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满洲国乐社活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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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殖民统治下的美术文化研究伪满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时期,其间的美术文化是极具特色的。
伪满时期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实行了强制统治,控制了伪满洲国政权的所有权力,也推行了文化殖民政策,对艺术与文化产业进行了扶植。
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因该时期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熏陶,具有了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色,其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美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美术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侵略与影响,同时因为地理位置与政治历史的特殊性,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在这一时期,伪满洲国政府举行了许多艺术展览与实验,推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发掘了众多艺术人才。
而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又具有许多表现强烈的民族与阶级矛盾的特征。
因此,研究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既需要关注其受到的外界影响,也需要理解其中的地域性特征与政治文化背景。
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特殊性。
当时的美术产业与市场尚未完全发展,美术创作的主要目的仍是服务于政治与民族意识形态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呈现出清晰的民族动员与侵略性色彩。
如1934年,伪满洲国在沈阳举行了东亚美术竞赛展览,宣扬日本本土美术及其民族精神的优越性。
而在这个展览中,中国美术作品的排位往往被压制,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化地位的低下。
同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比较明显,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阶级矛盾,体现了不同阶层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
如在宣传海上侵略战争的画作中,官方的宣传宣扬着沙俄残酷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受难,而中国广大人民更关心着社会民主改革问题,作品中出现的是勾画出人民生活、生计艰难的场景。
这特征在研究当时的冷战政治、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
总之,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是一个在殖民统治下发展壮大的独特文化。
作者: 何爽
作者机构: 吉林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戏曲艺术
页码: 129-133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期
主题词: 伪满洲国 旧剧演出 新旧论争 旧剧改良
摘要:伪满洲国时期的旧剧活动及其理论,是构成伪满戏剧全貌的重要一元,并展示出独特的相貌和价值。
伪满时期,东北各地剧场戏院相继建立,旧剧票房及票友活动遍布全满,推动旧剧不断发展;众多京剧名角的到东北演出,在引起东北观剧热潮的同时,也负载着完成日伪殖民文化宣教的最终日的。
伪满旧剧的发展始终与新、旧剧的论争相伴随,呈现出多元的新、旧剧观念。
旧剧应改革自身以契合时代逐渐成为此时旧剧的主流观念,并表现出由重视旧剧社会效用的改良到侧重旧剧整体艺术改良的流变特征。
伪满时期殖民统治下的美术文化研究伪满时期是指1932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伪满洲国。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美术文化在伪满时期经历了诸多变化和影响。
在伪满时期,以日本为主导的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在伪满洲国被广泛推行。
日本的美术教育体系和美术理论对伪满洲国的教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的绘画和雕刻等传统艺术形式在伪满洲国被广泛传播,成为该地区艺术创作的基础。
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日本特色。
日本美术的风格和表现方式对伪满洲国的美术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
伪满洲国的画家常常采用了浓郁的日本色彩,描绘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花鸟、山水等题材。
他们还受到了日本新派绘画的影响,追求写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现代感。
在伪满时期,由于殖民统治的压力和日本文化的渗透,一些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逐渐消失或被边缘化。
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在伪满时期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被日本的写实主义绘画取而代之。
