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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王家新【摘要】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內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u0000外因"和"內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u0000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u0000外因"和"內因",从"翻译作为幸【期刊名称】《江汉学术》【年(卷),期】2009(028)006【总页数】10页(P5-14)【关键词】穆旦;壹良铮;诗人翻译家;诗歌翻译;现代性;价值【作者】王家新【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72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诗歌创作主题内涵的影响作者：吕夏萌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摘要：穆旦诗歌的主题内涵，20世纪30、40年代与70年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
对于穆旦来说，诗歌翻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了其诗歌创作，并对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转变，既与作者人生磨砺相关，也与长期从事浪漫主义诗歌翻译工作相关。
关键词：穆旦；诗歌；主题中图分类号：I041；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160-02穆旦是我国著名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有人甚至认为穆旦在诗歌翻译中的成就要超过其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
我们纵观穆旦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穆旦的创作呈现出一个断断续续的状态，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创作一批脍灸人口的作品，70年代中后期又创作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而在50到70年代，作者基本没有诗歌创作。
其主要原因就是在1953年诗人回国后，深感国内诗歌创作缺乏现代气息，而致力于诗歌翻译，希望把一些西方诗歌创作的技巧和思想引入中国。
当然，这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从1957年开始，作者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陷入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使作者不敢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舒缓自己的这种被压抑的状态，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诗歌翻译。
应该说，穆旦在这一时期开始致力于诗歌翻译而“忽略”的诗歌创作，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也正是近20年的诗歌翻译工作，对作者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并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个人的最高境界。
比如，在当时诗歌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春》、《夏》、《秋》、《冬》正是写于1975年，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冬》是穆旦的代表性作品[1]。
从数量上看，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高峰，但从质量上来看，70年代后期才是其诗歌创作的顶峰。
穆旦翻译风格述评勒菲弗尔视翻译为改写，提出翻译行为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掌控。
事实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并不简单是一个被动行为，而可能是几种力量的斗争之所。
伊格尔顿更是认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话语的体现。
不过，他并没有把文学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声筒，而是提出了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多种概念。
这几种意识形态之间有合作也有矛盾、分裂与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置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学翻译，便不会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掌控的产物，而有可能和意识形态展开合作、对抗、控制与反控制等等活动。
但是，当前国内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多是对勒菲弗尔翻译意识形态研究的验证性研究，涉及二者之间这种张力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试图整合勒菲弗尔与伊格尔顿有关意识形态的思想，以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的诗歌翻译为例，来探讨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之间的张力关系。
一、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间的张力关系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改写主要受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不过这二者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简括地说，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向的掌控与被掌控的关系;主流诗学与翻译之间则为双向的限制与反限制关系，不过后者这种张力关系的方向要取决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提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文本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意识形态范畴［1］。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一般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
伊格尔顿指出，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
它的作用是维持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伊格尔顿把它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
所谓“一般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由各种意识形态所组成的支配性的总体，而不是意识形态一般性的抽象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典型形态［1］。
穆旦翻译作品诗歌史的“显白教诲”与“隐晦教诲”一、“显白教诲”与“隐晦教诲”和年轻时候的激越多产相比, 诗人穆旦晚年的写作似乎平静而矜持, 出产量也难以与其为人熟知的“勤奋”品格相匹配。
对于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 最通常的也并非全无道理的解释是, 诗人在1949年之后那压抑孤苦的境遇, 损害了他写作的热情和创造力;比他年长且成名更早的诗人, 如艾青、冯至、徐迟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段里不断减弱乃至最终停止了诗歌写作, 因而穆旦不是孤例。
然而穆旦并没有停止过写作——在最原始也最重要的意义上, “写作”意味着以文字来组织思想和情感的世界——由此角度观之, 翻译也可以视作一种“写作”。
穆旦在被压抑的岁月里, 留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翻译文字, 经由翻译也许可以探索穆旦文字与思想的更为丰富的也至今未为研究界所特别关注的一些面向。
作为中国新诗诗人, 1949年以前的穆旦热烈而又早熟, 既有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又饱含着深沉的同情与爱意;他对战争、爱情、现代国家本质的透视, 都达到一种超越年龄的早熟与深刻;他对个体与国家、战争与暴力、集权与自由等关系的思考, 至今也仍具有未被穷尽的启示意义。
从这些方面而言, 穆旦已经是完成的。
他是一个具有以肉体思想、以血肉语言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痛苦个体经验的优秀的诗人, 一个能够凝结感性经验于客观意象的现代诗人。
然而, 穆旦似乎又是未完成的, 以其超于时代和同侪的才华、视野和关怀, 我们总对他的成就抱有更大的期待, 总愿意在历史的浩瀚中去拾取创作的遗珠(早年的轶文) , 并对他晚年总量欠丰的作品一再挖掘深意, 而忽略那巨大存在的珍珠。
这所谓的“珍珠”即是他后半生竭尽心力展开的西方(英语和俄语) 文学的翻译工作。
