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述要

时间:2003年2月3日作者：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网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确有着某些显著变化。

于是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有积极作用。

我不完全同意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

我没有读过几本海外史学理论的书，可以说不懂海外的史学理论，因此，我只就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论文而理解到的一些研究方法，简略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

有些当时看好，但过段时间也许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内涵，例如对海外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对一切新鲜的东西，包括没有看到过的海外中国近代史著作都以羡慕仰望的态度来接受，而忽略了选择；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就不同了，有了批判精神，对海外的东西不是一味接受，而是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这就是一种进步。

我对待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态度和出发点，就是如此。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交往日多，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和资料，看到过去不可能看到或很少看到的港台地区以及美、日、加和欧洲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遂使中国近代史学者打开眼界。

这是能够了解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必然前提，从而才有可能让我们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其方法，并逐渐能选择对我们有所启示和值得吸取的地方。

因为这个论题比较大，难以进行全面完整地论述，我只想举几个例证来说明我的粗浅看法。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

清代乾嘉史家在利用官书、正史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与开发，梁启超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正续编中，都很看重扩大史源的问题。

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野泽丰，生于1922年，1949年毕业于东京文理大学。

著有：《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辛亥革命》（1972）、《“大东亚共荣圈”——亚洲的革命和反革命》等。

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团体与研究方向日本史学界向有厚古薄今之传统，古代史作为“真学问”一直为史家所乐道，近代史的学术性却受到质疑，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价值更不被认可。

1950年代起，野泽丰、池田诚、竹内实等老一辈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为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经过日本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已经成为日本历史研究中的“显学”，是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通识教育和专业教学中的重要科目，形成了稳定的学术队伍，出版《现代中国研究》、《近邻》、《辛亥革命研究》等刊物。

在日本的大学，除京都佛教大学外，都不设立史学学部，历史为文学部的一个专业，日本大学的历史专业主要设三个专业方向：日本史、东洋史(现在多改为亚太地区历史)、世界史。

其中，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人最多，一般占据史学专业教师的半壁江山。

各大学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教师并不多，无法与国内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相比。

相关的学术团体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教师交流的主要平台。

日本国内有许多历史研究的学术团体，日本历史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学术团体，拥有众多会员。

会员的研究领域涉及日本史、世界史、古代史、近现代史等各个专业。

日本历史学会每年举行年会，规模庞大，吸引日本各地的历史学者参加。

现在日本有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团体，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无疑是最主要的。

日本有两个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为名的学术团体，一个在关东，一个在关西。

关东地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为著名学者野泽丰等先生创办，关西地区为池田诚等先生创办。

这里谈谈我比较熟悉的关西地区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

关西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是一个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自发的、民间性学术团体，也有大学生、研究生和历史爱好者参加，会员以关西地区学者为主，在北海道、鹿儿岛、山口县、名古屋等地都有他们的会员。

历史学论文-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1997年6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内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考察方向作了展望。

该书由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和佐竹靖彦等五位著名学者担任编委，由吉川忠夫、漥添庆文、中村圭尔等16位历史学家撰文集成。

该书所收都是经1993年11月由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龙谷学会等四个团体在京都龙谷大学共同举办的会名与该书书名相同的讨论会遴选出来的代表性论文。

其中，有的论文将重点放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有的论文则对未来的课题作了规划和探索，不管是哪种形式，都可以看到执笔者对于所承担的专题持有的总的观点或构想，给人们以统揽全局的启示，该书的领衔之作则是谷川道雄的《总论》，它是全书的纲领。

谷川道雄在《总论》中陈述了他一贯的看法。

他指出，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相反，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

在后半期中，研究者的倾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充激情的使命感业已冷却，一种务实的情绪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与时间的连锁相比，研究者们对历史现象怀有更强烈的关心，他们不仅对历史现象的逻辑意义提出问题，而且更多地讨论其形态与功能。

但是，这种与前半期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是在前半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充分地消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

所以，只有在回顾前半期的争论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当前研究中的问题。

谷川道雄《总论》的重心也就落在了争论的时代。

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在战前，已经出现了内藤湖南创立的京都学派说；在战后，由前田直典发韧，经过西嶋定生、堀敏一、仁井田升等的努力，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的思路迥异的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而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并行前进的双轨。

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1)前言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

