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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與錯誤廖蕙玟壹、意思表示之構成要素與要素欠缺之效果意思表示，乃是表意人將其內心欲發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意思，表達於外之行為，因此係由表示行為（客觀要素）與內心意思（主觀要素）所構成1。
分述如下：一、客觀要素（一）、意義意思表示之客觀要素，乃指表意人之表示行為（Erklärungshand–lung），原則上此乃一客觀可見之「作為」，經由此作為，表意人將其內心意思表達於外，藉此達成一定之法律效果2。
此行為可以是明示之表示行為（Ausdrückliche Erklärungshandlung），例如在拍賣場舉手應買，寄送訂購單購買物品；亦可以是默示之表示行為（Stillschweigende或Konkludente Erklärungshandlung），例如主婦於傳統市場買菜，成交後，菜販主動再多圔一些青菜到主婦之菜籃中，此為贈與之默示表示行為。
「不作為」因無外觀可見之舉動，通常無法認其係表示行為，例如廠商未經消費者要約即主動郵寄或投遞之商品，消費者置之不理，此時無法認為此「置之不理」為意思表示，因此既不能認定消費者已為承諾，亦不能認定消費者已拒絕承諾。
然而於例外之情況，「不作為」亦可成為一表示行為；此又可分為三種情形3：1、當事人特約當事人約定於特定情況下，一方之不作為即代表一定之意思表示；例如，雙方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寄送之貨品，不於兩週之內郵寄退還者，視為依隨貨所附之價目表承諾買受，則接受貨品寄送之當事人不退貨之不作為，將被認定1Soergel/Hefermehl，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Bd. I，12. Aufl,，1987，vor §116，Rz. 6 ff；Erman/Brox，Hand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Bd. I，9. Aufl,，1993，vor §116，Rz. 2 ff。
合同法111一、引言合同法作为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围绕合同法第111条展开探讨，重点阐述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法律效力以及相关争议问题。
二、合同法第111条的适用范围合同法第111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提供虚假意思表示的情形。
该条款适用于以下情形：1.当事人一方故意提供虚假意思表示，导致对方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认知；2.当事人一方对合同中的重要事项进行故意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三、合同法第111条的法律效力合同法第111条确立了虚假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
根据该条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提供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将对合同的效力产生重大影响：1.对于虚假意思表示的接受方，他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要求补偿损失；2.对于虚假意思表示的提供方，他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因虚假表示所导致的对方的损失。
四、合同法第111条的适用案例案例一：甲方在与乙方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合同中的重要信息。
乙方在事后发现了这一事实，并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虽然甲方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没有明确提供虚假意思表示，但其故意隐瞒重要信息已经构成了提供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
案例二：甲方在与乙方签订合同时，故意提供了虚假的意思表示，导致乙方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乙方发现后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甲方故意提供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乙方的权益。
五、合同法第111条的争议问题合同法第111条在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问题，例如：1.如何界定虚假意思表示的程度和严重性；2.对于虚假意思表示的追溯期限应如何确定；3.在虚假意思表示行为中，合同当事人的过失程度如何影响法律后果等。
对于这些争议问题，法律界和学术界可以通过研究和实践进一步探讨，并提出具体的解释和建议，以促进合同法的适用和发展。
论意思表示错误摘要：法律行为是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而意思表示则是法律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意思表示的研究在民法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应该借鉴吸收域外成熟立法经验，从立法用语精确化，错误形态完备化，错误救济合理化等七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关键词：意思表示错误；立法用语精确化；错误救济合理化一、意思表示错误的界定（一）意思表示的概念及构成意思表示，是指将希望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
一般而言，完整的意思表示是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为内心意思，一为该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二者合为一体，构成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可以分为内在要件和外在要件。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概念意思表示的理想状态即是内心意思与外部表示一致、自由，然而由于诸多原因。
它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表意人自己不知或误认而造成，与他人行为无关。
与真意保留、虚假行为相比，它不是表意人故意做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在为意思表示的同时，表意人对其意思表示的错误并无认识，事后才有所认识。
（三）解释先行于错误意思表示有无错误，乃解释问题，应先行处理，是为“解释先行于错误”原则。
也就是说错误存在与否只有在对民事行为解释后才能确定，解释与错误相比具有优先地位。
意思表示只有在通过一定程序解释后才能确立它的客观意思与主观意思，在两者不一致时，法律才有可能对此予以调整救济。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类型（一）以意思表示发生阶段为视角的错误类型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会经历下列过程：意思的形成阶段；决定使用何种符号表示意思的阶段；意思表达阶段；意思运送阶段；意思的受领阶段。
