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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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化进程差异的比较一,内外因外因: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840年和1853年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两国都是在武力胁迫下,渐开国门,进而被纳入由西方列强所主宰、以主权为标识的世界体系中。
但外压对中国较强,对日本较弱。
内因:社会内部革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
(1)腐朽的领导主体中日两国法制近代化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西方的冲击,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法制改革使西方列强兑现诺言,收回治外法权。
这种背景使两国的法制改革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这样,领导的主体势必成为法制近代化成败的最直接的原因。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陷入了灾难性的不幸。
掌握国家权力的满清皇族,是当时中国社会腐朽、保守势力的代表。
直至19世纪末,他们还顽固地恪守“宁肯亡国,不肯变法”的立场,对外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扼杀变法革新,阻挠社会进步。
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眼看统治难以维持,才被迫下诏变法。
然而,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法制改革怀有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他们希望改革,以此恢复清帝国的元气,摆脱备受西方列强欺压和宰割的局面,在全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威信。
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虑,他们又为变法设置了前提。
这一前提便是“君权至上”。
有了这种前提,法律的真正进步和近代化断然没有畅通之路。
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面对沦为半殖民地化的严峻形势,断然决定把推翻幕府统治作为首要任务。
他们认识到,如果殖民主义势力与腐朽的幕府紧密勾结,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革就会遇到更严重的阻碍。
在德川幕府已经屈从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希望它领导全民族来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
相反,幕府的统治是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
惟一正确的选择是推翻幕府的统治,进而实行社会改革,富国强兵。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至1869年5月戊辰战争结束,幕府统治即被迅速推翻,从而扫清了社会改革(包括法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这无疑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徐立志Ξ一 法制近代化的含义及特征“法制近代化”是个宽泛而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一概念作一探讨。
首先须明确,所谓“近代化”,指的是哪一历史阶段的现象。
从有关论著中可以看到,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按史学界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将近代作为不同于现代的一个阶段,赋予近代化以不同于现代化的含义;另一种则把近代化与现代化合为一体,称之为“近代化”,或“现代化”。
①笔者认为,这类概念本来就没有如同自然科学的概念那样严格的含义,两种用法均无不可,关键是看研究的对象及研究需要。
以本文而言,为了便于将中日两国的法制演进进行比较,以采取第一种用法为宜,因为中国法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情况,如将这一阶段也作为近代化的一部分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无多大意义。
因此本文所说的“法制近代化”,仅指前现代阶段的法制演化,而不包括现代。
其次须弄清楚,所谓“法制近代化”,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包含着人类法制演进中的哪些趋势。
从近代主要国家的法制发展来看,法制近代化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1法治主义原则的确立。
法治主义是一种以突出法的至上权威性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立国原则,虽然在历史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但真正的法治主义无论作为系统的理论还是国家原则,都主要形成于近代。
近代以前,由于实行法治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如宪政民主、权力分立等)尚不具备,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
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才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法治学说经过欧洲思想家和法学家们的阐释,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英、法、美等较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相继走上法治之路,制定了作为国家最高准则的宪法,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分权原则,从而消除了临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实现了法的统治。
其他后起国家也大体如此。
从古代中世纪的君主之治、寡头之治到近代的法律之治,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反映了法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衡量法制进化程度的尺度之一。
中日近代化结局的异同(贵州财经大学 2011级行政管理杨柳琴整理发布《中外大学发展比较》班的同学就不要抄了)“近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领域脱胎换骨式的历史性转变。
!L 世纪中期,在资本主义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演进主潮流的国际背景下,中日仍然处于落后的封建统治之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两国的大门,迫使两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面对血与泪的耻辱,两国的一部分人开始醒悟,奋起探索救亡图存的路径,由此踏上艰难的近代化历程。
史学界对中日近代化问题的相关侧面已多有论及,但对两国近代化结局截然不同的原因尚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论题略加探讨。
一第一,中日两国近代化起步的历史背景相同。
!A 世纪中叶以前,当欧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率先跨入资本主义门槛时,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仍停滞在封建专制社会。
这一时期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德川家族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K!% 年至!KHL 年间,幕府连续颁布一系列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和不准国人出海的法令。
如!KHK 年颁布的禁令规定:“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如有偷渡者,应处死罪。
船及船主一并扣留,并备文呈报”;“如有发现传播基督教之南蛮人或其他邪言惑众者,应即依照往例,押谢至大村藩之牢狱”等等。
M ! N (B!%)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一是为了防止国内人民利用基督教信仰否定封建主从关系和滋生下层群众的反抗;二是为了垄断国内市场,从中获利;三是为了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
这种“锁国体制”在日本维持了%@@ 余年,对外只与荷兰、朝鲜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关系。
