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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语误用的八个类型误点设置常表现为：①望文生义；②错用对象；③褒贬误用；④颠倒尊卑；⑤搭配不当，具体又分为前后矛盾、语意重复、不合惯用句式、错带成分等。
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1．望文生义成语的意蕴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大多都有一定的典故，加之有些成语中的语素还含有生僻的古义，这就造成了成语理解上的难度。
如果不仔细辨析，一瞥而过，就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错误。
例如：（1）许多农民巧妙地将服装厂剪裁后废弃的“下脚料”做成帘子，当作蔬菜大棚的“棉被”，这真是一念之差，变废为宝。
【分析】“一念之差”的意思是一个念头的差错。
多指引起严重后果的念头。
“差”是差错，而不是差异、差别，命题者利用了考生望文生义的心理，将“一念之差”曲解为“一个观念上的差异”，以示农民和服装厂对“下脚料”一者抛弃、一者变废为宝的不同态度。
由于有这样的语境干扰，考生容易以误为正，掉进陷阱也就在所难免。
（2）厂长动情地说：“为了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我们将采用一种新的对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功败垂成，在此一举!”【分析】事情在将近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这是成语“功败垂成”的意思，它常含惋惜意味。
“垂”是接近之意，这是准确理解该成语时不可遗漏的一个关键字。
但大多数考生恰恰忽视了这个关节点，只注意了其他三个词，这样，该成语在他们的眼里就成了“成功”“失败”的意思。
此处的陷阱，极具迷惑性。
（3）今年初上海鲜牛奶市场燃起竞相降价的烽火，销售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这对消费者来说倒正好可以火中取栗。
【分析】句中的“火中取栗”，语出法国寓言《猴子和猫》，比喻受人利用，冒了风险，吃了苦头，却没有捞到好处。
而本句句意是指消费者利用厂家竞相降价的机会得到实惠。
所以，也犯了曲解词义的错误。
这是成语题中最常见的错误类型。
2．错用对象有些成语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扩大使用范围或误作他用。
例如：（1）博物馆里保存着大量有艺术价值的石刻作品，上面的各种花鸟虫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美轮美奂。
偏误分析1、她虽然很忙，但是常常抽个时间来看我。
（⽇）“抽个时间”的误⽤。
属于误加的偏误。
2、我母亲晚年过得还可以，可是她的前⼀辈⼦过得很不幸福。
（⽇）（半辈⼦）对于“⼀辈⼦”的意思理解不当导致的搭配错误。
“前”与“后”相对,表⽰时间在先。
3、他们在王府井开了⼀个公司，可以说有钱⼈。
（⽇）“可以说有钱⼈”错误。
改为“可以说是有钱⼈了”。
⽇⽂的表达是：“⾦持ちだと⾔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在⽇语⾥⾯没有出现于汉语中判断动词“是”相近的概念。
这些在母语⾥⾯意义⽐较虚化的成分容易被遗忘。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法进⾏教学。
假如先说“他们是有钱⼈”，学⽣不会漏掉“是”，再到“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有钱⼈”进⼀步教“可以说他们是有钱⼈”。
但是如果直接教“可以说是有钱⼈”初学者表达起来就会困难。
让学⽣明⽩“是”在这⾥表⽰语法功能，不能省略。
4、战争前祖⽗母在中国⼯作，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得不回⽇本，这时候母亲还很⼩，五岁了。
（⽇）（才、只有）“这时候母亲还很⼩，五岁了。
”第⼀是前后搭配不当。
第⼆对“了”的语法意义理解不明确。
前句⽤“很⼩”，形容“⼩”的程度⾼，后接“才”表⽰数量少，程度低，相当于“只”。
第⼆，句末的“了”应该是误⽤了“了1”的⽤法。
“了1”的基本意义是表达时间的完成。
这个意义和⽇语过去式相近，但并不完全⼀样。
“了1”只⽤于过去的事件，不⽤于过去的情态。
学⽣不了解这⼀点，“母亲还很⼩”是⼀个状态，不是⼀个事件，所以句末不能⽤“了”。
在教学中，可以在教“才”“只有”的时候，明确前⾯句⼦的限定条件。
对于“了1”的教学，不要过度泛化它对过去范围的限定。
可以在教学中列出⽤于过去的情态的错句。
避免学⽣在学习时出错。
5、姥姥⽼了，所以母亲替她开始做家务事了。
（⽇）6、我应该母亲学习。
（⽇）（学习母亲）‘“应该母亲学习”语序错误。
应该改为“我应该学习母亲”。
这⾥是受到⽇语语序的负迁移发⽣的偏误，⽇语⾥⾯这句话为：“母のことを学ぶべきである。
论意思表示错误摘要：法律行为是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而意思表示则是法律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意思表示的研究在民法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应该借鉴吸收域外成熟立法经验，从立法用语精确化，错误形态完备化，错误救济合理化等七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关键词：意思表示错误；立法用语精确化；错误救济合理化一、意思表示错误的界定（一）意思表示的概念及构成意思表示，是指将希望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
一般而言，完整的意思表示是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为内心意思，一为该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二者合为一体，构成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可以分为内在要件和外在要件。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概念意思表示的理想状态即是内心意思与外部表示一致、自由，然而由于诸多原因。