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

）。

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习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

（注：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

）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

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

）最有影响。

《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政治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

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
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
《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是由历史学者评依田熹家著的一部具有指导价值的比较研究著作，旨在对我国和日本近代发展史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从而获取促进日中两国交流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和谐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的有价值的成果。

该著作由五个常见的主要内容组成，包括：日中本土文化比较研究，即研究日中两国在文化传统面向上的联系与对比；政治体制比较研究，即比较日本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变，努力研究它们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变迁比较研究，其中着重研究日中两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社会、政治辩证；内外流动经贸比较研究，即探讨日本与中国近代经贸政策及其实施状况，研究其中的联系和作用；中日关系比较研究，其中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传统性等问题。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该书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日中两国近代发展史，并提出了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建议，来推动日中友好合作的发展。

由此可见，《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它为研究日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是日中相互理解、增进友好关系的基础性学术著作。

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内容提要：最近20年来，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在比较国制史、地域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这些研究描画出来的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地方社会秩序原理都呈现出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

此外，从长期社会变动的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内在发展动力，从连续的、继承的侧面考察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关系等研究取向也备受瞩目。

最近数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中仍在继续关注那些集中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特色的各种事件和事项，却放弃给予某种历史发展阶段定位的企图，也回避作出有关近代性或限界性的评价，而是着重于去具体地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是怎样的状况驱使人们沿着这一方向行动下去的？”等问题。

笔者不敢就上述题目展开全面议论和概括。

一是涉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来的成果更是日新月异，非笔者所能驾驭；一是近20年来中外学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中日两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形成相互熟识的“国际化”局面，端出“亚细亚社会论”、“时代区分论”、“发展阶段论”等早已沉寂多年的旧社会形态论再次翻炒只会落得古臭之嫌。

在此背景下本稿的任务最好还是限定在对近10几年来二三新动向的介绍上。

今天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和中国同行们一样，他们对以往的社会形态论争采取三缄其口的态度，但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某种时代区分论去从事研究，仍要关注研究对象的时代性格，并试图确定它们在整体历史链条中的位置。

而通过建立某种社会制度模式乃至文明类型的方法来揭示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自意义也一直是许多学者的最高追求。

只不过，近10多年来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已难见到先前那种硬套某种理论框框的作法，在有意识地回避以往那些争持的同时，很多研究还极力淡化自己的社会形态论的色彩。

不经意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展，这些研究成果终究还是结晶出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形态论。

日本史学史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史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与中国、欧美等历史学发展的历程存在很大差异。

日本的古代历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包括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本文将从日本史学的发展出发，探讨其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

一、江户时代的日本史学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学者开始借鉴中国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朱子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

其中，“正史”思想对日本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正史是指中国古代编纂的历史正史，其语言简练、体例严谨、实事求是，堪称中国史书之典范。

正史思想规范了史学的文献、编纂和研究方法，成为日本史学的基础思想。

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史学家开始编纂日本的正史，以《日本三代実録》、《続日本紀》、《日本霊異記》等为代表的正史经典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

同时，日本的学者开始尝试对中国史学进行翻译和研究。

以「聖経」（周易、尚書、毛詩、礼記、春秋）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经典在当时在日本得到了大量研究和译著。

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史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西化运动，史学也不例外。

在学术界，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性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

日本史学家开始对日本的古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摒弃了朱子学说对史学的影响。

在政治上，明治维新使日本对外交往的范围扩大，日本史学家开始更关心日本与外国的关系和互动。

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出现了学科分化趋势。

在这一时期，日本史学家进一步借鉴了西方史学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

日本史学家开始追求民族主义意识，更加强调本土史学思想。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历史学方法逐渐被取代，本土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占据主流。

三、日本史学与中国历史学的互动虽然日本史学在西化过程中对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是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

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被译成日本语言，与日本历史研究结合。

日本史学家在研究亚洲史学、特别是东亚史学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对话。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
史桂芳
【期刊名称】《《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日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既广泛又深入。

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使日本各界了解当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因而遇到新课题和新挑战。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既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法,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考证、发掘
和使用,又在研究视角、关注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日本的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了解、借鉴日本学者的
研究状况和成果,是加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总页数】15页(P299-313)
【作者】史桂芳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3.53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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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述要宋小庆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性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

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

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

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也在对近代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

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