统治当局的禁教和锁国使日本隔绝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极大地封杀了民族的活力与创造力,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仅没能挽救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反而加速了其衰败的进程。
同时期中国的满清王朝,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奉行闭关海禁政策。
近代中日法律改革之比较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北部,是儒家法律文化圈的两个重要代表,具有相似的封建法律传统。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并以相似的手段进行了法律改革。
然而,两国法律改革的后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称雄东亚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法律改革虽然也引入了大批西方式的法律,却未能找到与传统法律文化的接驳点,非但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近代法律秩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认真总结中日两国从被迫开国到二战前后这一时期法律改革的历史,比较两国法律改革的动因、进程及其特点和后果,有助于我们正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当前和今后法律改革中少走弯路。
一.近代中日法律改革的动因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撞开大门,并在大致相似的背景下开始法律改革,但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一致,文化传统对两国所起的作用亦有不同,因此,两国法律改革的动因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
(一)近代儒家社会法律改革的共同动因中日两国一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原生地,一为儒家法律文化的继受国,皆以礼仪之邦为荣。
近代改革前都是闭关自守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皆成为列强的重要侵略目标。
因此,两国的法律改革有诸多相似的动因:1.传统法律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都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
天灾人祸不断,经济日益衰退。
恰在此时,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两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向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和德川幕府被迫取消海禁,给予西方列强以关税、贸易、领事裁判等一系列特权。
西方列强则凭借这些特权向中国和日本疯狂倾销商品,输出资本。
外国资本的侵入,破坏了中日两国数千年来牢不可摧的自然经济基础,刺激了早已萌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通商口岸,成为两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基地。
浅析中日近代宪政之路的异同及原因作者:贾占军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2年第01期【摘要】本文分析了近代中日两国法制化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实施宪政结果不同的原因,探讨了日本宪政之路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之处。
要加强思想领域的对外开放;正确认识宪政的实质;大力夯实市场经济基础。
以早日实现宪政与法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近代;宪政;中日比较;异同;原因一、近代中日两国的法制化具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1、中日两国近代以前同属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法为中心,影响及于东亚各国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
受中国传统法律影响并共同组成中华法系的东亚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
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前均属于中华法系的主要成员,两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一致。
日本由于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以唐律为范本,引进并制定了律、令、格、式成文法。
日本的多数历史学家,把当时这种以律令法为基轴所形成的国家统治体制,称之为“律令制”。
在公元11世纪幕府政治以前,特别是大化改新后的头两个世纪,后世谓之“律令时代”,其特点是仿效唐代中国,国家掌握土地和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
律令时代是日本政治统一、法制完备、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新时代。
这一时代的开创在制度上得力于对唐代法律文化的输入。
2、都因列强入侵、主权遭到破坏而走上法制近代化之路日本与中国大致在1840年以前均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不同形式的封建制度,但是随后均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化的序幕也由此被拉开。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关税主权。
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26个,欧美各国纷纷攫取领事裁判权,对清政府的统治也造成了危害。
列强的治外法权成为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废除的目标。
日本所面临的情况与清末状况大致相似。
日本从1853年被美国舰队敲开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的l5年中,英、美、俄、法等列强迫使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25个,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治外法权,日本的关税不能自主,列强还享有在日本设立租界的特权等等,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和评析1. 引言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旨在比较和评析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过程,探讨其共同点和差异,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
2. 背景2.1 中日两国的历史背景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
然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期,两国都面临了外来侵略和内外交困的局面。
2.2 近代化的定义近代化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追赶或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过程。
3. 政治改革3.1 中日政治改革的共同点•君主制度改革:中日两国都在近代化过程中进行了君主制度改革,力求建立现代化的君主制度。
•政府机构改革:两国都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法律体系改革: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法律体系改革,以确保社会秩序和公正。
3.2 中日政治改革的差异•中日君主制度的不同: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君主制度,成立了共和国;而日本则维持了天皇制度,并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现代化。
•政府机构改革的不同: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政府机构改革,如废除内阁制度、建立行宪政体等;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体系。
4. 经济发展4.1 中日经济发展的共同点•对外贸易的开放:中日两国都在近代化过程中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