它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表意人自己不知或误认而造成，与他人行为无关。
与真意保留、虚假行为相比，它不是表意人故意做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在为意思表示的同时，表意人对其意思表示的错误并无认识，事后才有所认识。
（三）解释先行于错误意思表示有无错误，乃解释问题，应先行处理，是为“解释先行于错误”原则。
也就是说错误存在与否只有在对民事行为解释后才能确定，解释与错误相比具有优先地位。
意思表示只有在通过一定程序解释后才能确立它的客观意思与主观意思，在两者不一致时，法律才有可能对此予以调整救济。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类型（一）以意思表示发生阶段为视角的错误类型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会经历下列过程：意思的形成阶段；决定使用何种符号表示意思的阶段；意思表达阶段；意思运送阶段；意思的受领阶段。
由于以上五个过程的存在都可能发生意思表示错误，因此可以将意思表示错误划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1.动机错误指意思表示缘由的错误，即表意人在其意志的形成过程中，对其决定为特定内容意思表示具有重要性的事实认识不正确。
2.内容错误指表意人未示其所欲为的表示，但误认其表示的客观意思。
浅谈意思表示的构造——从目的／效果意思到对目的／效果意思形成阶段的关注关键词: 意思表示目的／效果意思目的／效果意思的形成内容提要: 既有的意思表示理论基于法技术与法价值的考虑，以目的／效果意思作为其起点，而把目的／效果意思形成阶段排除在外。
随着法技术与法价值的发展，在理论与立法上，要求重新审视意思表示的构造，进而把意思表示的目的／效果意思形成阶段的因素提炼作为意思表示构造的一部分。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工具，而法律行为又是私法自治的工具”。
{1}143所以,“意思表示是私法秩序下绝大多数法律关系的起点。
”{2}意思表示理论，一方面是法学理论精致化的结果，“对生活过程的法律意义作了最简洁的表达”，{3}其作用不容否认；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灰色理论的产物”。
[1]而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缺口：理论在不断的弥合，而生活又不断地去撕开。
{4}意思表示理论对意思表示的内部构造进行了精细的区分，这种区分有着一定的起点。
这个起点界定的是意思表示关注的范围。
意思表示理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缺口，主要表现在：在既有的意思表示构造的起点之外，即意思表示形成阶段，存在着一些因素在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
对于这种情况，大致有两种认识。
一种认识是，这是社会现实变化的体现，围绕着意思表示构造形成的这种状态是对意思表示的否定，正所谓契约死亡了。
{5}另一种认识是，意思表示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这个缺口恰恰要求深化对意思表示构造的认识，以新的意思表示构造来回应社会的需求。
本文旨在揭示意思表示理论发展的后一条路线。
学说上法学家已对此作了零打碎敲的努力，立法上则从特别法突破，这些都是意思表示理论“吸取新鲜思想而藉以返老还童之源泉”。
一、意思表示的起点：目的意思抑或效果意思对于意思表示的起点为目的意思抑或效果意思，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胡长清认为：“目的意思者，对于经济上之一定效果之欲望也。
例如土地之取得，金钱之赠与是。
”目的意思，为法律行为之内容。
-意思表⽰的解释与法律⾏为的解释 在”法律⾏为的解释”、”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等⽤语之外，还可以见到”意思表⽰的解释”这样的表达。
对于作为单独⾏为的遗嘱⽽⾔，意思表⽰的解释和遗嘱的解释是⼀样的，将其⼆者分别讨论，并⽆特别意义。
可是，对于合同⽽⾔，仅有双⽅当事⼈的意思表⽰尚不成其为合同，须依意思表⽰的合致（合意）始能成⽴合同，故”意思表⽰的解释”，在对合同是否成⽴进⾏判断的阶段，便有了其特别的⽤场，是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释，是对于既已成⽴的合同确定何为其内容的⼀种作业。
⾃逻辑以⾔，⾸要的问题便是合同是否成⽴，就此所作的判断便是对双⽅当事⼈的”意思表⽰的解释”。
在判断双⽅当事⼈的意思是否合致时，则应分别解释各⾃的意思表⽰。
⽐如顾客A到⾦银珠宝商B处订做结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platina，铂），却误以为”whitegold”（⼈造⽩⾦，⾦与镍的合⾦，⽐铂便宜）便是”⽩⾦”，便订做了”whitegold”的戒指；B⽤⼈造⽩⾦制作了戒指场合，合同是否成⽴呢?A的意思表⽰在主观上的含义是订做”⽩⾦戒指”，相反，B的认识上则是制作”⼈造⽩⾦戒指”，对于合同是否成⽴的意思表⽰如在主观的意义上进⾏判断（有⼈称此为”关于合同成⽴的意思主义”），由于没有意思表⽰的合致，故合同不成⽴。
可是，如此对于意思表⽰作主观上的解释，合同不成⽴的情形将⼤量存在，不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错误”制度能够发挥作⽤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能够作为错误的场合都会作为合同不成⽴来处理）。
故此，现在判断合同是否成⽴时，对当事⼈意思表⽰的解释应当是客观地进⾏的（”关于合同成⽴的表⽰主义”）。
依此⽴场，上例中在”white gold的戒指”这⼀客观的表⽰上是⼀致的，故合同成⽴。
[7]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成⽴了什么内容的合同，这便是合同解释问题。
关于合同解释，通常认为对于经合意的表⽰应作客观的解释（此称为”关于合同解释的表⽰主义”）。
论意思表示的瑕疵前言人的社会活动通常都受其意志支配，并且根据意志的内容与状态而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
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志都是法律关系的起点。
