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老亚》中人物的身份构建与食物意象-2019年精选文档

《唐老亚》中人物的身份构建与食物意象关于美国华裔著名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中国学者的评述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在作品中构建了美国华裔历史；第二，他试图确立华裔男性的身份问题。

通读这部小说，笔者发现，频繁出现的食物意象与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关系密切，尤其与男主人公的种族身份和主体身份息息相关。

在社会学中，食物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还构建了人的身份和对其他人的观念。

对可以食用的食物进行加工是一种文明行为，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身份、他所持的价值观、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和他与其他人的烹饪方法不同的原因。

通过食物认同来构建人物的种族身份美国社会学家克劳德?菲锡勒（Claude Fischler）认为：“食物不但可以给人供给营养，还具有象征意义。

”12岁的少年唐老亚由最初否定自己华裔美国人的种族身份到接受他的种族身份，这一过程通过他对待中国食物态度的变化展现出来。

最初，由于受到他周围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在学校里，唐老亚为自己的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感到自卑，害怕老师提到有关中国的任何事情。

唐老亚喜欢西餐，尤其喜爱美国和法国的食物。

他渴望能够吃到“纯粹的美国食物”，让父亲为他烹制法式鱼肉汤，而对中国食物，他极其反感、讨厌。

在除夕的午餐上，他贬低中餐，感到那饭看起来就像他的“薄薄的(南非)短角羚鞋底”。

唐老亚将中餐比喻为橡胶旅游鞋，显示出他具有轻视中国食物的观念，认为中餐根本就不能吃。

唐老亚拒绝接受华裔美国人的食物和文化，而且他认为中国的什么东西都“可笑”――“中国人可笑的信仰，中国人做的可笑的事情，中国人吃的可笑的食物。

”在“可笑”这个矛盾的、难以捉摸的词里，唐老亚展现出了法国20世纪研究殖民主义较有影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所称的“殖民化个性”。

然而，唐老亚并未具体描述这个词，这显示出他的文化疏离过程并不彻底，这就为他以后转而为自己的华裔身份感到骄傲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

唐老亚排斥中国食物而喜爱西餐，显示出他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好像吃下美国食物将使他从里到外变为白人似的。

唐老亚对本民族食物的反感和对外来民族食物的青睐反映了他的身份焦虑，表现出他认同白人文化的思想。

他相信只有白人才足以创造美国历史。

当他与父亲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新年宴会采购时，他要的是“卷在熏肉里的鱼片”。

唐老亚之所以那么排斥中国食物和中国文化，这与他在学校接受的东方主义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教育是法农所称的一种“文化疏离”过程：“帝国主义不满足于仅仅控制当地人，它还要歪曲受压迫民族的过去，以完成文化疏离。

”唐老亚所受教育的私立学校便是这一思想的传播场所。

在这里，他的老师在课堂上宣称：“在美国的中国人因为许多年的孔孟思想而非常被动、缺乏自信。

”正是这种文化疏离过程导致外来种族的习俗显得荒谬、粗鄙，也使得幼小的唐老亚排斥中国文化。

为了减少唐老亚被同化的意识，赵健秀采用梦境的叙述策略，将唐老亚引入19世纪修建跨州际铁路的华裔男性世界里。

而中国食物不断出现在他的梦境中。

在梦中，他成为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吃客，这意味着他加入到了重塑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中来。

对于他而言，消耗中国食物的过程就是他温习中国历史的过程。

在梦里，唐老亚在中国人中间品尝着中国食物，感到很惬意。

他随着修建美国跨州际铁路的中国工人回到了19世纪的那个历史事件中。

早上，工作之前，他跟随人群到了人们工作的营地，看到“提供的食物有粥，热气腾腾的，很诱人。

他便花了一便士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白色粥和一碗盛有三个包有鱼肉和鸡肉馅的包子”。

有食物的吸引，唐老亚也参与到中国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间进行的铁路铺轨比赛的英勇历史事件当中。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过程中，他逐渐开始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