•工业化进程:两国都致力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并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
4.2 中日经济发展的差异•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并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本则采取市场经济模式,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
•外资引进的差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建立了经济特区;而日本则更多依靠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
5. 社会变革5.1 中日社会变革的共同点•教育体制改革: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提倡普及教育并加强科学技术教育。
•女性地位提升:两国都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提升了女性地位,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
中日两国司法改革的比较研究——兼谈法律职业精英化与法律教育的几个问题前言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降,现代法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似乎也融会其中。
然而,如果稍加考察,就可以看到,各国的司法改革尽管都在追求公正与效率,在价值和目标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其中也不乏规律可循,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原有的制度基础不同,因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基本理念往往大相径庭。
[1]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二者尽管存在诸多形似,实际上却往往似是而非;尽管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近之处,而内容和目标却存在着一定的逆向性。
毋庸置疑,日本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更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日本是第一个自主移植(即并非依靠殖民主义强制导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并获得成功的范例。
一般认为,日本成功地完成了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因此,日本今天法治所面临的问题,既可能是我们明天即将遇到的,也可能是我们在发展中能够尽力避免的。
其二,战后,日本在原来继受的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引进了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等,其司法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陆法模式,而属于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
这种混合究竟能否成功,是否会产生所谓“杂交优势”,本身即是比较法及法律发展中众说纷纭、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其三,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亚国家,都有着深厚的东亚文化传统。
如何协调传统社会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之间的关系,使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在本国的环境中正常运作,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乃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在改革的进程中,关注世界改革的潮流,既可以使我们拾取他山之石,开阔眼界,超越局限;亦可以使我们借鉴他人的教训,避免盲目,减少弯路。
尤其是,在确定改革发展战略和方针之际,如能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冷静地做些比较研究,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陈鹏生何勤华作者认为飞近代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墓础、政治体制以及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国法律文化近代化的结果大相径庭:日本的法律文化近代化取得了成功,成为一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法治国家;而中国却归于失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形同实异,也对中日两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走向发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自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后采中国唐制而加入中华法系,其封建法律制度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接受儒学的巨大影响,以刑为核心的成文法表现形式,民事领域的习惯法调整传统,法律规范中义务性条款的主导地位,法律教育的不发达与审判制度的不健全,注重调解、厌恶诉讼的法律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的法律观念,等等。
中日两国开始法律文化近代化时面临的内外条件也大体相同:发生时间都在19世纪后半叶,国内的封建体制都已极为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不发达,都有受西方列强吞并、奴役的危险性,等等.然而,日本的法律文化近代化取得了成功,成为一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法治国,而中国的法律文化近代化却归于失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几年,学术界对中日经济近代化或政治近代化等作了较为充分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而对中日两国的法律,尤其是法律文化近代化的比较则触笔极少,至今尚无系统论著间世。
在此,我们对这个间题作如下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视和关注。
一、中日两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及其形同实异要比较中日两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首先应弄清“法律文化近代化”之含义。
虽然,学术界对此术语尚无定义,论述也不多,但对“法律文化”和“近代化”的含义已作了许多探索。
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法律文化近代化”一词作出明确的阐述。
我们认为:所谓“法律文化近代化”,即是“法律文化的资本主义化”;换言之,就是使法律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时代的水准或内涵。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对比研究中日两国作为亚洲两大国家,历史上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包括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二者的近代化进程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探讨二者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从中汲取启示。
一、社会背景的差异19世纪初,中国处于封闭状态,较为落后;而日本在与外国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进步。
特别是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获得了对外贸易的权利。
随着外来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日本的现代化迅速启动。
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变化。
中国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一系列战乱中,国内经济严重受挫,社会矛盾激烈;而日本则没有遭受太多战事破坏,社会相对稳定,发展轨迹才得以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较慢,日本则胜券在握。
