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为什么强？解读

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为什么强？澎湃新闻李永晶2015-03-20 07:25[摘要]“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出的广度、深度与品质厚度，可以说与三种因素有关：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

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越发奇妙起来。

当然，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不单是指传统的政治上的关系。

从去年上半年赴日旅游游客数量的激增（与前年度同期比增长80%），到本年年初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大量采购从婴儿用奶粉、尿不湿到日常生活中用的各种用品——小到牙膏牙刷、指甲剪、各种文具、化妆品、保温杯，大到电饭煲、空气清洁机、空调——都一再让人惊奇。

最近中国游客买断日本国内“马桶盖”的现象，几乎成了人类史上具有喜剧效果的事件。

闲话休提。

这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惊奇”或“喜剧效果”，其实是源于我们自身对自己与邻人认知的不足。

最近十数年来，中国制造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委实可喜可贺。

比如在汽车的制造数量上，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翌年便超过日本，拔得世界头筹，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然而，从一般意义上的“日货热”从未减退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可因自己的某种进步而妨碍了我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把握：在整体上，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特定领域、诸如家电以及最近几年手机等工业制品的成功以及某些技术的领先，目前还远不足以支撑起“中国制造”这一说法本该企及的目标——取得“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各种市场效果。

“马桶盖”这个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商品，正因其特有的私密性，将日本制造的“强”戏剧般地呈现了出来。

那么，“日本制造”为什么强？日货热的1980年代史：三大神器与现代生活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认知，与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发生。

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访日，先后参观了日产汽车、新日铁、松下电器等现代化工厂，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线。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从此带领中国民众开始走向一个新时代——向现代生活的转向。

同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与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首的代表团访日，所见所闻则进一步坚定了现代转向中的“日本转向”策略：从邓小平亲自邀请新日铁的稻山嘉宽会长、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决定大幅度使用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ODA）贷款。

1979年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表明向中国提供ODA，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事实上，直到2007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最后一批贷款为止，在中国交通运输（包括道路、港口、机场等的建设）、电力电信（诸如光纤线路铺设与程控交换设备的导入）、农业水利（诸如化肥工厂的建设）、地铁等城市建设、医疗等领域，日本的ODA都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

重要的是，与ODA关联的日本技术及背后的理念，得到了中国相当广泛的认知。

在史称“中日蜜月期”的1980年代，国人对日货的认知更直接源于生活经验。

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日本对华输出呈现出压倒性的增长，其中1985年是一个巅峰。

依据日方的统计数字，这一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以汽车和家电为中心的商品，比前一年度都有数倍的增长。

比如，从日本进口的整车，1984年为6.7万台，1985年则增加了2.3倍，达到20万台。

另外，与前年度的进口数量相比，电视机增加了2.9倍，冰箱增加了3.4倍，洗衣机增加了2.8倍（参见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編：《日中関係1972-2012II 経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

电视、冰箱、洗衣机，作为1980年代的现代生活标志的“三大件”（相当于当下语感中的“三大神器”）与庶民生活的结合，成功地确立了“日本制造”的高品质、现代化的形象。

在同一时期，为了扭转对日大幅贸易赤字的局面，中国政府制定了“技贸结合”，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完成品的数量开始得到控制——中国从日本进口完成品的前提条件是日方要提供相应的制造技术。

不过，同期通过引进日本的生产技术而生产的制品，可以说完全无法与日货相竞争。

同样使用日本技术与生产设备，却无法生产出与日本原装产品相匹敌的商品，这通常被认为是品质管理上的落后，被认为是“中国制造”的先天不足。

这种说法，在当下依然可见。

不过，由于中国某些技术的进步，这种对中国制造问题点的指摘，似乎也愈发微弱了。

然而，这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是因为被不恰当地加以了转换与遮蔽。

日本制造的品格：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日本工业技术背后有着特定的精神传统，即“职人精神”。

其实，日本制造之“强”，并非某个特定因素所决定的。

就此间成为话题的“马桶盖”而言，它形式上或标签上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与某些中国技术的应用，完全无碍于它作为“日货”而备受青睐的本质。

不了解这个本质，从小的方面说无益于中国制造厂商生产出让国人满意的产品，而从大的方面说，则无益于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分工中的低端位置，无益于实现我们在“中国制造”上的中国梦。

在笔者看来，“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出的广度、深度与品质厚度，可以说与三种因素有关：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这里略作解释。

第一，日本工业技术背后有着特定的精神传统，即“职人精神”。

这是一个日语中的说法，相当于craftsmanship，特指产业革命以前的基于手工的生产方式；“职人”则大致相当于具有独特技术绝活的“工匠”。

众所周知，手工业的最大特点是，制品与制作者的人格有着高度的关联。

或者说，作为人格的某种溢出与固化，商品呈现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某种活泼的关联。