从此，唐老亚开始尝试吃中餐。

在欢度中国传统的阴历年时，他不再吃面包，转而选择吃馒头。

最后发展到喜爱上中国食物。

过年时，他拒绝吃西餐，转而与同族人一起享用中餐。

唐老亚由喜爱西餐发展到只接受中餐，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在欢度中国人的阴历年时，他不愿去上学，理由是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愚蠢的种族主义者”。

在母亲的恳求下，他不得不去了学校。

在课堂上，当他又听到一个美国老师贬低华裔美国人时，他奋起与老师争辩道：“您说我们华裔被动、没有竞争力是错误的。

我们在一崎岖的山脉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季；我们因为拖欠的薪水而罢工并赢得了胜利；我们在海角铺下了最后一根枕木；我们创下了一天铺设最长铁轨的记录。

就是像你这样歪曲历史的人抹去了我们的光辉，改写了我们的历史。

”此时，唐老亚将幻灯片和历史书等证据摆在了这个美国老师和同学面前，使得老师哑口无言，同学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年少的唐老亚纠正了这个美国老师对华裔美国人的错误看法，维护了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形象。

至此，唐老亚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不再对自己的种族充满偏见，转而开始热爱中国文化并维护华裔美国人的形象。

唐老亚对中国食物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自己的华裔种族身份的认同。

赵健秀在此以食物构建了唐老亚华裔美国人的种族身份。

以食物加工制作构建男性主体身份在《唐老亚》中，男主人公占据着他们生活空间的支配性地位，而食物在小说的性别想象中是一个关键标志。

伊莲?查婷?方（Eileen Chia-Ching Fung）提出：“食物是一种男性至上文化的话语，它重新显示了男性的攻击性和支配性特征。

”迈克尔?科迈尔（Michael Kimmel）在研究美国男子的阳刚之气时证明：“阳刚之气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它是一个令人焦虑的男性气概，需要不断地被证明、验证。

”它之所以需要被“证明”，显示出一种性别的焦虑，这对于有色人种的男性而言尤其明显。

在《唐老亚》中，唐老亚的父亲金就是由于在社会上得不到人们的承认，转而在家里以烹饪为途径展现自己的男性阳刚特质，厨房成为彰显男性阳刚特质的场所。

烹饪的语言不断使人联想到武术和战争的场景。

赵健秀是在依靠男性消耗食物和暴力倾向的快乐重塑亚裔男性的主体性地位，唐老亚的父亲金是一位在旧金山唐人街开办中国餐馆的老板和厨师。

在描述金时，赵健秀将男性话语嵌入到食物中，其中一个不断出现的场地是金的厨房。

唐老亚和他的白人朋友阿诺德经常在这里看他的父亲烹饪。

在这个厨房里，“当唐老亚的父亲将生虾和的面团和成碗的冷鱼与水果搅拌，将厨具来回挥舞时，他的周围就会有蒸气和油烟缭绕”。

金挥舞着厨具的架势和蒸气、油烟缭绕的景象颇有“核弹”演习的气氛。

赵健秀描述金在厨房里展示烹饪技艺的语言也能使人联想到烹饪与武术和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里赵健秀将厨房转换为一个象征暴力和破坏的地方。

在这个厨房，炒菜锅成了“热铁”，锅铲成了剑，而厨师成了“剑客”。

围绕着这位厨师的军事气氛被他曾接受的烹饪培训史进一步加重了，因为金曾经“在世界上最权威人士的厨房里”学过烹饪，而且他经常讲“他是怎么在总统、首相、总理、伯爵和元帅的厨房里经历了战争”。

赵健秀不仅以战争和武术的类比将金的厨房抹去了女性痕迹，还使他表演了厨艺。

就传统观念而言，男人为了给观众表演会喜爱烹饪，因此几乎总是父亲拿刀切割感恩节的火鸡。

当男人做饭时，他们会经常将厨房搞得一团糟，总是由妇女随后打扫。

在美国整个国家，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男人在户外做饭时“吹牛”――烟雾熏天，烤肉在架子上作响。