在私法领域里，这种意志的精神存在或心理存在被称作“意思”，而将其外在的物质存在或形式存在称作“表示”。
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一个是实质存在，一个是外在表达。
民法上所谓意思表示，就是指要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思的外部表达。
在此意义上讲，“意思表示”是绝大多数私法关系的当然起点，尤其是私法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于是，意思表示理论及其相应制度必然成为所有国家私法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使是英美国家法律制度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已。
意思表示作为人的内心活动的外部传达或宣示，必然要引出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意思和表示不一致就产生了意思表示瑕疵。
意思表示瑕疵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具有极大的影响，并由此影响到法律关系的建立与稳定。
由此可以知道对于具有私法意义的民法而言，意思表示瑕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
当前该理论的研究有很多的分歧，主要分为从法理角度进行研究和比较他国立法角度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该理论应该从法理和立法比较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笔者旨在前人探索的结果上探究意思表示瑕疵。
首先对我国当前的立法进行一个分析，指出其不足，然后对意思表示瑕疵进行分析，对比国内外立法的优点，对当前立法进行建议。
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1.我国立法中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现状和缺陷 (1)1.1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内容规定的分析 (1)1.2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方面规定的分析 (2)1.2.1关于行使撤销权的主体的分析 (2)1.2.2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方式的分析 (2)1.2.3关于撤销权行使的限制的分析 (3)1.2.4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的分析 (3)2. 我国立法中关于意思表示瑕疵不足及缺陷的分析 (4)2.1意思表示瑕疵的概念及来源分析 (4)2.2意思表示瑕疵之分类与分析 (5)2.3英国立法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及比较分析 (6)3.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立法的建议 (7)3.1对比台湾立法所得启示 (7)3.2对比英国立法所得启示 (8)结语 (10)注释 (11)参考文献 (12)致谢 (13)论意思表示的瑕疵摘要：私法自治系借法律行为而实践，法律行为则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所以说意思表示实乃实践私法自治的核心。
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胡建勇一、案情李甲与张某同村居住。
2002年7月31日，张某驾车外出未带驾驶证，其妻委托王某之夫、李乙之父李甲给张某送驾驶证。
返回途中，李甲与张某分别驾车行使时，与案外人管某驾驶的大货车相撞，李甲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2年8月28 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定：管某与张某、管某与李甲分别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张某认为李甲是为自己送驾照而死亡，自己对李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在事故发生后的次日，给付王某10000元。
并在一月之后，张某与王某达成经济补偿协议：由张某补偿王某及其子李乙人民币 80000 元(包括已给付的10000元)，且双方约定开发区征地补偿款到位后，张某从补偿款中拿出60%的数额给付王某、李乙，余款在8年内付清。
但事后张某经过咨询才意识到自己对于李甲之死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2002年10月张某领到补偿款7万余元后，就不按上述约定履行。
王某和李乙便起诉张某，要求张某给付60%的补偿款4万余元。
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和李乙的诉讼请求，判决张某给付王某和李乙补偿款44255元。
张某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且补偿协议是在王某家人胁迫下签订，要求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对李甲的死亡虽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但其与王某达成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为有效合同。
张某在领到拆迁款后未按约定履行，故原审法院按协议判令张某给付相应补偿款是正确的。
关于张某所述与王凤霞所签协议是在其家人胁迫下签的，且存在重大误解，未提供证据。
故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问题的提出上述案例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张某在事故发生后认为李甲是因为给自己送驾照而死，自己对于李甲的死亡应该承担责任，才给李甲的妻子儿女写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张某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是否属于重大误解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把握我国的意思表示“错误”的范围。
