表态、深化事件的现实或普遍意义等”［５］。
评论固然可以根据记载的史实，从某一角度借题发挥，或者深化事件本身蕴含的哲理与意义，但是，它必须根植于事实，或是记事、或是记言，评论才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颂赞”这一文体来看，评论源于对事物的感叹。
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总结“颂赞”即本文所言的评论写作要点时云：“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
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６］因此，无论是《左传》，还是《战国策》，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言简意赅，多用四言整句，排而用之，以短篇为主的体式是受其文体限制的。
（二）时代与思想根基不同《左传》记录的是春秋时期２５０多年的历史，尽管这一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从未间断，但春秋时期是一个尚礼的时代。
而《战国策》记录的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７］，主要以战国时期为主。
春秋与战国的时代差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