二、政治制度的差异政治制度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国的清王朝一直维持着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贵族阶层占据着实际权力,百姓处于被支配和剥削的地位。
这使得中国面对外来压力时,无法团结一致,导致积弱难振、民族危机迫近。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了大力改革,取得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突破。
明治政府不断推出政策,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日本更注重民众生活的改善,采取了借鉴了欧美国家政治制度,通过开放选举、实行平民主政等政策,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三、文化传统的差异传统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之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丰富,但在近代时期却被视为挡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一道“拦路虎”。
中国重视文化传承,对西方科学技术等新事物则几乎毫不关注,这使得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受阻。
相比之下,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明治维新后,很多原本对传统文化有着极大保护意识的人也开始转向接受和研究西方知识。
同时,日本也成为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快速吸收西方文化,从而使得日本传统文化的位阶大大降低,成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
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
《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是由历史学者评依田熹家著的一部具有指导价值的比较研究著作,旨在对我国和日本近代发展史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从而获取促进日中两国交流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和谐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的有价值的成果。
该著作由五个常见的主要内容组成,包括:日中本土文化比较研究,即研究日中两国在文化传统面向上的联系与对比;政治体制比较研究,即比较日本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变,努力研究它们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变迁比较研究,其中着重研究日中两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社会、政治辩证;内外流动经贸比较研究,即探讨日本与中国近代经贸政策及其实施状况,研究其中的联系和作用;中日关系比较研究,其中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传统性等问题。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该书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日中两国近代发展史,并提出了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建议,来推动日中友好合作的发展。
由此可见,《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它为研究日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是日中相互理解、增进友好关系的基础性学术著作。
中日两国法治近代化的三元比较作者:冯玉军来源:《东方法学》2015年第02期内容摘要:虽然中日两国相近的东方文化传统、相似的国际环境变局和遭遇使得法治近代化过程均表现出与历史的“决裂”,但对如何建立法治国家,如何解决法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移植的关系等问题却有很大分歧,并直接影响了两国当代法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选取1860-1910年这50年的时间段,对此期间两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及其原因、成效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对两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三个方面的描述,以思想、制度、实践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过程为对象,对其进行立体的比较,以求得出一些法治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法治近代化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一、引〓〓言“近代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
虽然西方国家与我国对近代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从历史哲学角度看,其精神内核无非是指“近代工业革命颠覆传统生产方式之后形成的一种西方人类主流精神样态、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生活方式”。
〔1 〕这样的近代化就中国而言,就是指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中国社会性质或状态的变化;就日本而言,近代化除了相近历史时空下的社会性质的转变外,更多地涉及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
具体到法治近代化而言,就是法律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形态改变,包括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文化等因素的改变。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在法律制度和思想领域也是如此,而且日本法古时受中华法系影响甚深,以借鉴和引入中国法律制度为主。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时,也即在1860年至1910年这50年的时间里,中日两国的社会境遇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法治〔2 〕方面也呈现出了天壤之别。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其资本扩张的需要,因此西方列强纷纷把目标锁定在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
于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中日两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了近代化的进程之中,司法主权的丧失更使两国政治精英们深切体会到法治改革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和评析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转型。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两国的近代化路径和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本文将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行比较和评析。
一、背景介绍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迎来了近代化浪潮。
而在此之前,两国的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都有着极大的差异。
中国当时封建专制统治,社会经济落后;而日本则是一个农业国家,也在尝试与西方接触和学习。
二、近代化的动力与路径1. 动力来源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
中国在19世纪中叶与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随后不断地被西方列强侵略,这促使中国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并积极寻求变革。
而日本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和世界舞台上的边缘地位,也迫切需要摆脱这种状态。
2. 近代化的路径差异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金田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的改革运动,试图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运动的成效并不理想。