金像一个武术教练一样接受了烹饪这一挑战。

唐老亚和阿诺德常常坐在厨房里，“向父亲的食物知识和烹饪技能挑战。

无论他们问什么，他都不用看书，直接烹饪，无论什么他都会做”。

在这里，金的阳刚之气通过与烹饪有关的男性话语成为可能。

R?W?科奈尔(R?W?Connell)提出，霸权式的男性阳刚之气是“一种文化对抗性态势，其中一个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主要地位”，常常“男性占据支配地位，女性处于附属地位”。

赵健秀为了突出男性的阳刚特质及其在家庭的支配性地位，将女性塑造成处于附属地位、被动的消费者形象。

将妇女描写为文化上的赤贫消费者是赵健秀恢复华裔男性权威的必须条件之一。

作为被动的消费者代表，这个家庭的三位女性成员――唐老亚的母亲黛西和两个姐姐都非常缺乏个性。

她们属于典型的扁平人物，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性格特征极其相似，这三位母女外表显得都很快乐，看不到她们的内心世界，以至于读者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来。

既然小说未展现出母亲对唐老亚尽到了她应负的责任，那么读者一定会认为她把对儿子的教育责任留给了唐老亚的父亲、伯父和经常出现在唐老亚梦中的历史人物关公、李逵。

事实上，这三位女性从未像男性那样为自己的种族身份或文化身份感到痛苦。

她们最初在小说中的出场是通过互相逗乐和在男人谈话中插话展现出来的。

在通篇小说中，赵健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男性的主体性地位和身份。

同一行动的两种模式之间的传统分类加强了性别劳动中的价值观。

当饭店烹饪工作被认为具有男性化、职业化的特征时，就可以将之归类为生产过程具有互换价值。

而家庭烹饪被看做具有女性化、家庭化的特征时，就属于再生产过程，只有使用价值。

赵健秀将金的厨房男性化，这不仅依赖于职业烹饪与家庭烹饪之间的性别分离，他还通过将唐老亚的母亲和两个双胞胎姐姐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而试图消除妇女与烹饪之间的联系。

金的厨房定期招待大量的食客，过年时他特意关门，一次招待多达150人的亲朋。

这样一个高产出的场所排除将烹饪与家庭联系起来。

在创造这样一个场景时，赵健秀将女性排除到厨房之外，给她们分配了被动的食客地位。

只是有一次唐老亚看到母亲黛西在“剥虾皮，螃蟹，用沸水烫鸡肉，为父亲在炒菜锅里调味做准备”。

小说里所有的女性都不能参与到烹饪这样男性主宰的经济活动中来。

金是主要的供给人，他不仅为大群的人做饭，还为社区提供免费食品。

而唐老亚的双胞胎姐姐“只是在垃圾清出时等在父亲的饭馆外面。

有时当父亲知道她们在外边巷子里时，他会让她们将一条新鲜的鲶鱼捎回家”。

在大年初一，金将50磅重的成袋大米放在他邻居门口，这样评价这些人物：这些男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取代了妇女的公共和家庭劳动，否认她们的消费。

当他们以市场经济和国家话语的语境为基础创建一种社会现实时，这些妇女像食物一样，体现了互换的价值。

生产和消费食物创建了以性别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复杂的权利机制，这最终会导致一种合法性和排斥性语言：决定谁得到、谁烹饪和食用食物表明一种权利、互换和欲望经济。

因此，赵健秀在小说中将烹饪作为一种男性生产劳动展现出来，造成了一种阶级分界线，这样导致男性与女性之间、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对称的权利关系。

通过将烹饪男性化，赵健秀打破了家庭与饭店之间有差异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然而，因为在中国烹饪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同时他也将唐老亚家的女性从她们传统的性别空间中解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