伪满洲国政府还组织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和展览,倡导日本式的艺术和审美观念,进一步弱化了传统中国艺术的影响力。
尽管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存在明显的日本化倾向,但也不能忽视一些反抗和抵抗的声音。
一些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积极从事反日救亡的文化活动,通过创作艺术作品表达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和抗议。
他们通过绘画、书法等艺术方式,揭示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行,宣传中国文化和抗日精神。
在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统治对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家的反抗和抵抗。
通过研究伪满时期的美术文化,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艺术风貌和特点,还可以深入探讨殖民统治对艺术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家在殖民统治下的抵抗和反抗。
伪满时期殖民统治下的美术文化研究伪满时期是指日本帝国对中国东北进行的殖民统治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在这个时期,东北的美术文化审美标准、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都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特色。
一、美术文化审美标准伪满时期,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审美标准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画受到了新画派和西洋画的影响。
新画派和西洋画强调透视、线条和色彩等方面,注重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和个性的表达。
这种审美标准为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
二、艺术风格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艺术风格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为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和特色。
例如,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在色彩上具有鲜明独特的特色,通常是明亮的红色和黄色、橙色,颜色浓烈、鲜明。
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也具有一定的特色,例如善用笔墨,于黑白中表现出色彩丰富的效果。
三、表现形式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化。
在新画派和西洋画的影响下,中国画的表现形态有所改变,更加注重色彩、构图、透视等方面,其中有一类新画派的绘画比较流行,如黄宾虹传统水墨画与西洋画相结合的表现方式使得画面更加丰富。
在这个时期的美术文化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油画。
油画是西方的画种,直到伪满时期才进入中国。
在东北地区,油画的画家和画廊很多,许多日本画家也深入研究中国油画,助推了油画在东北地区的发展。
油画在东北地区被广泛推广,成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总之,在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东北美术文化,不仅是日本美术文化与中国美术文化的交融,也是东北自身美术传统与日本美术传统的融合,有着独特的审美标准、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
.杨荫浏中国音乐学(季刊)1989年第4期MUSICOLOGY IN C川NA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国乐的事实国乐全部的事实,决不是某一点理论,某一种乐曲,某一种乐器,或某一样技术所可以代表的.从纵的方面说,我国有史以来,凡有音乐价值的记载、著作、曲调、器物、技术等等,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从横的方面说,中原以及边地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的材料,也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二、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一般单看见国乐而全不了解世界音乐的人们,每以崇拜经典的态度来崇拜国乐,坚持着把过去国乐的整个环境,一丝不改地重演于现代;非但在乐器方面,不主张有所改进,并且在技术方面和教学方面,也主张墨守成规;非但在乐律方面牢守着三分损益的旧说,并且在符号方面,也得守着古代谱式不肯接受改进的建议。
其实乐器、符号甚至乐律和技术,都不过是国乐表现或流传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国乐真正的本体.若国乐确有他真正的本体,国乐曲调确有它内在的特性,则必不会因在小提琴上奏出,而变成了西洋曲调;必不会因等比律的应用,而失掉了它原来神情的重要部份。
