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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的后续计量问题探讨
商誉的后续计量方式有两种：摊销法和减值法。
摊销法是将商誉的金额按照合理期限进行摊销，通常是在10至20年之间。
减值法是根据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存在减值迹象，需要按照一定方法计算商誉的可收回金额，并进行减值处理。
商誉的后续计量涉及到可收回金额的计算问题。
可收回金额是指商誉实际带来的经济利益，通常参考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算可收回金额需要进行假设和估计，如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折现率的确定等。
这些假设和估计的准确性对商誉的后续计量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商誉后续计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商誉是一个无形资产，其价值往往难以量化和确定，且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商誉的价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
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对商誉的价值产生影响，从而对商誉的后续计量结果造成不确定性。
商誉的后续计量涉及到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问题。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需要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披露相关的计量方法、假设和估计。
对商誉后续计量过程和结果进行透明披露，有助于用户了解商誉的价值和风险，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
商誉的后续计量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商誉的后续计量过程中，需要合理选择计量方式、准确计算可收回金额，并面对不确定性和信息披露的挑战。
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计量方法和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才能更好地反映商誉的价值和风险，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企业自创商誉确认、计量及披露的思考摘要自创商誉是否应在会计实务中予以确认、计量及披露是整个商誉会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本文明确了自创商誉确认的理由，阐述了自创商誉计量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历史成本法下自创商誉计量的可能性及方法，分析了目前企业自创商誉披露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提出了改进企业自创商誉披露的办法。
关键词自创商誉；确认；计量；披露一、企业自创商誉确认的思考商誉是指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在用户中享有较高信誉、经营情况特别良好而形成的高于同行业一般水平的获利能力。
自创商誉是否应在会计实务中予以确认是整个商誉会计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其中，以会计准则为基础的会计实务界一直将自创商誉排除出确认范围，主要理由为：1、缺乏确认其价值的基础(1)自创商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很难确定是哪些活动引发了商誉的形成，更何况由于自创商誉的成本与价值不相匹配的特性也决定了自创商誉不能按其费用支出进行计量。
(2)自创商誉为企业创造的未来收益很难确定，而且在产生效益的期间内，自创商誉价值的各组成部分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比如，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特有技术可能不再特有，甚至落后于形势：优秀的管理人才随时可能离开本企业另谋高就；良好的地理位置可能会由于城市建设规划或经济布局的改变而不再具有优越性；专营专卖权可能会由于发行许可证主体扩大专营专卖范围或取消专营专卖而消逝等。
因此，自创商誉在诸多方面均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定其本身价值。
多数人反对确认自创商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用比较公允的市场价格进行计量。
2、稳健性问题因自创商誉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出于稳健性原则，不能予以确认。
稳健性原则是会计人员面对不确定性所作的谨慎反映。
稳健性从企业角度而言能增强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从会计信息的用途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使用者的利益；但它同时亦可成为企业管理当局隐瞒利润、调节收益的手段。
自创商誉的确认将毫无疑问地增加一些企业会计报表中的资产项，而自创商誉的计量往往又缺乏可靠的手段。
Finance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 财会研究MODERN BUSINESS现代商业184商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常琳琳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一、引言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并购行为，该政策涉及金融，财税，行政等各个方面，尤其在行政审批上减少事前审核，而主张事后问责，大大降低了企业并购的门槛，使得合并重组一时间成为市场热潮。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总额高达1.45亿元，2019年已达1.8万亿元，巨额的商誉积累为其后续计量埋下了巨大隐患。
2019年1月4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动态》中表明多数委员赞成摒弃减值测试法而改用摊销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1]，这使更多的企业惴惴不安，以致一次性计提巨额商誉来换取以后年度的轻装上阵，但同时这种“洗大澡”的行为也使投资者受害，使市场动荡不安。
本文通过分析商誉在计量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有关商誉治理的方案，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为解决接连的商誉“爆雷”问题提供思路。
二、商誉概述近年来，我国迎来企业并购的热潮，大多数企业通过并购来扩大规模和实现转型发展。
由此带来的巨额商誉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那么，什么是商誉呢？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总结了前人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理论”[2]，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账户论。