由于以上五个过程的存在都可能发生意思表示错误，因此可以将意思表示错误划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1.动机错误指意思表示缘由的错误，即表意人在其意志的形成过程中，对其决定为特定内容意思表示具有重要性的事实认识不正确。
2.内容错误指表意人未示其所欲为的表示，但误认其表示的客观意思。
征信机构异议受理意思表示不明确引发投诉案例分析问题：征信机构异议受理意思表示不明确引发投诉案例分析。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案情简介：2003年8月7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消费者协会接到群众举报称，金无锡支行在发放消费贷款时存在欺诈行为，遂于2003年9月6日向被告邮寄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AX2003-2003-03060011）。
同年10月19日，被告收到原告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未予答复。
2004年2月24日，被告作出《关于不服 AX2003-2003-03060011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书》（编号为 AX2003-2004-0024），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2005年3月31日，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 AX2003-2005-0016），撤销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不服，遂于2006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原告主张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错误，二是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涉及的是客观真实，而不仅仅指的是客观现象，这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借款合同的效力没有直接联系。
对此，我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首先，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查清。
被诉行政行为是一份综合性较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必须全部事实都清楚才能作出处罚决定。
其次，被诉行政行为的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即便被诉行政行为的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也只能影响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性，而不能影响其结果的合法性。
最后，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符合立法目的。
民法典总则视野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构建内容摘要:将意思表示错误划分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并原则上排斥后者的德国学说与立法（“错误二元论”）并不合理，应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予以一体化整合（“错误一元论”）。
在立法政策上，以表意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兼及相对人的消极信赖保护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交易安全的需求；相反，应当确立以相对人的积极信赖优先于表意人的意思自治为宗旨的行为外观责任。
错误的构成，在表意人方面，必须属于实质性错误并给表意人造成较大损失而且排除其重大疏忽的情形；在相对人方面，除非其导致错误的发生或者在可识别错误的情形违反诚信原则或者构成共同错误，才允许合同被撤销。
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上的错误制度应当借鉴和吸收比较法上的最新立法成果。
关键词:错误；动机错误；“错误一元论”；“错误二元论”；实质性错误；信赖保护行为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常因误会或不知而发生主观认识与现实状况不相符的情形，从而构成私法上的“错误”。
与比较法上采用的“错误”表述不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及《合同法》第54条使用的是“重大误解”这一术语。
就准确性而言，宜恢复采用“错误”这一通用概念。
[1]错误制度涉及表意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相对人合理信赖的保护以及交易风险的分配，由此被认为是意思表示瑕疵的核心问题。
[2]在极少数情形下，意思表示例外地无需受领，典型者如遗嘱。
于此情形，表意人进行表示时的内在意思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此范围内不存在对交易安全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问题。
这样，遗嘱错误基于其特殊性而不适用总则中的错误制度。
[3]易言之，民法典总则中的错误制度主要涉及“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尤其是合同错误。
在我国学说上，有关“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构建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除少数质疑的观点之外[4]，我国学界大多赞同德国法开创的“错误二元论”，认为错误可以分为表示错误（包括传达错误）与动机错误。
动机之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
意思表⽰不⼀致的情况有哪些意思表⽰不⼀致的情况： 1、虚假表⽰。
虚假表⽰⼜称真实保留，指⾏为⼈把真实意思保留⼼中，所做出的表⽰⾏为并不反映真实意思，是⼀种⾃知并⾮真实的意思表⽰。
通识认为虚假表⽰原则上有效，表意⼈应受该表⽰的约束，但相对⼈明知表意⼈的表⽰与意思不⼀致的，该表意⾏为⽆效。
2、伪装表⽰。
伪装表⽰是指表意⼈与相对⼈通谋，不表⽰内⼼真实的意思表⽰。
如债务⼈为逃避债务与友⼈通谋制造假债权或虚伪让与财产。
通识认为表意⼈与相对⼈通谋所为的意思表⽰原则上⽆效，但为保护交易安全，不得以其⽆效对抗善意第三⼈。
例如甲将财产虚假让与⼄，⽽⼄⼜将该财产卖给丙。
⽽丙⼜为善意，丙就可以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
3、隐藏⾏为。
隐藏⾏为是指表意⼈为虚假的意思表⽰，但其真意为发⽣另外法律效果的意思表⽰。
例如甲欲赠⼄⼀万元，恐家⼈反对，就伪书⼀万元的买卖合同。
买卖是虚，赠与是实。
通识认为，隐藏⾏为中的虚假意思表⽰⽆效，隐藏的真实表⽰是否有效，应以相关法律来确定。
4、错误。
错误是指表意⼈为表意时，因认识不正确或久缺认识，以致内⼼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为不⼀致。
(重⼤误解) 包括表⽰⾏为错误，对⾏为性质、物的性质、当事⼈资格等发⽣错误认识等。
错误与伪装表⽰和虚假表⽰在意思⾏为上都是不真实的，但错误不是故意的，⽽后者则是有意为之。
通识认为，意思表⽰的内容有错误或表意⼈若知其真情限性不为意思表⽰的，表意⼈可将其意思表⽰撤销。
5、误传。
误传是指由于传达⼈或传递机关的错误⽽使表意⼈的意思表⽰发⽣错误。
