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_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

作者： 魏曼丽;陈瑞楠
作者机构： 内蒙古通辽广播电视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新闻中心
出版物刊名： 科技传播
页码： 5-6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7期
主题词： 电视报道 灾难新闻 记者 新闻伦理
摘要：近年来,我国重大灾难事件频频发生,灾难性事件以其突发性、破坏性、冲突性等新闻价值,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施行,以及电视媒体采编手段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灾难性事件得以在媒体上呈现和传播。

具备声像兼备、视听兼顾等多种优势的电视媒体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同时,电视记者在职业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本文以汶川地震电视报道中记者的表现为例,探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部分电视记者的失当行为引发的新闻伦理冲突,分析记者失当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规范记者行为进行思考。

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媒介伦理失范探析作者：卢会来源：《今传媒》2016年第09期摘要：受媒介政治环境和媒介自身职业道德缺失等因素的影响，灾难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伦理失范现象，如淡化灾民的生存状态、缺少人文关怀，这不仅危害媒介自身公信力，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而马克思人学思想主要探求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关注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对灾难新闻报道中媒介伦理失范现象的缓解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灾难新闻；新闻伦理；伦理失范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039-02灾难新闻是指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天灾人祸的信息报道。

台湾学者马骥仲认为“新闻伦理是新闻工作者在其专业领域中对是非或适当与否下判断的良心尺度。

[1]”新闻伦理是指新闻从业者自我约束的规范，是相关新闻工作人员道德感和责任心体现，但在具体的媒介报道实践中存在着伦理失范现象。

马克思人学思想作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两大主题来探讨，马克思重视人的作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等人学思想为缓解灾难新闻报道中媒介伦理失范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人学视阈下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媒介伦理失范的表现1.站在政府立场，淡化灾民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前提，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体，一切有关人类实践的研究都必须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

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报道主题通常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灾区人民不畏艰难的抗灾精神、英雄人物的突出表现方面。

这会导致对灾难、对人们的影响和灾民的生存状态等方面的报道忽视。

对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的腾讯网报道中，对其主题进行统计，可以看到报道政府领导人占42﹪，灾民占17﹪，英雄人物占22﹪，抗灾精神占19﹪。

这样就导致该新闻报道主题有失偏颇，无法构建全面透彻的“灾难图景”，同时也无法传递灾难对社会造成的警示意义。

新闻报道策划经典案例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一个成功的新闻报道策划能够有效地吸引读者的注意，传播信息，引发社会关注。

下面我们将介绍几个经典的新闻报道策划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借鉴。

第一个经典案例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策划。

当时，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这场地震中，许多媒体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报道策划，包括新闻报道、专题报道、纪录片制作等。

这些报道策划不仅及时准确地传递了灾情信息，还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援助行动，展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

第二个经典案例是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策划。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头条新闻。

各大媒体纷纷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报道策划，包括疫情实时动态、医护人员故事、疫情防控经验等。

这些报道策划不仅及时准确地传递了疫情信息，还宣传了防控知识和科学防疫方法，引导了社会舆论，提高了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三个经典案例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策划。

这场大选备受全球关注，各大媒体纷纷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报道策划，包括候选人政见、选民观点、选情分析等。

这些报道策划不仅全面客观地报道了选举过程和候选人信息，还引导了公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促进了民主意识和选举参与率的提高。

通过以上经典案例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新闻报道策划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保持新闻的及时性和真实性；其次，多样化的报道形式，包括文字报道、图片、视频、专题报道等，能够吸引不同读者群体的关注；最后，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和参与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

总之，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成功的报道策划能够有效地传递信息，引发社会关注，引导舆论，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

希望以上经典案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借鉴，促进新闻报道策划的不断创新和提高。

媒体灾害事件报道的三大意识和两大技巧——以央视新闻频道“512汶川大地震"直播报道为例【内容提要】本文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具体阐释电视媒体报道灾害事件应具备的三大意识：责任意识、科学意识、人文意识；两大技巧：先入为主，全面权威；遵守纪律，掌握尺度。

笔者试图通过总结电视媒体报道灾害事件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未来新闻界改进灾害事件报道有些许借鉴意义。

【关键词】央视新闻频道灾害事件报道512汶川大地震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随即在滚动新闻中及时报道地震情况，新闻频道及时推出直播特别节目，用客观、高效、平衡、透明的报道于第一时间赢得了电视媒体的话语权，海外媒体广泛采用了该频道的节目信号，在国内外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灾害事件报道一直是中国新闻界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过去，我们经常采用“鸵鸟思维”。