其中，会计学界广泛认同的是超额收益论，即认为商誉代表企业盈利能力超过了本行业平均获利水平或正常投资回报率，是一项单独资产。
但在会计实务中，这一概念却更多偏向总计账户论，即认为商誉是企业价值超过企业有形或无形资产价值的总计，不是一项单独的资产，通过购买方合并成本与被购买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来确认。
三、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一)商誉初始计量存在的问题1.违背商誉实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BUSINESS CULTURE行业动态. Industry trend 关于企业商誉评估问题的思考文/ 宋佳商誉评估属于无形资产评估中的一种，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理论还不够成熟，开展商誉评估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同时，有助于促进产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和企业了解自身的形象，激励企业重视并提高自己的商誉和管理水平。
因此，对商誉评估方法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企业商誉评估的意义与特点（一）企业商誉评估的意义商誉是企业组织机构资产之中的无形资产之中的一个，和企业组织机构自身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基于企业组织机构的资产时间来分析，在企业组织机构构建的时候，商誉就是企业成立的时候所出现的最后的一种资产，然而在企业组织机构破产或者是合并的时候，商誉又是第一个消失掉的资产。
尽管在企业组织机构在基本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之中，商誉的价值并不是固定的，商誉会给予企业组织机构自身的价值而进行变动，从而使得企业组织机构的商誉价值的提高或者是下降的因素有很多，现如今我，我国并没有发生关于这样的商誉评估事件，然而，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全球经济市场的快速发展，商誉的价值损失案件一定会出现的。
因此，研究企业商誉评估的理论和目前我国企业商誉评估存在的问题，并在汲取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商誉评估管理的模式以及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将有利于我国金融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有利于我国内部的中小型企业组织机构以及金融产业与我国的整体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增加，所以，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企业商誉评估的特点1.整体性商誉的评估与考核所说的整体性特点主要是基于商誉的非独立性特点。
因为，企业组织机构的商誉是一个不能明确的无形资产，所以商誉是不可以作为一个资产单独存在的，只可以基于企业组织机构的自身价值存在，这是基于企业组织机构内的有形资产所产生的作用。
企业自创商誉确认计量及披露的思考企业自创商誉是指企业在进行业务经营过程中，因其自身的无形资产贡献形成的商誉。
自创商誉通常是指企业除了购买商誉外，凭借自身的努力和经验积累而创造出的商誉，具有独特性和长期经营价值。
因此，对于企业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和披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首先，企业应该进行自创商誉的确认。
自创商誉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因此企业应该根据相关准则和规定，在符合一定条件下确认自创商誉的存在。
在确认自创商誉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创商誉必须是企业的真实存在并能够计量的。
企业必须通过合理的方式，对自创商誉进行严格的核算和计量，并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和依据。
其次，自创商誉必须具备独特性和长期经营价值。
自创商誉应该是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凭借自身的独特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具有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
此外，自创商誉的确认还需要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的要求，确保其符合公允性和可信度的原则。
其次，企业应该对自创商誉进行合理的计量。
自创商誉的计量可以使用市场价值法、收益法或成本法等方法进行。
其中，市场价值法是指通过市场交易价格来计量自创商誉的价值；收益法是指通过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来计量自创商誉的价值；成本法是指通过估计自创商誉创造过程中的实际成本来计量其价值。
最后，企业应该对自创商誉进行适时的披露。
自创商誉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应该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进行明确的披露。
披露内容应该包括自创商誉的确认标准、计量方法和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信息，以提供给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完整和准确的信息。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企业应该遵循相关准则和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进行确认，采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计量，并在财务报表中进行适时的披露。
这样可以确保企业对自创商誉的准确识别、合理计量和透明披露，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
关于商誉的会计思考商誉是企业经营中的一种非物质资产，它是企业的品牌、声誉、客户关系、管理经验、人才等方面的积累与沉淀，是企业在市场中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所产生的影响力和附加价值。
商誉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然而，商誉也是有限的，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保证。
在财务会计中，商誉的处理必须遵循严格的会计准则和法规。
对于商誉的计量和处理，财务会计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商誉的识别和确认。
商誉是企业的非物质资产，通常是企业因收购或合并等交易所产生的差额，但是其计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财务会计应该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仔细评估商誉的来源和价值，避免虚构企业价值和不必要的商誉支出。
其次是商誉的摊销。
商誉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被用尽，因此在预期期限内需进行摊销。