个人的发展,因与社会上人群的交融作用,而更能达到充分的境界,个人的特性,因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互相比较,而更能发现独到的价值.音乐也是如此.国乐的独到的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 取这样观点来看国乐,便可以觉得拒绝世界音律,拒绝世界乐器;拒绝在国乐曲调上作配合和声的尝试等等,都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国乐前途充分发展的障碍.我们对于国乐的未来,有时会作这样几种预期的想像:有时国乐曲调在世界的交响乐队中,给多种的世界公共的乐器演奏着;有时,国乐某种具有特殊音色的乐器,经过了适当的改造,成为全世界普遍应用的乐器;有时某种在技术方面原已达到相当水准的国乐乐器,它的技术,经过国际音乐家们的认识体验,不断地进入新的发展境界,被独奏的人们重视着,被审美的听众欣赏着.到了这个时期,国乐的独特性,好像因了它孤立性和私有性的消失,多少消失了一些,其实可并设有真正消失,却是融入了整个的世界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音乐,而在整个的世界音乐中,建立了自己。
伪满洲国学校音乐教育制度研究作者:王冰凌来源:《艺术科技》2015年第10期摘要:本文以伪康德五年(1938年)和伪康德八年(1941年)颁布的《学制要纲》为依据进行文本归纳与分析,总结出中小学校中密切围绕着“王道”、“皇道”、“神道”等殖民奴化教育思想进行音乐课的教学,深深毒害了东北各年龄段的学生。
伪满洲国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为东北三省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倒退期。
关键词:学制要纲;东北三省;音乐课;倒退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也完全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之下。
1932年3月15日成立伪满洲国,国号“大同”;1934年2月22日傀儡皇帝溥仪定年号为“康德”。
沦陷初期,日殖当局对中国人开办的学校主要遵照清政府和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法令办学,但为了培植忠良顺民,课程设置单一、教学内容从简。
中小学校均开设音乐课。
康德五年(1938年)1月1日公布并正式实施《学制要纲》,此为伪满洲国炮制的“新学制”。
参照中国“崇尚儒家道德礼教思想的心态”,提出“王道教育方针”。
[1]《学制要纲》中包括不同层次学校的教育文件,对小学校和中学校音乐课的设置及教授程度均有规定,殖民性质的学校音乐教育肆意实施。
1941年伪满洲国文教部又对该学制进行修订,音乐课被纳入“艺能科”。
此教育体制一直沿用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康德五年(1938年)一月一日施行的《国民学校规程》规定,小学校包括国民学校(四年)和国民优级学校(二年),均开设音乐课。
延边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执行此规程设置音乐(含体育)课。
小学校的音乐课教学内容主要宣扬“日满亲善”的殖民内容,除依据音乐教科书教授外,大部分授课内容以教唱奴化歌曲为主。
据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长春二道河子东盛路小学就读的张维庸(原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回忆:国民学校的音乐课主要学唱“…满洲国歌‟、日本国歌、日本陆海军战歌、日本军人追悼会上唱的…海之魂‟”等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符合当局政治要求的歌曲。
国乐改进社名词解释国乐改进社( nationalrecitalists)日本的一个民间音乐团体,1913年成立于东京。
宗旨是:“保存和发展国乐”。
先后出版了《国乐的改进》、《国乐复兴运动的展开》等一系列国乐普及读物。
出版物还有《国乐新潮》、《音乐月报》等。
该会的代表性人物是大井晓一郎、平野隆之助、平野隆之吉、山田耕筰等。
该社由铃木次郎创办,成立之初有会员50余人,到1940年左右增至150人左右。
改进国乐,主张打破“洋乐”的垄断,使国乐能够被外国人所理解,并在西洋音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点形成一种独立的民族音乐。
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为据点,在全国各地都有国乐社团,它们多数都附设在师范院校里面。
国乐指传统音乐(非现代),民族音乐。
是华人音乐,非全世界音乐,如日本和韩国音乐,不包括美国印第安音乐、加勒比海音乐。
本义为汉族传统的音乐文化,后也指其他民族传统音乐。
简单说就是传统民族音乐。
国乐社主要通过录音和研究国乐名家演奏的实况,来激发对国乐的热爱。
而该团所做的工作,皆致力于保存国乐,因此这些国乐演奏,每一首曲子,或者整个乐团,经过长期练习,都十分纯熟。
除了以上所述之处,更有许多技巧相当高超,但在教授方式却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他们是针对儿童、青少年及成人来训练的,而且相当适合从事于专业演奏者与学生的学习。
这个团体的创始人,叫做铃木次郎,他所提倡的,便是『国乐的改进』,他认为只有将一切弊端去掉,才可以将国乐好好的改良,因此他强调:只要是认真的人,无论是何方人士,无论身居何职,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来参与。
而要完成这个改进的目标,最重要的便是国乐团体的组织与建立,他们推举了朱学渊担任这个团体的会长,之后又邀请朱自清来帮忙,而朱自清在得知国乐改进社的创始时,也非常欣喜的接受了这个邀请,因此三个人的合作便算正式开始了。
在此之后,他们开始规划国乐社未来的发展,并准备了五大纲领,希望能将国乐改进社的目标付诸实行,分别是:一、对古乐器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谈满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 引言1.1 介绍满族音乐文化的概况满族音乐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特色。
满族音乐以其悠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在满族音乐中,歌曲、音乐器乐和舞蹈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反映了满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
满族音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曲调优美、节奏明快、韵律独特,通常以柔和舒缓的旋律表现出满族人的感情和生活态度。