相比之下,日本采取了一种主动学习和借鉴的策略。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通过改革教育、军事、法律等领域,快速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与中国相比,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更快速、更彻底。
三、近代化结果的评析1. 经济发展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日本在20世纪初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而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到了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
2. 社会变革近代化也带来了两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重视平等和社会公正。
而中国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革相对滞后,尽管20世纪后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但社会差距依然较大。
3. 政治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逐渐向民主化发展。
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有着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点,这些差异影响了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和发展轨迹。
相似之处:
1.西方影响与现代化起步:两国都在19世纪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影响,特
别是受到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影响。
这促使两国开始进行现
代化改革,试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2.政治制度变革: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变革,试图实现现代国家
的建设。
比如,日本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设立议会,中国也进行了类
似的尝试,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
不同之处:
1.对外接触和应对方式不同:日本较早地通过明治维新进行国家改革,吸
收了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
相比之下,中国面对外部压力时,经历了鸦
片战争等一系列战败,导致对外接触和对外影响的应对方式不同,也较
晚开始进行现代化探索。
2.政治发展道路不同: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后,逐渐实现了宪政民主和工
业化。
而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政治动荡较为频繁,经历了战国时期、国
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和内战等一系列政治动荡,直至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这一过程中现代化的进程相对缓慢。
3.社会结构和文化影响差异:两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
在现代化过程中相对更快地吸收西方文化并融合本国传统,中国则更多
地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试图在现代化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总体来说,虽然中日两国都经历了近代化的过程,但由于各自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现代化路径和发展策略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两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展方向。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比较摘要: 19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下,同为东亚封建国家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社会转型、谋求民族生存的重大课题。
两国由此开始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近代化进程。
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的屡次变革不但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陷越深。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决定了两国近百年来不同的遭遇。
以史为鉴,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国门。
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领的一支舰队闯入日本江户湾,幕府无力应对,被强行叩关成功。
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被列强打开国门相隔仅十余年,但两国迈向近代化的经过与结果却相差甚远。
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国,而这时期的中国却不断丧权辱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个中的原因及教训值得我们探究,这固然与当时中日两国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要远大于日本等外部因素有关,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笔者将试图从中日两国自身的角度去分析失败与成功的原因。
一、传统社会的比较(一)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自秦朝以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不断强化,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这种体制以皇权为核心,国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均由皇帝独断专行。
在地方上,中央通过郡县制、科举制等任免官吏,严格控制地方,不允许其形成独立世袭的军政力量。
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为中小地主甚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比较公平的升迁途径,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
当然,由于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太过偏窄,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的近代,它的直接危害就是妨碍了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缺乏学习西方的热情。
同样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抢手货,在中国却无人问津。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
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
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关键词: 法律移植/民法典/民事立法一、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概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辉煌,中国历史上也无数次经历过极度昌盛的时期,但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点妨碍了中国在中世纪引进外国民法及在本土滋生自己的民法文化。
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才使中国人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及其统治者普遍认识到富国强民的途径不仅仅在于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变革。
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