在传播新语境下，这样的思维模式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汶川地震这一灾害事件，我国媒体表现出不凡的应对处置能力，“变中求变”效果显著。

本文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总结电视媒体报道灾害事件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改进灾害事件报道有些许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央视新闻频道灾害事件报道具备三大意识、两大技巧。

一、灾害事件报道的三大意识1、责任意识灾害事件的不稳定性关乎国计民生，关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同时，灾害事件报道又常涉及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敏感性。

对于“512汶川大地震”，媒体在灾害事件报道中必须树立起责任意识。

这里的责任意识包括多方面的含义。

首先，媒体有责任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

公众拥有知情权，而媒介有责任提供给公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其次，媒体有责任为受众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并确保信息完全真实准确，媒介在灾害事件报道中必须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科学的新闻报道原则：再次，媒体有责任掌握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保证在灾害事件报道中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前提，积极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从“悲情传播”现象看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一、本文概述灾难新闻报道作为传媒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社会信息传播、公众情感引导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一些灾难新闻报道中频繁出现的“悲情传播”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种现象往往过度渲染灾难的悲惨情境，过度消费受灾者的痛苦，甚至将灾难事件娱乐化，严重违背了新闻报道的伦理原则。

本文旨在从“悲情传播”现象入手，深入剖析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以期提高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水平，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价值。

本文将阐述“悲情传播”现象的内涵及特点，揭示其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具体表现。

通过案例分析，探讨“悲情传播”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灾难新闻报道伦理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灾难新闻报道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如真实性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尊重隐私原则等，并提出相应的伦理建设策略。

本文将展望灾难新闻报道伦理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推动灾难新闻报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悲情传播现象分析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悲情传播”现象不容忽视。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媒体在报道灾难事件时，过度强调灾难带来的悲痛、伤亡和损失，从而引发公众的强烈情感共鸣和集体悲伤。

这种报道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起公众的同情心和关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悲情传播容易导致媒体过度渲染灾难的悲惨程度，从而忽视了灾难中的人性光辉和救援力量的努力。

这种报道方式容易让公众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对政府和救援机构产生不信任感。

过度渲染悲情还可能导致公众对灾难的麻木和冷漠，降低对灾难的关注和参与度。

悲情传播还涉及到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问题。

在追求悲情效果的过程中，媒体可能会忽略对灾难事件的全面、客观报道，甚至可能为了吸引观众而夸大事实或歪曲真相。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可能误导公众对灾难事件的认知和判断。

悲情传播还涉及到对受灾群体隐私权的尊重问题。

在报道中，媒体可能会过度曝光受灾群体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

在新闻图片伦理历史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较早。

早在1964年,西方的新闻学教科书中就提到了相关知识,Curtis Mac Dougall的《新闻业及其问题》一书中指出,摄影师应当对其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多加考虑。

随后涉及新闻图片伦理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

1978年,Horold Evans提出了暴力、对隐私权的侵犯、性与公共道德、图片造假这四个伦理学需要关注的领域。

有趣的是,1986年Frank Hoy在《图片新闻学:一种视觉视角》中提到了一个至今仍然议论不止的新闻摄影热点话题:摄影记者拍还是不拍?[1]文中给出的结论是,先拍下再做考虑,若没有拍下,何从考虑?我们可以不赞同这一结论,但是这个研究却给了我们一种思想启示。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片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图片的现场感、直观性使得新闻图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在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刊登的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现场照片,唤起了人们对人文关怀的追求;一些媒体或记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制造虚假图片,“深圳最美90后女孩”“华南虎假照片”等引起了人们对新闻图片真实性的追求;“雨中跌倒的自行车”“饥饿的苏丹”“挟尸要价”等新闻图片唤起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议论……本文以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系列报道中新闻图片的运用为主线,借助近些年国内外灾难新闻图片所出现的媒介伦理问题为补充,分析在灾难中微博、微信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图片伦理,希望通过此研究能够对媒体运用新闻图片有所启发。

一、灾难新闻报道的四个阶段2015年8月12日晚11时许,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以下简称“天津爆炸事故”),接到消息后,消防队开始展开紧急救援。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是对救援人员的挑战,同样也是对各媒体的挑战。

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必须准确及时地报道灾难的最新状况,同时不能使报道伤害当事人,也就是不能违背新闻伦理。

