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浅谈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政治家或选民）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政治个体组成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行为特征，为解释社会政治生活中许多常见行为和现象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论范式，从而越来越为政治学界所重视，成为政治学、行政学新的研究领域。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

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

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

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则是利他主义的，自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

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

后来,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

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

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能够有利可图,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

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

因此,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尽管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财政决策和运行的政治环境不同，但从公共决策体制来看，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属于代议制民主决策体制。

因此，以西方代议制民主决策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公共选择理论是可以并能够为我国财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的，它的一些分析思路和结论也为我们研究财政制度和决策管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我们的财政决策机制设计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假设在西方学者中也是有争议的。

但从应用角度看，这一假设也许是最接近实际的假设，便于人们以此为依据制定出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

这一假设的引伸含义是，若要政治决策能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能约束和监督决策者的有效机制，否则，决策就可能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

我国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仅靠当事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约束，是难以形成理想的财政决策和有效的财政运行的。

2．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偏好显示机制”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完善这一机制，实现有效的财政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的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财政决策应当体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仅凭决策者的良好愿望和优良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套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由下而上及时传达的机制，即公民的偏好显示机制。

只有充分了解人民的偏好，重大决策让群众知情，让群众讨论和参与，我们的决策才会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当前，亟待解决的是财政信息的透明度问题，要尽快建立规范、及时、准确的财政信息发布制度。

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有保障的、通畅的公民财政偏好显示机制，以保证财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决策程序和规则的研究，对我国完善财政决策程序和规则有重要借鉴价值。

决策的结果取决于决策程序和规则。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决策中，程序和规则更重要。

我国以往的财政决策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结果，轻程序；重人的素质，忽视规则的作用问题。

在财政立法中则表现为，重实体法，轻程序法。

举例来说，我国的国家预算决策程序和运作程序都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调整到最后的决算，人为的、主观的因素都还太多，制约了预算绩效的提高。

这种现象若要改观，就必须加强对科学的财政决策程序和规则的研究。

4．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我国一些经济和财政现象，并制定相应的财政对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和决策分散化的经济，因此在我国也是存在利益集团的。

如行业利益集团、地区利益集团、生产者利益集团、消费者利益集团等。

在一些地方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区利益集团行动的结果。

又如我国的农民利益集团问题，该集团由于人数众多，组织松散，难以形成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其利益常受到侵害，各种负担沉重。

再如我国的垄断行业价格（注意：是公共定价）过高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等等。

公共选择理论都可给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对我们提出和制定有关对策无疑是有助益的。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

维克塞尔认为,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

布坎南认为,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还有,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有增无减,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

维克塞尔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

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

不过,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

在经济交换市场上,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马上就会得到满足。

而在政治交换市场,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

同时,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不能完全照搬。

但这一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方法论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经济人”的地位，经济学研究只是在“阶级利益”的层面上展开，漠视以至否定了个体及其利益的存在。

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从“阶级利益和谐”这一假设出发，不是致力于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利益差别和矛盾的成因及对策，而是停留在对“优越性”的论证和经济政策的诠释上，这样的经济学自然只能与“左”倾指导方针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

而“经济人”假定的引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基本分析工具，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可以深入到个体及其利益关系上，开始注重社会主义制度下多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而只有在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才能探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

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的“经济人”假定，可以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间，既有根本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助“经济人”假定的分析工具，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而且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能不断发展完善。

从实践的角度看，只有在“经济人”假定的前提下，确立和运用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利益机制，充分保证“经济人”的正当权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良性运行。

其次，肯定并借鉴“经济人”假定，有助于探讨和寻找更有效的遏制腐败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