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
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回顾中国的法制历史,《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无疑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开端。
它是在参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中国第一部民法法典文献。
“这一草案不仅在民国民法典颁行前得到了实际的施行,并成为此后中国民法典起草制定的基础。
”[1]标志着中国民法在法典化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修律工作就是大量利用了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法典成就。
从此,中国新的法律制度逐渐走进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这种历史现象,和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不无关联。
另外,这也是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民法从日本民法中也受益多多[2]。
中“五权政治”等思想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
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国民政府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中,立法院负责法律的制定。
中日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徐立志Ξ一 法制近代化的含义及特征“法制近代化”是个宽泛而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一概念作一探讨。
首先须明确,所谓“近代化”,指的是哪一历史阶段的现象。
从有关论著中可以看到,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按史学界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将近代作为不同于现代的一个阶段,赋予近代化以不同于现代化的含义;另一种则把近代化与现代化合为一体,称之为“近代化”,或“现代化”。
①笔者认为,这类概念本来就没有如同自然科学的概念那样严格的含义,两种用法均无不可,关键是看研究的对象及研究需要。
以本文而言,为了便于将中日两国的法制演进进行比较,以采取第一种用法为宜,因为中国法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情况,如将这一阶段也作为近代化的一部分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无多大意义。
因此本文所说的“法制近代化”,仅指前现代阶段的法制演化,而不包括现代。
其次须弄清楚,所谓“法制近代化”,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包含着人类法制演进中的哪些趋势。
从近代主要国家的法制发展来看,法制近代化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1法治主义原则的确立。
法治主义是一种以突出法的至上权威性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立国原则,虽然在历史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但真正的法治主义无论作为系统的理论还是国家原则,都主要形成于近代。
近代以前,由于实行法治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如宪政民主、权力分立等)尚不具备,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
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才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法治学说经过欧洲思想家和法学家们的阐释,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英、法、美等较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相继走上法治之路,制定了作为国家最高准则的宪法,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分权原则,从而消除了临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实现了法的统治。
其他后起国家也大体如此。
从古代中世纪的君主之治、寡头之治到近代的法律之治,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反映了法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衡量法制进化程度的尺度之一。
2.民意立法机关的出现。
从专制到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
这一历史趋势在近代的表现之一,便是民意立法机关的出现。
近代以前,除个别国家的个别时期外,最终立法权一般由君主或寡头执掌,立法没有严格的程序。
到了近代,随着民主分权制度的出现,议会等民意机关成为行使最终立法权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Ξ①如马家骏、汤重南所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日本六兴出版1988年版)一书中,就用“近代化”这一概念表示近代以来包括现代在内的历史发展趋势。
《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1期的机关。
这是近代立法不同于古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是步入近代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
虽然民意机关反映民意的程度因国家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并由此而引起了人们看法上的一些分歧,但这种机关的出现是历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则是不能否认的,它不仅使立法被纳入严格的程序,而且至少使得法律反映人民意愿成为可能。
3.以人权保护为特征的公民法律体系形成。
法律体系的变化是法制变化的重要方面。
对于近代法律体系的属性,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市民法”等等②。
其实,如果撇开非法制角度的考量,将近有不同的概括,诸如“资产阶级法”、代法概括为公民法,则是较为恰当的。
因为近代社会从本质上讲属于公民社会,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民主自由等权利,并通过法律结成非政府的社会系统。
近代法是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法律,其内容和作用是反映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各种关系,应该用“公民法”来概括其属性。
公民法的基本特征是保护人权。
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宪法及各项公法对公民民主自由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性规定上,也体现在民法等私法对私权的保护上,各国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的法律体系都有种趋势。
有的国家如英国,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并未废除原有的法律,但通过制定新法、法律汇编和注释等仍注入了人权保护的精神。
可以说,人权保护是近代法律区别是于古代法律的一个基本标志。
4.独立司法系统的建立。
司法独立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历史趋势。
近代以前,由于权力分化水平底下,司法系统大都被囊括在混合权力系统中,司法权主要由兼具各种职能的混合型权力机构行使。
虽然许多国家都长期设有具体办理司法事务的专门机构,有的国家甚至还曾有过较为系统的专门司法组织,但这些机构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系统,也不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因为在它们的上面还存在着拥有更高权力的混合型机构,包括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专制王权。
从总体上讲,这些机构都是混合权力系统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职能划分上,都不是独立的系统。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民主化、法治化趋势的出现和分权制衡制度的产生,独立的司法系统才得以形成。