95489 新闻传播学论文灾难报道中新闻图片伦理的分析在新闻图片伦理历史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较早。

早在1964年，西方的新闻学教科书中就提到了相关知识，Curtis Mac Dougall的《新闻业及其问题》一书中指出，摄影师应当对其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多加考虑。

随后涉及新闻图片伦理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

1978年，Horold Evans提出了暴力、对隐私权的侵犯、性与公共道德、图片造假这四个伦理学需要关注的领域。

有趣的是，1986年Frank Hoy在《图片新闻学：一种视觉视角》中提到了一个至今仍然议论不止的新闻摄影热点话题：摄影记者拍还是不拍？[1]文中给出的结论是，先拍下再做考虑，若没有拍下，何从考虑？我们可以不赞同这一结论，但是这个研究却给了我们一种思想启示。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片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图片的现场感、直观性使得新闻图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在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刊登的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现场照片，唤起了人们对人文关怀的追求；一些媒体或记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制造虚假图片，“深圳最美90后女孩”“华南虎假照片”等引起了人们对新闻图片真实性的追求；“雨中跌倒的自行车”“饥饿的苏丹”“挟尸要价”等新闻图片唤起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议论……本文以20xx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系列报道中新闻图片的运用为主线，借助近些年国内外灾难新闻图片所出现的媒介伦理问题为补充，分析在灾难中微博、微信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图片伦理，希望通过此研究能够对媒体运用新闻图片有所启发。

一、灾难新闻报道的四个阶段20xx年8月12日晚11时许，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以下简称“天津爆炸事故”），接到消息后，消防队开始展开紧急救援。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是对救援人员的挑战，同样也是对各媒体的挑战。

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必须准确及时地报道灾难的最新状况，同时不能使报道伤害当事人，也就是不能违背新闻伦理。

媒体浅谈灾难报道中新闻伦理的缺失及规范杨富东云南日报社摘要：进入网络时代，有关灾难报道中新闻伦理缺失的问题逐渐凸显，一些媒体为了实现价值效应最大化，披露隐私、缺乏悲悯、过度煽情，自觉不自觉中触犯了诸多“大忌”。

本文试对此进行剖析、反思，并就平衡灾难报道与新闻伦理的关系、准确适当地报道灾难性新闻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灾难报道；新闻伦理；规范灾难性事件因其突发性、破坏性和冲击性特点，深受媒体重视，特别是进入信息大爆炸、低门槛发布的网络时代，许多媒体顺势而为，进一步加大了灾难报道工作力度，以人为本的理念因之得到充分彰显。

但遗憾的是，一些媒体基于应对行业竞争、实现价值效应最大化等考虑，披露隐私、缺乏悲悯、过度煽情。

在偏执地追求“快、全、独”的过程中突破新闻伦理底线，最终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和不良影响。

职业责任为重还是社会责任为先？新闻价值第一还是人伦道德居首？面对巨大的情感冲突和伦理抉择困境，媒体和从业人员必须头脑清醒，慎思明辨，既不能把一个“没有眼泪的灾难现场”带给受众，也不能堕为灾难“观光客”的工具。

一、灾难报道中新闻伦理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危害对于灾难报道，学界从媒体身为社会公器所需遵循的新闻伦理出发，主要强调“隐私”、“最小伤害”、“同情与怜悯”3个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媒体过于强调“在现场”、“抢独家”、“博眼球”，不同程度地违反或背弃了这3个原则。

(一)侵犯隐私权保护隐私权，是新闻报道工作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无需赘述。

然而，一些媒体在灾难报道中过度关注他人隐私，有的甚至将私人信息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

例如，2006年4月30日，云南省丽江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22岁的北京大学女学生叶坚颖罹难。

因为叶坚颖的身份，大批媒体竞相报道，其中，《华夏时报》不仅以图文的形式公开了叶坚颖的相关信息，而且还将其与男友恋爱的众多隐私信息挖了出来。

此举无疑触犯了人们的隐私禁忌，最终受到批评。

(二)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一些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忽视受访者心理，或强行采访，或将伤疤一揭再揭。

媒介观察96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引发人们对灾难报道中新闻伦理的思考。

“标题异化”的恶性竞争、“消费式”报道灾难和苦痛事件……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且存在着舆论监督与新闻真实性之间的矛盾、知情权与当事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了有关灾难报道新闻伦理观和道德观的争议。

