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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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定论的作家，从一个救国者到成为所谓的汉奸，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性格悲剧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
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评价、和鲁迅一起从事文学出版的经历、走上歧途的过程以及被释后的生活，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中有很浓重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周作人汉奸性格悲剧
周作人的性格是他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背叛者。
研究者多从信仰和道德角度阐释周作人的生平，虽颇有成效但到底关注心理层面少一些，本文力图从周作人性格悲剧入手，并非要为其翻案，只是略做一些分析。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
和他相比，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1]。
”
少时的周作人就已经表现出让母亲担忧的性格特征，母亲曾说“二子喜沉默，多数时间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思考”[2]。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周作人一生必定无法完全符合时代审美，或者说必定无法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者。
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喜欢自己的世界，悲也好喜也好，他都不喜欢主动迎接挑战更不喜欢主动创造挑战。
天生的性格中就已经含有悲剧成分了。
长大以后的周作人曾一度活跃在中国思想的最前端，看似和鲁迅一样有着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当然这也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
的事实。
在周作人积极奔走的情绪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他始终不像鲁迅一样酣畅淋漓，总有一种胶着的感受，在汹涌的救国浪潮中他更像一个随世者。
即便在写作大量反抗性呼吁性文章时，他也在写一些生活感悟、自我情趣之类的文章。
当鲁迅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主持创刊了散文周刊《骆驼草》，刊物的态度从《发刊词》中透露出的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3]。
这说明比起力挽狂澜的英雄，周作人更倾向于山野式的生活。
而在国难当头的旧中国，一个极具文化造诣的人不是毁了这种性格就是被这种性格毁了，很不幸，周作人成为了后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到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就这样公开表明了自己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态度[4]。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不肯南下，最后甚至同侵略者合作，羽太信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正如马克思哲学所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周作人之所以成为汉奸的内因就是他的性格。
他曾说过“想做一个清高的教授，容易；想做一个清高的汉奸，真难”[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并非是因为不爱国才妥协，也并非因为贪图富贵才投降，可以说他的选择是由于感情说服了理性。
他从本质上是十分不想卷入漩涡中的，在周作人自己，愿意就这样过下去，不管时势有了多么大的变化，自己还是照旧教一点书，译一点书，发表点文章，安安静静的[6]。
这种无法融入当时动荡社会背景的性格必然导致其人生的悲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关进了上海老虎桥监狱，后借着释放政治犯的时机出狱了。
出狱后的周作人顶着汉奸这一顶帽子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于是在当年7月4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特别长的信，其中不乏辩白的语言。
他想努力适应新时代，于是极其努力工作，大量翻译希腊等外国书籍，虽然也是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但也是种心迹的表白。
这是一种赎罪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他还整理了鲁迅的很多作品，当年和鲁迅反目成仇的周作人此时这样做怕也有种改过的因素渗入其中。
晚年的他活得战战兢兢，正是他悲剧性格造成悲剧人生的真实体现。
综观周作人的一生，主导他所有行为的性格是其悲剧人生的重要原因。
从革命角度思考，他自然算不得英雄。
但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周作人的悲剧性格也有值得同情和探讨的价值，或许比起鲁迅，周作人的心路历程更接近一般民众。
毕竟，伟大如鲁迅又有几人能当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