满族音乐还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不同地区的满族音乐在风格和表现方式上都有所差异,展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传统满族音乐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情感,是满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通过音乐,人们可以感受到满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风貌,传承着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传统。
保护和传承满族音乐文化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下去,继续为后人所珍爱和传颂。
1.2 探讨满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满族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
传承满族音乐文化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历史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满族音乐文化传承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通过传承满族音乐,可以让后人了解和感受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体会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增强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保护意识。
只有让满族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才能确保其独特性在时代变迁中得以保存。
满族音乐文化传承是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和强化。
满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承载着满族人民的情感和记忆。
通过传承满族音乐文化,可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凝聚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
满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在于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和强化。
只有不断传承和发展满族音乐文化,才能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新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正文2.1 传统满族音乐的特点与传承传统满族音乐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而闻名于世。
伪满洲国时期东三省地区音乐发展研究作者:赵丹丹刚星来源:《黄河之声》2020年第13期摘要: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我国音乐发展呈现良好趋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音乐发展正处在艰难时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音乐发展受到一定制约,整体发展情况不容乐观,而受政治环境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三省,日本对东三省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致使音乐发展停滞不前,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奴化教育对东三省地区音乐文化造成的影响以及伪满洲政府控制音乐发展的表现形式等进行简要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加深人们对我国音乐发展历程的认识。
关键词:东三省;音乐发展;伪满洲国时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地区,因而导致东三省地区的发展较为落后,因为日本的侵占,导致东三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受到较大影响,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便是文化,东三省地区的文化在这一时期较为落后,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得不到发展,使得东北地区原有的民族音乐受到较大冲击,甚至改写了东三省近代音乐发展的历程,致使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被殖民地音乐文化的局面,严重制约了音乐发展的进程。
一、奴化教育对东三省地区音乐文化造成的影响(一)奴化教育导致民族音乐丧失主体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彻底沦为了日本统治者的殖民地,侵略者来时对东三省地区实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成立了伪满洲国政府,伪满洲国政府为顺应日本统治,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纳入殖民奴化的统治范畴,东三省地区主权丧失,东三省原有的民族音乐也因此受到了重创,日伪政府强制干预东三省地区的文化,企图实行思想控制,使被侵略地区的人们彻底屈服其统治,并通过建立愚民思想,灌输奴化意识对东三省地区的人们实行精神摧残,摧毁人们的意志,压制民族音乐的发展,使得东三省地区文化倒退落后[1]。
此外,日伪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强化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废除原有教育制度,建立为其殖民奴化的教育制度,因东三省地区是最早沦陷的地区,日伪政府希望通过高压态势压垮亚洲地区的不服从意识,为其统治亚洲地区奠定基础。