新媒体时代，要攻克灾难报道中的伦理失范问题，必须厘清当前所处的传播环境及传媒生态的变化，准确把握灾难报道伦理困境的力量冲突，进而对症下药，提出解决路径。

一、新媒体时代灾难报道的新变化（一）传播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传播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

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同时还被赋予了内容生产者的属性。

面对灾难性事件，新媒体能第一时间向社会传递相关信息［1］。

而传统媒体也在不断寻求转型之路，围绕最新的热点话题，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实现“1+1＞2”的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的话语权不断扩大［2］。

新媒体时代，人们不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通过各类媒体获取信息、传播信息。

特别是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事件信息，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提出质疑，从而对社会舆论产生一定影响。

（二）技术加持下的报道形式日益多样化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发布的灾难报道，形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重视对机器人写稿、大数据挖掘、VR 技术等的综合运用。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华社推出题为《别被骤增的数字吓坏了》的报道，就是通过动态的折线图、绿色的柱状图和简要描述，来发布“湖北省之外的新发病数已持续9天下跌，全国累计治愈的患者在连续14个月内尚未出现新的死亡病例”的信息，进而传递“人数的猛增并非恐怖”“疫情防控进展顺利”等信息。

从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看，这是一条极具社会意义的新闻，既体现了新闻价值，又发挥了媒体的服务作用，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有效缓解了公众的恐慌情绪［3］。

内容摘要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发生了里氏8级的大地震。

中国媒体对这场灾难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新闻报道，纷纷派出记者不顾危险奔波于救灾一线，他们用照相机、摄像机、文字等源源不断地记录着、传送着灾区的灾情及时报道救援进展情况。

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和以往灾难报道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以往灾难报道大多报道救灾和领导人活动，媒体都是以典型报道为主，这次转变为以受灾者包括幸存者和受难者家属为主要关注对象。

但大量关于汶川地震的采访活动和新闻报道暴露了一个突出问题——“二次伤害”问题。

以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活动为例，本文尝试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媒体对突发性自然灾难报道中的“二次伤害”问题，揭示灾难报道可能造成 “二次伤害”的原因，探讨灾难报道中的困惑区域——“二次伤害”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如何减少新闻报道对采访对象的“二次伤害”。

突发性自然灾难具有瞬间性、偶然性，突然破坏了人们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易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混乱。

由灾难所造成人的生命毁灭、财产严重损失等都呈现出极度悲惨的场景，给受难者亲属造成心理创伤。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经历过突发性自然灾难的采访对象是特殊的群体，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心境，记者在采访中、媒体在报道中都应格外注意这种心理的特殊性。

因为痛苦将长期留存在经历过苦难的人们记忆深处，当面对记者采访和看到相关报道时，他们都会再次回到这段记忆中，再次经受心理创伤。

本文从报道案例中分析媒体最关注的灾区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

从中可以看出，“二次伤害”问题是记者采访对灾区群众的悲痛侵扰行为造成的结果。

这种行为给灾难报道带来负面传播效果，不但导致个体心理再次受到伤害，还可能造成整个社会情绪受到不良影响。

从新闻业务来看，一方面，记者对灾难受创者及其家属的采访应该考虑新闻心理学、精神心理学等诸多因素，理解灾民、救灾者的心理，采取适当的提问方式，而不致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

记者要从灾民那里获得有关灾难的新闻报道素材，就不可避免地要让对方回忆当时恐怖的灾难场景，这就造成其心理再次经历痛苦。

记者在灾难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在不可预料的事件中，在大的灾难面前，常常会诞生许多“英雄”，他们的身影会镌刻在受众的心里，他们的事迹往往能让人泪流满面。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个英雄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心酸，都有着不愿意回忆的伤痛过往，但是媒体、记者又常常偏要挖掘这些细节来塑造、突出英雄的形象。

于是，就在记者们似乎是充满热情和崇敬的一次又一次采访中，英雄们反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害。

“一提到“新闻伦理”，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汶川、玉树地震采访报道中的一些故事和情景……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学生模样的逝者在残垣下压着，其中一个孩子的模样很清晰，而另外几个孩子的身体不同部位被坍塌的水泥块覆盖，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最让人难受的是那些混在一起的手脚，分不清是谁的手，也辨不出是谁的脚！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看到了照片，心底会是多么痛苦？面对这样充满死亡气息的照片，即使是陌生人心底也会充满对地震灾害的恐惧感。