但是商誉的摊销时间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一方面考虑商誉的盈利预期和商品寿命等因素，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市场变化和竞争态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财务会计应该在摊销商誉时需要遵循国际会计准则，在摊销方法和期限上做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是商誉的减值测试。
商誉在使用和摊销过程中，其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商誉的价值低于账面价值，就需要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商誉的减值损失。
财务会计应该在减值测试中充分考虑商誉的经济环境、市场前景、发展潜力以及管理质量等各种因素，制定合理的减值测试程序和方法。
综上所述，商誉在财务会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财务会计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会计素养和业务能力，不断优化商誉的计量和处理方法，以充分发挥商誉在企业中的价值作用。
有关商誉计量偏差问题的思考摘要：在企业并购中，商誉的处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目前企业并购的会计处理中，商誉的确认以并购成本超过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部分确认，这部分商誉中其实包括了很多非商誉的成分，使得商誉的确认不够真实可靠，本文基于商誉的内涵及其在实务中的计量方法，探讨商誉中的计量偏差问题，并提出如何处理商誉中计量偏差的思路。
关键词：商誉的内涵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商誉的计量偏差在理论界，我国许多学者已经对商誉的内涵、类别、确认和计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其中最具影响的为我国现代著名会计学者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亨德里克森对商誉性质的三元理论等等。
在实务界，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对所有的企业合并统一采取购买法确认商誉。
我国由于国有企业并购的特殊问题，在2006年的会计准则及2012年的准则修订稿中，除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不确认商誉外，其余都确认合并过程中的商誉，并规定合并成本与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格之差确认合并过程中的商誉。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的企业的并购都确认了过多的商誉，这一方面虚增了企业资产，误导投资者；另一方面使得管理者忽略并购过程中的水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过度乐观。
本文就实务中购买法中确认的商誉，分析其计量的偏差产生的原因并探讨商誉确认可靠性的问题。
一、有关商誉内涵的主流观点在讨论商誉的计量偏差之前，本文首先对商誉的内涵分析和探讨。
因为对要素的定义直接决定了要素如何确认和计量。
目前对商誉的内涵存在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协同效应论、总计价账户论等。
其中，亨德里克森总结的“三元论”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成为理论界有关商誉内涵的主流观点。
下面就其观点做简单的阐述。
“三元论”是亨德里克森对商誉性质所做的三种解释，包括无形资源观、超额盈利观和剩余价值观。
“无形资源观”认为商誉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顾客对企业有好感，如有利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独占的特权和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等，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企业价值超过企业各单项资产价值的总和时，超过的部分为这些并没有在账面上体现的无形资源的价值，即为商誉的价值。
“超额盈利观”将商誉看作企业超额盈利的现值，将企业在较长时期内能获取较同业平均盈利水平更高的利润进行贴现即为商誉的价值。
“剩余价值观”将商誉看作一个企业的总计价账户，总计价账户认为商誉本身并不是一项可以剥离的单独生息资产，而是将企业看作一个整体时，其价值超过了个别价值的总和，及整体的组合大于各部分简单的相加。
因此，商誉是企业整体评估价值或转让价格与单项可辨认净资产（有形净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的未来现金净流量贴现值（即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除理论界著名的三元论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其他各国会计准则对商誉也有各种定义。
其中直接定义商誉的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ifrs 3）中，将商誉定义为产生于无法单独区分和不能分开辨认的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
这种观点综合了亨德里克森的“三元论”，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定义。
分析“三元论”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之间有相通之处，无形资源观从描述性的角度阐释了商誉的可能来源；超额盈利观和剩余价值观都是从计量性的角度阐释商誉的内涵，超额盈利观定义商誉为企业未来超额盈利的贴现值，而剩余价值观采用了企业总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这一方式来定义，相比超额盈利观的超额现金流和贴现率不好确定来讲，这种定义方法只需确定总价值，更具实用性，因此会计准则也从商誉的这一内涵出发来规定实务中商誉的计量方法。
从商誉的内涵可以略窥商誉的分类。
从无形资源观来看，可以将商誉分为正负两类。
从商誉存在的阶段来看，在未并购之前的商誉为自创商誉，并购后显性化的商誉为外购商誉，这两种商誉在性质上应该是一致的。
本文探讨的焦点是实务中外购商誉确认的偏差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外购商誉是自创商誉的显性化，两者不应有显著的不同，而很多企业在并购的过程中，商誉的价值有很多除自创以外的因素决定，这就造成了外购商誉确认的偏差问题。
二、商誉的确认和计量的讨论根据商誉的两种计量性定义可以发现，商誉的计量方法不外两种。
一种是以超额盈利观为基础的直接计量法，又称为超额收益法，这种方法通过估计预测期、预测期的超额利润和折现率来计算商誉价值。
另一种是以剩余价值观为基础的间接计量法，又称为割差法，这种方法根据企业合并成本与单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来确定商誉价值。
在实务中应用直接计量方法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超额盈利持续的时间、贴现率、核心产品成长周期、科学技术发展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影响等，这导致商誉计量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因而实务中采用间接计量法，但由于对购买日的并购方的合并成本公允价值计量较为困难，合并成本和取得被并方净资产之间的差额是否全部为商誉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并购方一般选择在资本市场中被低估的公司作为收购对象，所以实务中的企业并购体现为正的商誉。