日伪时期满洲国乐社活动研究
作者:杨羚
来源:《北方音乐》2015年第04期
【摘要】文章以20世纪30、40年代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统治者操纵下建立的满洲国乐社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建立、培训、演出等活动,并从中解读了日伪统治者进行祭孔音乐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日伪时期;满洲国乐社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地区后,在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围。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下,伪国务院文教部为实现其“王道”治国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重视祭孔礼乐。
他们认为“自古圣贤经围之大节,皆以礼乐并重”,伪满“已建国,而春秋祭孔之乐章尚未具备,饮宴之际操异域之音,礼崩乐坏莫如今日之甚也”。
因而,一些人极力倡导重整祀典,恢复礼乐及礼节的制定,而这也成为了伪文教部的工作中心之一。
1933年伪文教部责成前清和声署庶使邵继云出面,筹资4000元伪币,建立礼乐学校,为了区别于祀孔乐舞,故定名为“燕乐传习所”,隶属于伪文教部领导,地址设在新京(长春)东二道街孔庙内。
同年4月3日,在伪文教部礼教司内举行招生考试,吸收初小以上的16至20岁的青少年为乐生,经过测验共招收30名乐生,并于4月6日正式开学。
“燕乐传习所”巾邵继云任校长,助教赵连兴。
乐生在学期问,每月发伙食费10元。
学习科目为笙(4人)、管(8人)、笛(8人)、萧(4人)、板(2人)、鼓(2人)、云锣(2人)共七种乐器,每日3堂课,每堂2小时,其余时问为预习和自修。
学习方法是先教授乐谱,再学习吹打,总学习时问为3个月,期满时每个乐生学会乐曲十余首。
不久后,“燕乐传习所”因经费问题停办。
伪文教部为保存这个传习所,由伪满政府内务处技止王季烈作为主要倡导者,并得到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文教部次长许汝菜、文教部总务司长西山政诸、文教部学务司长上村哲弥等人的帮助,将“燕乐传习所”改为“满洲国乐社”,并于1933年7月成立。
据当时伪满报刊记载,“满洲国乐社”的宗旨为“礼可节操民心,乐可宽如民声,政以此而行之,刑以此而防之,礼乐刑政若四达而不悖,则工道备矣。
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可见当时伪满政府对此赋予了其很高的政治期望,寄希望于依靠所谓的礼乐来倡导王道治国。
满洲国乐社是以培养祀孔的乐生为主,实质则是音乐班,聘请对国乐研究有素养的许雨香担任教师,并从新京市立第十九小学选出学生40人,集中于孔庙内,学习江南丝竹乐、昆曲、祭奠仪式音乐等,以培养乐生的演奏能力。
初建之时,暂用笙管笛箫及钟鼓之类的乐器,较为单调;后来增加琵琶、编钟、编磬、排箫及云锣、大钹等打击乐,逐渐充实完备,排练过昆曲《长生殿》、《赐合》、《游同惊梦》等戏。
至1936年,该社已研习30多首乐曲,并继续招收新的乐生。
虽然当时日伪统治者名义上提倡“围乐”,但实质是扼杀和限制中华民族民问
音乐的发展以防止民族自尊心的高涨,国乐社的经费并非来自政府,而是由发起人白行募捐或是社内成员共同担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社的发展。
自1933年7月成立之后,“满洲围乐社”即担负了伪满皇室的礼乐(如皇帝登基大典奏乐)、国家祭奠奏乐、春秋二季为新京孔庙祀孔奏乐的任务。
这里的新京孔庙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其规模不大,1924年前吉林道尹孙其昌等捐款对其修缮,伪满建国后为皇帝祀孔所用,因而礼节制度及规模较过去有所不同。
伪满政府当局为实行工道尊孔,曾与1932年秋丁、1933年春丁,由为国务总理主祭,在此庙举行祀孔典礼,因此这里也成为了祀孔音乐的主要表演场所。
“满洲国乐社”除为春秋二季祀孔及国家祭奠演奏外,也参加电台组织的广播演奏和舞台演出。
1935年曾广播演奏《平湖秋月》、《小鸿宴》、《花弄影》以及管乐《千首佛》等乐曲。
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丁祀孔后,相继毕业的有张禹田(解放后为长影乐团琵琶演奏家)、孙友武、赵殿奎、工静波、周灏、刘宝忠、工玉平(解放后为辽宁歌舞团二胡演奏家)、俞学海(解放后为本溪南芬矿俱乐部主任)等30人,期中有的还被派至东北境内部分县城作讲习祀孔所用的雅乐教师。
1938年6月,因日伪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满洲国乐社”解体,乐生没有分配工作,每天到孔庙集合待业。
后与广播电台联系,以“满洲国乐社”的名义对外演出,曾在电台直播6、7次,演奏的曲目有《妲妃催花典》、《雁落平沙》、《巧梳妆》、《湘江郎》、《寄生草》、《双声恨》、《昭君怨》、《柳娘二醉》、《杨翠喜》、《汉宫秋月》、《走马英雄》及管乐《几连环》、《贺新凉》、《拨银灯》、《罗江娟》、《金钱落地》、《五圣佛》等曲目。
1939年4月“新京音乐院”满洲乐部成立,“满洲围乐社”的演奏活动逐渐减少,但并未停止,经乐生刘宝忠介绍,排练集合地点改在“新京军乐队”。
此问曾演奏过《天尊号》、《朝天子》、《梅花二弄》、《百鸟朝凤》、《庆神歌》以及昆曲《邮郸梦》、《堆花》、《咏花》等曲目。
日伪当局也曾严密监视和控制“满洲国乐社”的活动,残酷地迫害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
1934年末,乐生正在上课,伪警宪兵突然包围围乐社,扬言孔庙内由电台、炸弹,对乐生宿舍及殿堂鸣枪进行搜查,逮捕r乐生于哲园、庄甘和李某。
6个月后,于、李二人获释,但已被打成残疾,庄某遇害。
自那以后,“满洲围乐社”的活动一直处在伪满警察的监视之下,可见日伪机关对于音乐以及文艺宣传控制之严苛,对于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进行无情的迫害。
1940年,“新京白鸥乐团”、“春汀新乐社”、“满洲民乐社”等群众音乐组织相继诞生,“满洲围乐社”的成员分别入“新京音乐院”满洲乐部和电台学艺课工作,有的则参加其他社团活动,因而“满洲圉乐社”的名字逐渐消失,并被其他音乐团体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