媒体这样不加选择地“直击”灾情，看似是对灾情的真实展示，但并非所有的真实记录都适合在媒体上展现出来。

如果不加限制，势必造成视觉上的‘灾难’！”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每当发现废墟里尚有存活着的生命，不光救援人员无比激动，在场记者也是兴奋异常。

如果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做个忠实的记录者，相信大家都会心存感激，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的职业冲动。

“我们在玉树采访时，经常见到一些记者不分场合地递上麦克风，追问救援人员或幸存者‘有什么感受？’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争取时间，保持体力，对于那些埋压在废墟下、等待抢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有一次电视直播的救灾，废墟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大爷，这时，一个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镜头，现场女主持对他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还是救人要紧，而主持人坚持说“只要5分钟就好。

这个时候，幸存者身体上方正有一块残存的预制板，随时可能发生垮塌，救援人员要求先把它搬开再说，没想到主持人的回答是‘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接着转过身来继续对着镜头播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话，却把这个记者的伦理道德底线明显的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而新闻采访时第二位的！以上所提及的，归根到底是媒体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如何取舍的问题。

灾难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与伦理规范一、专业性与伦理规范如何衡量（一）专业性：恪尽职守，担起责任因此，坚守新闻专业性，事关传媒业的存亡兴衰，也是传媒业从业人员为公众服务的具体表现。

在新闻报道中，新闻人要竭尽一切努力，确保新闻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也是新闻人的第一职责。

（二）伦理规范：人道主义，展现关怀在有些灾难报道中，一些新闻人虽然遵循了新闻专业性，如实、客观地报道了伤亡情况及救治进程，但是展现了灾难的恐怖和狰狞，也把血腥的过程全部呈现了出来，这不光给观众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和阴影，也给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比如这次4月25日尼泊尔发生的8.1级地震，不少媒体都在现场捕捉了一些及时的救灾图片，然而，不少都引起了人的不适，把灾民的血淋淋、衣不蔽体的形象公开，这对于受众和当事人都是一种伤害，不少记者值得深思。

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宇认为，任何时候，人的生命和尊严都高于一张新闻照片的获得。

因此，专业性与伦理规范，两者并非是矛盾的，两者结合，有轻有重，即要在规范的报道中恰当体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二、如何得体地报道灾难新闻（一）采访要适度适时，摄影要保持距离2008年汶川地震中，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和报纸都注意捕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投入；武警官兵、消防官兵、医务人员的全身心的工作态度；全国人民的大量援助和捐款场景等，①这些都给举国抗震救灾催生了巨大的心理能量。

所谓适度适时的采访不是意味着记者保持沉默，而是在报道过程中掌握技巧，尽量减少对被采访人的重复情感刺激，尊重了被采访者的尊严，也平复了一些受众的心情，处理得适当即可。

（二）避免血腥裸露，节制性处理画面灾难新闻的图片对事件的原因的透视和深度理解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处理不好反而会令人不适，甚至给当事人及家属带来严重的心理阴影。

因此建议拍摄时运用长焦镜头，可以通过任务的背影等形式表达，不要太多地纠缠在画面细节上，不能把受害者血淋淋的镜头放大，而应把镜头从受害者身上挪开以示尊重。

从汶川地震报道看当前媒体道德责任意识安克娴(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媒体传播与弱势群体》(05S JB860002)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安克娴(3),女,山东单县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摘　要:现代传媒不仅是社会的瞭望哨,而且还应该是社会道德的守望者。

汶川地震突发性灾难事件因其巨大的社会破坏力极易对社会秩序和公众情绪造成很大影响,大众传媒必须以高度的道德责任意识,帮助政府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这是媒体作为道德主体的“份内应做之事”。

我国的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不畏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及时传播事实真相,关照生命,配合政府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显示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

关键词:汶川地震报道;道德主体;媒体道德责任意识 中图分类号:B82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29-03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挑战着每一个生命,也拷问着新闻传媒的职业伦理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意识,即道德主体对与自身特定的角色和权能相联系的自己在道德上的‘份内应做之事’或‘当为没有做到份内应做之事所担当的道德过失’的自觉体认,它应当而且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自身所应担当的道德责任“是什么”的明确认知和判断,其二是对自身道德责任之‘为什么’的深刻体认。

”[1]面对灾难、面对灾难造成的弱势人群,媒体一般能意识到这是个蕴含巨大新闻价值的新闻富矿。

在西方新闻界,一向有“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说法。

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认为:“对新闻媒体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

”[2]但媒体能否明确自己在道德的“份内应做之事”,意识到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是什么就值得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