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民事行为的生效障碍。
而错误是造成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重要事由之一，它是指行为人由于认识错误或欠缺对错误的认识，致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1]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一般都将错误视为影响民事行为效力的重要因素，并且予以较为详尽的规定。
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错误的规定仅局限于“重大误解”，并且在民法理论研究领域中对错误的探讨也欠深入。
因此，有必要分析国外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范围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司法案例，就意思表示“错误”进行阐述，以资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借鉴。
三、意思表示“错误”范围的国外立法例(一)大陆法的立法例罗马法中的错误是指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造成的认识和实际不一致，通常也包括不知。
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
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
大陆法系国家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对错误有较之罗马法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错误属于无意识的非真意表示，即表意人出于欠缺必要知识而致使其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从而与表意人的相对人在受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时所产生的误解范围区别开来。
民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从构成要素上看有三：其一为目的意思，是指明民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其二为效果意思，是指当事人欲使其目的意思发生法律上效力的意思要素;其三为表示行为，是指行为人将其内在的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以一定方式表现于外部，为行为相对人所了解的行为要素。
[2]当事人将其内在意思通过一定方式对外宣示的过程。
内在意思与外现表示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意思表示。
由此可见，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范围主要有：一类是对意思表示的内在内容发生错误，例如对法律行为的性质、当事人的标的物及其价格、数量、履行地等的认识错误;另一类是在外现表示行为上发生错误，即表意人对意思表示内容有正确的认识，但在表达上发生错误，如订立书面或口头契约时发生的语误、笔误等情形。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和台湾民法典第88 条第2 款之规定，还有一类是指意思表示动机上的错误。
意思表示的动机是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出发点，是实施民事行为的起因，在一般情况下，存于内心、难于得知的动机错误并不能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否则必定有损于交易安全。
只有当行为人将动机表现于外部并以条件的形式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时(主要指对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而在交易上又被认为是重要的，可以视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错误。
在当今德国，这种错误范围的认定已逐步不再被接受，当前它对错误的范围认定只局限于表意人对表示的内容或其范围的错误。
法国对错误范围规定得较为狭窄，仅限于对标的物性质和当事人资格发生的错误，并且要求在证明对这两者发生错误认识的同时，必须证明正是基于这一错误情形而同意订立合同的，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3]瑞士对错误情形规定得比较详细，依据瑞士债务法第 24 条之规定，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形：(l)为错误者，欲订立与已同意之契约以外契约时;(2)为错误者之意思，以其所表示之物以外之物为目的时，又契约以待定人为目的而订立时，以其所表示以外之他人为目的时;(3)为错误者约定，非其意思之非常多额之给付，或非常少额之给付时;(4)错误，依交易惯行之信义为错误者，关于认为重要契约基础之一定事实关系时。
(二)英美法系的立法例英美法系关于错误范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方面。
英国合同法上的错误是指协议错误，即合同当事人基于对方陈述、行为、默示或隐瞒而对合同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事实作出的错误承诺。
确切地说，英国法上的“错误”包含了大陆法上的错误、误解和欺诈等情形。
[4] 英国法受罗马法之影响，当事人由于法律上的无知而致使的错误即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错误仅指事实上的错误。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的错误范围规定得更为宽泛，不仅包含基于欺诈的错误陈述，即包含陈述人能够并应该知道其陈述的事实不真实却仍信其为真实而作出的过失性误述，还包含陈述人在善意并有充分理由相信其陈述为真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过失的无辜误述。