这些翻译工作包含着穆旦对于文学的理解, 也折射着他自身的文学抱负和雄心——从一个优秀深思的抒情诗人转向更为博大深沉的叙事诗人, 以史诗写作为目标的努力, 虽然这个目标似乎并没有完全实现穆旦的“叙事”追求, 既是他巨大的写作雄心在特定的历史境遇(迫害) 中的曲折表达, 也是对当时盛行的诗歌以抒情为唯一目的的主流诗学的隐晦抵抗;这一努力, 也许也辗转参与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写作的进程, 包括“叙事与讽刺”“自嘲与反讽”的诗歌风格的普及, 以及严肃而执着的工作理念的深植人心。
以诗论诗--英国经典浪漫主义诗歌解读摘要：十八世纪末十九实际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当地兴盛起来，其新的诗歌体式以及创作风格深深地影响着当时诗坛的文人，“自然”成为了当时作家创作的主要境界。
出于对“自然”的追崇程度不同，在当时的英国出现了两大诗派，一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诗人，另外一个是以拜伦为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本文将以拜伦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为对象，从其发展历程、创作风格以及创作风格带来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关键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创作风格；创作影响一、前言早在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就风靡一时，很多文人墨客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生演变，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思想，以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创作风格，进而充分调动起来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力，结合那个年代百姓的朴素生活，为当时的诗歌创作创造了一个新的氛围。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在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动之后，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诗歌便在这时开始了萌芽，并通过渐渐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收获。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咋发展中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发展初期，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为主要代表的湖畔诗人最为活跃；另一个是以雪莱、拜伦、济慈为主要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他们的出现则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一个高潮。
（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初期在浪漫主义的浪潮袭来之时，华兹华斯等人便逐渐打开视野，他们的作品也相继登上了诗歌的舞台。
华兹华斯的作品中，不论是言语的表达还是体裁的运用，都打破了古典主义驾驭语言的常规，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高潮继湖畔诗人之后，雪莱、拜伦等人的出现，更是冲破传统语言和风格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华兹华斯的基础上，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和意义，其中济慈将古典主义的代表布瓦洛进行抨击，并称他是“一个由浮华和蒙昧主义培育的派系”，而拜伦被称为“恶魔诗人”，他们的作品中多追求自由浪漫和精神的* *，这毫无疑问是对古典主义的诗歌精神的冲击和挑战。
现代解诗学视野中的穆旦诗歌文广会【摘要】从现代解诗学的角度,考察穆旦诗歌在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地位与其实际的诗学成就形成矛盾的深刻原因.通过对诗人穆旦的个案分析,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中重新认识现代解诗学内涵的不足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完善与补充.【期刊名称】《理论导刊》【年(卷),期】2010(000)010【总页数】3页(P106-108)【关键词】穆旦;诗学地位;现代解诗学;新诗【作者】文广会【作者单位】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西安,71006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中国新诗从1918年《新青年》发表胡适、刘半农等写作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到现在，已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史。
就体裁而言，诗歌变革的步伐最为彻底，从文言到白话，从格律谨严到形式自由，新诗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道路。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在对新诗历史的清理中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新诗主潮相互融合又颉颃互竞。
在对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过程中，以往处于诗歌边缘的现代主义诗潮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青睐，其发生、发展、变构的演进线索清晰可辨。
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潮渊源、发展趋势的研究则相对模糊、沉寂得多。
这或许是现代性视域下的研究视角造成的遮蔽。
现代主义诗潮以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领军的象征诗派为肇始，历经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戴望舒为主帅的现代诗派、穆旦为旗帜的中国新诗派、再到新时期文学先声的朦胧诗、80年代众声喧哗的第三代诗等多个诗歌流派的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流光溢彩、芬芳怡人的诗歌百花园。
而以穆旦为首的中国新诗派则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像中国新诗派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认为的那样，这群诗人们将时代风云、民族忧患和个人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人生与诗意交互叠合的“综合”效果。
这种综合即“象征、现实和玄学”的综合：“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试论穆旦的爱情诗穆旦的爱情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其诗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诗八首》更是穆旦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
穆旦的爱情诗不仅包含着对爱情独特的个体体验，更将思考上升到普泛的生命之思，用独特的诗艺表现来书写，体现出深邃的思想和复杂的情思。
标签：穆旦；爱情诗；独特性；诗八首穆旦的爱情诗是其诗歌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其中，《诗八首》被闻一多先生收入《现代诗抄》，是其诗歌最高成就的重要代表。
他的爱情诗不论是深远的玄思、新颖的意象，还是诗艺的呈现，均不同于以往的爱情诗，表现出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其中不仅包含着他对爱情独特的个体体验，更将思考上升到普泛的生命之思，用独特的诗艺表现来书写，体现出深邃的思想和复杂的情思，具有独特性。
一穆旦爱情诗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对爱情的颠覆性认识和书写上。
传统爱情诗多歌咏爱情的永恒和和谐，祈愿爱情双方的平衡和契合，信仰爱情无往不胜的力量。
而穆旦却用他深邃而辩证的思想去体会爱情，即便是书写爱的激情与喜悦，也带着一股冷静的节制。
袁可嘉说：“新诗史上有过许多优秀的情诗，但似乎还没有过像穆旦这样用唯物主义态度对待多少世纪以来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的。
”穆旦力图揭示爱情的真相，在情思之外，他不忘理性的审视，他看到了爱情中的千变万化和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诗八首》其一），爱情双方在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化是永恒的，静止是暂时的。
你我的相爱源于爱上瞬间的彼此，而你我又是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爱情中没有什么不变的永恒。
在看到差异和矛盾的同时，他还看到冥冥中无形的不可抗力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而我们成长，在死的子宫里/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诗八首》其二）他在审视中看到爱情的差异和对立，“相同和相同溶为倦怠，/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诗八首》其六）这种让情感渗透智力的情诗是何等的清醒和深邃！穆旦爱情诗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独特的诗艺表现上，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