所以本文不对不对自创商誉和负商誉的确认问题予以讨论，研究的焦点是外购商誉的确认问题，即并购方合并成本大于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全部计入商誉是否合理，这部分差额除商誉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三、商誉的计量偏差目前的企业并购中确认的数额普遍过高，并且随着并购时机、并购方式的不同，商誉的数值会产生很大的区别。
最典型的如掀起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宝延风波”，作为被并方的延中实业在宝安集团对其进行收购的1个月里，延中实业的财务报表上可辨认的净资产的市场价格实际上变动很小，但股票价格却因整个证券市场的原因，涨了4倍。
虽然之后的资本市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停牌、要约等规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被并购公司股价的上涨，但是在资本市场中的并购行为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股价波动，即使是协议收购，被并方也会提出一个比较高的并购价格。
根据之前商誉的内涵和定义可知，商誉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其为企业带来的超额收益也不应该随着并购时机、并购方式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变化。
因此，可以肯定根据准则确认的合并成本与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之间的差额，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商誉，笔者认为将其简单理解成为商誉在并购行为中的显化是不恰当的，企业实际为商誉支付的价格应该普遍低于实际确认的商誉。
因此，商誉的计量存在偏差。
本文以下将讨论商誉计量偏差的来源，和商誉的偏差如何进行估计。
会计准则要求确认的商誉为并购企业付出的合并成本和被并购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因此这两部分的账面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偏差即为商誉的偏差。
（一）并购企业合并成本与按照商誉内涵企业的未入账无形资产或未来超额盈利之间的偏差，即并购方的估价错误造成并购方对被并企业估计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并购行为中的代理问题，由于表决权和现金流权不一致，并购企业作为大股东有并购后侵占小股东利益的倾向，所以在对被并企业估价时，并购企业往往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来得到这部分利益；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公司内部的代理问题产生的，公司高管会追求任期内的利润或股价的上涨而付出过高的价格完成并购，对于一些并购没有经过仔细的评估，在并购的过程中采取过度乐观态度的管理者甚多，使得协议收购的价格过高，导致了巨额的、不合理的商誉。
由于公司高管往往并不向企业投入100%的财务资本，所以代理问题普遍存在。
在股权相对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以牺牲委托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屡见不鲜。
鉴于上述逻辑，在企业并购中，公司高管往往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或雄心，对一些并不成熟的并购势在必得，因此在估价被购买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过度乐观、自负的倾向，从而导致并购价格非理性的节节攀升。
过度乐观、自负的并购行为导致的副产品就是并购过程中出现了巨额的商誉。
在恶意收购中，并购方往往采取在资本市场上收购股票的行为，这时还会产生并购时机影响合并成本的问题，股价如果在短时期内大幅波动，并购方则要支付高于企业真实价值的合并成本。
（二）被并购企业可辨认净资产与其真实值的差异很多案例都表明，被并购方为取得更高的售价往往采取刻意隐瞒负债及将会出现的负面消息，高估资产的行为，这部分被并方刻意隐瞒的资产和负债成为很多企业并购商誉计量不准确，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外，由于受到现行的会计准则制约，有一部分负债和资产由于无法满足其确认标准而未能计入被并方的资产负债表，但却会影响被并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真实值，这部分未入账的资产和负债构成被并购企业账面上的可辨认净资产和其真实值的差异。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由于构成商誉的两个部分，即合并成本和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计量不准确，导致了现行会计准则下商誉的计量出现偏差，一般体现为过度高估的商誉。
这部分高估的商誉无法像我们定义的商誉那样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超额盈利，违背了商誉计量的可靠性，会在很大程度上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导致他们对企业的未来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而且对于公司来说，高估的商誉并不是真正的资产，之后被收购的公司前景不好会拖垮公司。
四、如何处理商誉中的偏差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现行的财务准则下计量的商誉普遍存在偏差，合理处理商誉计量中的偏差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问题。
本文中笔者根据商誉偏差产生的原因，分析如何在现有的准则框架下使得商誉的计量更为合理，提高商誉的可靠性。
同时，考虑这些因素，也可以使投资者更理性地分析企业合并时产生的商誉。
第一点是解决估价的合理性问题。
如果是善意并购，合并成本通常是双方谈判的结果，此时外部的代理成本可以从合并方的表决权和现金流权的不一致程度来看，一般来说，两者差异越大，合并成本越高。
内部的代理成本，往往决定于收购方管理者的管理风格和态度，往往比较强硬有野心的管理者可能给出更高的收购价格。
第二点是要考虑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
由于被并方很可能存在可以隐瞒的负债和不良资产，并购企业应该做更详细的尽职调查。
如果被并方是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在确定企业市场价值的基础上确认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如用长时间的股票价格平均数来估计；如果被并方是非上市公司，则一般参考同行业企业的股票价格来估计企业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而非仅仅采用评估机构评估的数据，以此来大体估计被并方公允价值的合理性。
同时，对于被并方企业可能存在的不符合财务会计准则而未入账的资产和负债，并购方应该分析形成详细的报告，作为商誉计量的基础。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并购方的内外部代理成本影响并购方估价的合理性；而被并购方的恶意隐瞒的不良资产、负债和负面消息，连同不符合财务准则的确认条件而未入账的资产和负债，会影响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几部分构成商誉的偏差，财报使用者在分析企业合并报表中的商誉时应充分考虑这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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