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胡建勇一、案情李甲与张某同村居住。
2002年7月31日，张某驾车外出未带驾驶证，其妻委托王某之夫、李乙之父李甲给张某送驾驶证。
返回途中，李甲与张某分别驾车行使时，与案外人管某驾驶的大货车相撞，李甲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2年8月28 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定：管某与张某、管某与李甲分别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张某认为李甲是为自己送驾照而死亡，自己对李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在事故发生后的次日，给付王某10000元。
并在一月之后，张某与王某达成经济补偿协议：由张某补偿王某及其子李乙人民币 80000 元(包括已给付的10000元)，且双方约定开发区征地补偿款到位后，张某从补偿款中拿出60%的数额给付王某、李乙，余款在8年内付清。
但事后张某经过咨询才意识到自己对于李甲之死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2002年10月张某领到补偿款7万余元后，就不按上述约定履行。
王某和李乙便起诉张某，要求张某给付60%的补偿款4万余元。
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和李乙的诉讼请求，判决张某给付王某和李乙补偿款44255元。
张某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且补偿协议是在王某家人胁迫下签订，要求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对李甲的死亡虽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但其与王某达成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为有效合同。
张某在领到拆迁款后未按约定履行，故原审法院按协议判令张某给付相应补偿款是正确的。
关于张某所述与王凤霞所签协议是在其家人胁迫下签的，且存在重大误解，未提供证据。
故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问题的提出上述案例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张某在事故发生后认为李甲是因为给自己送驾照而死，自己对于李甲的死亡应该承担责任，才给李甲的妻子儿女写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张某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是否属于重大误解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把握我国的意思表示“错误”的范围。
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民事行为的生效障碍。
而错误是造成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重要事由之一，它是指行为人由于认识错误或欠缺对错误的认识，致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1]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一般都将错误视为影响民事行为效力的重要因素，并且予以较为详尽的规定。
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错误的规定仅局限于“重大误解”，并且在民法理论研究领域中对错误的探讨也欠深入。
因此，有必要分析国外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范围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司法案例，就意思表示“错误”进行阐述，以资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借鉴。
三、意思表示“错误”范围的国外立法例(一)大陆法的立法例罗马法中的错误是指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造成的认识和实际不一致，通常也包括不知。
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
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
大陆法系国家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对错误有较之罗马法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错误属于无意识的非真意表示，即表意人出于欠缺必要知识而致使其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从而与表意人的相对人在受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时所产生的误解范围区别开来。
民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从构成要素上看有三：其一为目的意思，是指明民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其二为效果意思，是指当事人欲使其目的意思发生法律上效力的意思要素;其三为表示行为，是指行为人将其内在的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以一定方式表现于外部，为行为相对人所了解的行为要素。
[2]当事人将其内在意思通过一定方式对外宣示的过程。
内在意思与外现表示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意思表示。
由此可见，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范围主要有：一类是对意思表示的内在内容发生错误，例如对法律行为的性质、当事人的标的物及其价格、数量、履行地等的认识错误;另一类是在外现表示行为上发生错误，即表意人对意思表示内容有正确的认识，但在表达上发生错误，如订立书面或口头契约时发生的语误、笔误等情形。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和台湾民法典第88 条第2 款之规定，还有一类是指意思表示动机上的错误。
意思表示的动机是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出发点，是实施民事行为的起因，在一般情况下，存于内心、难于得知的动机错误并不能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否则必定有损于交易安全。
只有当行为人将动机表现于外部并以条件的形式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时(主要指对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而在交易上又被认为是重要的，可以视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错误。
在当今德国，这种错误范围的认定已逐步不再被接受，当前它对错误的范围认定只局限于表意人对表示的内容或其范围的错误。