近代各国都曾有过司法系统从混合权力系统中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了法制近代化的又一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所说的法制近代化,就是出现于近代的呈现出以上特征的法制演化。
需要指出的是,法制的演化是相关各种因素综合变化的复杂过程,其中既有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变化,也有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变化,而后者往往还是前者的先导,因此,我们对法制近代化的考察,不能仅局限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有时需将有关的思想观念也包括进去。
二 中日法制近代化的共同点中日两国是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并在近代初期有类似的遭遇,两国的法制近代化有许多共同之处。
1.两国的法制近代化,都是由外来的冲击而引发的,而不是自身自然发展的产物。
②日本学者大都用“市民法”来概括近代法,但在对“市民法”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着差别,有的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应,以私有权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为原则的私法,有的用以概括具有这种特征的所有法律。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延续而有着牢固结构的法制体系。
这个体系赖以存续的基础不仅是有着较强韧性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有它所根植于其中的深厚的文化土壤。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法制还会延续下去,即使发生变化,也不会离原来的轨道太远。
而西方的冲击则从两方面促成了中国法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西方的侵略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中国不断地作出调整,从而一步步走上包括改变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起初并未意识到要变更国家制度,只想靠兴办实业和发展技术来富国强兵,对抗西方,因而出现了以追求“船坚炮利”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才逐渐认识到不改变制度不足以解决民族存亡问题,同样是设学堂、办矿务、制洋器,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从而下决心进行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还是被称为“慈禧新政”的清末变法,都是诉诸于制度的改革。
正是这种革故鼎新,变法图存的历史潮流,造成了法制大变化的契机,使法制近代化成为可能。
第二,西方的冲击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西方近代制度在中西对抗中所表现出的优越性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
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等人及以后在法制改革中起重大作用的沈家本等,都是在认识到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的情况下,倡导和推进中国的法制改革的。
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也是西方冲击的产物。
日本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受到西方的侵扰,自1853年美国人培理受总统派遣,率船队到达日本,向日本政府提出开放国门的要求后,西方列强陆续进入日本,与德川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而使日本丧失了司法和海关主权。
对日本近代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西方的压力而兴起的。
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日本法制朝近代方向的转变。
一是明治维新中出现的种种改革,包括锁国政策的废弃,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农民身份的解放,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习俗和教育文化的变革等,造成了大规模的近代化潮流,法制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要被囊括在其中,改革势在必行。
二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法律的看法和态度,直接引发了法制改革的进行。
明治维新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想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来收回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但西方列强认为日本的法律过于落后,与西方法律差别较大,提出须待日本法律与西方法律一致后,方可放弃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权。
明治政府为解决修约问题,遂决意实行法制改革,由此开始了日本的法制近代化过程③。
21两国的近代法制,都是在引进外国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在戊戌变法酝酿法制改革时,就表现出了引进西方法律和制度的倾向。
当时的变法人物都主张采择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中国的改革。
康有为主张“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④还提出,民法、商法、讼律、国际公法等,“西人皆极详明”,中国应设专门机构,“采定各律以定率从。
”⑤谭嗣同也认为,西方法度政令美备,主张中法“尽变西法”。
⑥梁启超主张参中日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③④⑤⑥《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徵》。
《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
《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
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法向近代转变的原因时,往往强调修约的作用。
其实,从宏观上看,修约只是一个具体的诱因,日本近代法制的变化主要是由因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所决定的,没有修约问题,也会发生。
酌西方的议会制度,设立“立法部”。
⑦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仍在延续,民间出现了翻译出版外国法律和法律著作的高潮。
据统计,仅见于《东方杂志》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政译著就有38种。
⑧至清末法制改革,引进西方法制仍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清政府明确宣布,要“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⑨。
由于当时日本已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而清政府将日本作为主要模仿对象,同时参考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十余年间,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并聘请外国法律专家,帮助起草法典。
其所订新法大部分以外国法为蓝本。
其中主要者如《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仿自日本明治宪法,《钦定大清商律》仿自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公司部分,《大清民律草案》、《民刑诉讼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等主要仿自日本和德国有关法律。
新出现的由大理院和地方法院构成的司法系统及相关制度,也大体模仿日本和德国。
到民国时期,由于政府更换频繁,引进外国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除日本和德国外,欧洲其他大陆法国家和英美等国的影响也很明显。
北京政府时期,民事审判曾实行成文法与判例并行的制度;南京政府时期,在民商立法中实行民商合一制,将商事总则规定于民法典中,而关于公司等制定单项法规;在破产立法中破产法仅作程序规定,而有关实体规定则分散在民法和公司等法中。
这些做法均与日本和德国不同,而与瑞士、法国及英美法国家接近。
总的看来,参考采择的范围有所扩大,显示出在吸收外国法方面趋向成熟。
日本的法制近代化也以引进西方的法制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