错误陈述无论属于欺诈性误述或非欺诈的无辜误述，受害当事人一方都享有合同的撤销权。
四、对我国意思表示“错误”范围的法律规定之评析意思表示“错误”，从理论上而言，其错误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意思表示事实上错误，包括对行为的目的意思或者效果意思理解错误，也就是说，对意思表示行为反映的事实存在理解误差。
包括当事人主体资格的错误，标的物本身的错误，标的物性质的错误，标的物价款、数量、履行地、履行期限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等。
其二，意思表示表达行为上的错误，意思表示总是需要通过一定外观方式表达给对方，这些表达行为的错误，如误传等，也属于错误的范围。
其三，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即对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存在错误，行为人作出某意思表示，一般总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依据或者清楚法律对其意思表示的评价，如行为的合法与否，有效与否。
如上述案例中张某的理解错误，他错误地认为李甲之死，从法律角度，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才主动承诺给付李甲的妻儿经济补偿。
这种错误就属于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
在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中，《民法通则》第59条针对错误有所规定，但是只局限于重大误解方面的补救方式及效力;《合同法》也仅在第54条对重大误解的效力问题有所规定，而对错误的其他情形及其具体效果均未涉及。
这里须明确的是，我国民事立法所使用的“误解”这一表述，并不同于大陆法系中的误解，后者仅是针对表意的相对人而言，而前者的范围不仅包括表意人因自身原因而致的认识和表达错误，也包括由相对方非故意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致的错误。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表意人表示上的错误如能成立，必然会成为相对一方误解的原因，换言之，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误解”，其内涵包括着大陆法系中的错误和误解两个方面。
但是，比较国外立法例而言，我国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规定还是存在一些缺憾，且从司法实践看，亟需进一步加以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 关于意思表示事实上的错误。
我国《民法通则》概括地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对其民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
这种错误的表述对于“行为内容”的理解容易造成歧义。
从错误理论上而言，对重大误解的认定，不仅仅包括行为人对行为内容的误解，而且还包括对行为主体、性质及客体所涉及标的等的误解，基于此，《合同法》中的表述“对行为有重大误解”则更为准确，更为可取。
此外，我国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也需要吸收英美法系有合理意义的规则，应在立法中把英美法中表意人的非欺诈性错误陈述归入错误的范围之中，而基于欺诈的行为致使表意人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则应排除在外。
因为前种误述是行为人对民事行为的基本要件形成错误概念或缺乏必要认识的情况表现，能够符合错误的基本特征，而后者中的欺诈虽是导致当事人对民事行为内容发生错误认识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其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由此而为的民事行为则应当归人不法行为之列，所以不应与其他错误范围相混淆，也就是说这类错误通过民事上“欺诈”便足以规范，无需再假借错误或者重大误解之手。
而判断是否属于欺诈性的错误陈述，一般认为只有在明知它是虚假的或者由于重大过失不知道它是虚假时所作出的陈述才是欺诈性错误陈述。
(二) 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达行为上的错误。
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将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归结为错误范围的同时，应当把外观表达行为中发生的错误，如笔误、误传等，吸收到错误的具体范围中。
对于因中介机构传达不实而发生的误传，我国的民事立法只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由于第三人义务传达而发生误传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这类错误并非表意人本身原因所致，但造成意思表示的错误性质和结果都是一样的，故应当归入错误范围之内。
司法实践中已经将误传作为重大误解的一种处理。
[5](三) 关于意思表示法律依据上的错误。
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上，对民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的错误仅仅是指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而并非指对法律的认识错误。
对法律理解的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的范围，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
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
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