法国对错误范围规定得较为狭窄，仅限于对标的物性质和当事人资格发生的错误，并且要求在证明对这两者发生错误认识的同时，必须证明正是基于这一错误情形而同意订立合同的，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3]瑞士对错误情形规定得比较详细，依据瑞士债务法第 24 条之规定，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形：(l)为错误者，欲订立与已同意之契约以外契约时;(2)为错误者之意思，以其所表示之物以外之物为目的时，又契约以待定人为目的而订立时，以其所表示以外之他人为目的时;(3)为错误者约定，非其意思之非常多额之给付，或非常少额之给付时;(4)错误，依交易惯行之信义为错误者，关于认为重要契约基础之一定事实关系时。
(二)英美法系的立法例英美法系关于错误范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方面。
英国合同法上的错误是指协议错误，即合同当事人基于对方陈述、行为、默示或隐瞒而对合同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事实作出的错误承诺。
确切地说，英国法上的“错误”包含了大陆法上的错误、误解和欺诈等情形。
[4] 英国法受罗马法之影响，当事人由于法律上的无知而致使的错误即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错误仅指事实上的错误。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的错误范围规定得更为宽泛，不仅包含基于欺诈的错误陈述，即包含陈述人能够并应该知道其陈述的事实不真实却仍信其为真实而作出的过失性误述，还包含陈述人在善意并有充分理由相信其陈述为真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过失的无辜误述。
错误陈述无论属于欺诈性误述或非欺诈的无辜误述，受害当事人一方都享有合同的撤销权。
四、对我国意思表示“错误”范围的法律规定之评析意思表示“错误”，从理论上而言，其错误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意思表示事实上错误，包括对行为的目的意思或者效果意思理解错误，也就是说，对意思表示行为反映的事实存在理解误差。
包括当事人主体资格的错误，标的物本身的错误，标的物性质的错误，标的物价款、数量、履行地、履行期限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等。
其二，意思表示表达行为上的错误，意思表示总是需要通过一定外观方式表达给对方，这些表达行为的错误，如误传等，也属于错误的范围。
其三，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即对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存在错误，行为人作出某意思表示，一般总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依据或者清楚法律对其意思表示的评价，如行为的合法与否，有效与否。
如上述案例中张某的理解错误，他错误地认为李甲之死，从法律角度，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才主动承诺给付李甲的妻儿经济补偿。
这种错误就属于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
在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中，《民法通则》第59条针对错误有所规定，但是只局限于重大误解方面的补救方式及效力;《合同法》也仅在第54条对重大误解的效力问题有所规定，而对错误的其他情形及其具体效果均未涉及。
这里须明确的是，我国民事立法所使用的“误解”这一表述，并不同于大陆法系中的误解，后者仅是针对表意的相对人而言，而前者的范围不仅包括表意人因自身原因而致的认识和表达错误，也包括由相对方非故意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致的错误。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表意人表示上的错误如能成立，必然会成为相对一方误解的原因，换言之，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误解”，其内涵包括着大陆法系中的错误和误解两个方面。
但是，比较国外立法例而言，我国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规定还是存在一些缺憾，且从司法实践看，亟需进一步加以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 关于意思表示事实上的错误。
我国《民法通则》概括地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对其民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
这种错误的表述对于“行为内容”的理解容易造成歧义。
从错误理论上而言，对重大误解的认定，不仅仅包括行为人对行为内容的误解，而且还包括对行为主体、性质及客体所涉及标的等的误解，基于此，《合同法》中的表述“对行为有重大误解”则更为准确，更为可取。
此外，我国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也需要吸收英美法系有合理意义的规则，应在立法中把英美法中表意人的非欺诈性错误陈述归入错误的范围之中，而基于欺诈的行为致使表意人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则应排除在外。
因为前种误述是行为人对民事行为的基本要件形成错误概念或缺乏必要认识的情况表现，能够符合错误的基本特征，而后者中的欺诈虽是导致当事人对民事行为内容发生错误认识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其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由此而为的民事行为则应当归人不法行为之列，所以不应与其他错误范围相混淆，也就是说这类错误通过民事上“欺诈”便足以规范，无需再假借错误或者重大误解之手。
而判断是否属于欺诈性的错误陈述，一般认为只有在明知它是虚假的或者由于重大过失不知道它是虚假时所作出的陈述才是欺诈性错误陈述。
(二) 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达行为上的错误。
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将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归结为错误范围的同时，应当把外观表达行为中发生的错误，如笔误、误传等，吸收到错误的具体范围中。
对于因中介机构传达不实而发生的误传，我国的民事立法只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由于第三人义务传达而发生误传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这类错误并非表意人本身原因所致，但造成意思表示的错误性质和结果都是一样的，故应当归入错误范围之内。
司法实践中已经将误传作为重大误解的一种处理。
[5](三) 关于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
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上，对民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的错误仅仅是指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而并非指对法律的认识错误。
对法律理解的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的范围，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
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
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