或者再换一个说法，“职人精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职业精神”，它以职人的全人格为赌注，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这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精神结构，在今日日本的国内生产与市场活动中，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种全人格的、旨在提高产品物理品质与精神品味的制造业主体人格结构，可以说是日本从传统继承的最大遗产。

与“职人精神”并行使用的日本固有语汇“制作”（“もの造り”），反映的是同样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与“职人精神”具有某种所谓的日本特色相比，那么它的生产组织方式，则有更多的普世性，因而为更多有梦想的民族与企业家所关注。

这种要素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广泛流行的“丰田生产方式”，它彻底贯彻了节约、高效的科学精神。

中国读者对此相对熟悉，这里不做具体介绍。

要强调的是，日本企业强调的节约与高效，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贯穿于所有企业人员的心志状态或精神气质（近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ethos）。

对此，日本著名的经营学家藤本隆宏在其《日本的制作哲学》一书提出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参见藤本隆宏：《日本のもの造り哲学》，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可资说明。

藤本所说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产品设计思想”，不但要求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协商设计思想与产品制作，还要求与企业外部的各种配件供应商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实现产品的制造。

这意味着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技术的发明与使用、零部件的具体制作与消费者最终消费的“产品设计思想”，在日本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高度结合在了一起。

日本企业之所以注重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与这种生产方式时刻向相关制造商提出高标准的产品或新商品要求有关。

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对的是“基于组合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有机的相互适应与调节，那么“基于组合的生产方式”就是一种近似于机械拼装的产品制造，或者说就是“组装”。

在这种“组合”生产方式中，产品或者受制于生产商“设计思想”的陈旧与落伍、无法及时使用最新近的技术发明，或者受制于市场上现有的零部件或材料等无法支持“设计思想”的实现，很难达成各种要素的最佳组合。

即便二者整体上偶然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最佳匹配，某项零部件在设计或制作上的短板，也将让产品的品质大打折扣。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抱怨一些产品小毛病不断，就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只有作为软件的“产品设计思想”与作为硬件的各种零部件高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消费者才能获得最高的体验——这种体验所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显然创造出了全新的消费与市场。

稍微抽象一点说，这种“产品设计思想”旨在对人性的某种“开发”。

如果企业时刻如此以人为本，我们很难想象它的产品无法获得消费者与市场。

第三，制造“日本制造”的另一重要要素就是“经营理念”。

无需说，经营理念这个说法如今如此普及，几乎成了陈辞滥调。

市面上也可多见介绍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书籍。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理解了“经营”的本意？这个词是否只是指企业的运营与管理（operating and management）？——这自然不错，只是它把本质问题进行了扁平化处理。

在日本的权威辞典《广辞苑》中，“经营”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是“竭尽全力办理某种事情；花费工夫悉心建造房屋等”，它构成了由此衍生出的其含义的基础。

显然，在日本的语义中，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依然是某种人格——一种尽心竭力、甚至是苦心孤诣的面对事物的状态。

其实，这并非是日语独有的语义，而是源于中国的古典说法。

比如《诗经？大雅？江汉》篇中就有“经营四方，告成文王”的说法，表明这个词最初应用于最高的人类政治事务，即统治与治理。

这种意义上的“经营”显然需要试图励精图治的为政者主体的全人格的投入。

由于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渐进方式，词语语义的扁平化进程缓慢，其古典含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留。

因此，这种意味着某种精神的“经营”一语，自然会唤起当事者与众不同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

如此说来，我们必须在日本特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意义上，理解日本的经营理念。

让我们适当地把话往扁平的方向说吧。

在日本的企业中，经营理念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理念；换句话说，它首先不是为实现利润与谋利的现代商业意识形态。

这里的“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从业人员；在这个方向上，日本的经营理念成功地将企业塑造为如家族般的“命运共同体”。

这意味着，企业经营成功与否，即是否获得消费者承认，是关系所有人饭碗的大事。

日本企业有名的“年功序列”——基于入社时间长短的职务与薪资晋升规则——制度，正是家族内部辈分与权威关系的某种拟制。

在这一理念中，通常容易达成上下一心的纯然状态。

前面提到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其根本思想依然是源于这种家族内部相互协调、相互扶持的生活理念。

第二类人无需说就是消费者。

在日本产品的设计者——如前所述，它不是指特定的生产个体，而是整个生产体系——看来，“让消费者满意”尚无法构成他们的原动力。

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制品做不到“让消费者满意”，那就意味着企业行为的完全失败。

换言之，“让消费者满意”这个说法只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