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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20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
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20年代初以《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
80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确立的历史。
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所未曾遇到的难题。
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
20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
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尴尬局面。
20年代的语法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争议的断语。
3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可以说就是出于不满足于根据意义标准区分语法范畴的做法而兴起的。
这次讨论初步得出了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认识，并触及了词类和句法的关系问题。
40年代中期出版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两部著作，虽然都还基本上是从意义角度说明词类，却明确地坚持了“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进了“词品说”试图解决词类在句法中的不同功能问题。
第三讲变换分析法3.1 层次分析法的局限和变换分析的产生层次分析不能分化类似下列的歧义句：（1）嘎子在屋顶上发现了敌人层次分析法虽然很有用，但是也有局限。
那就是它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的实词与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
而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由于句中实词与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不同而造成的种种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歧义现象。
可以抽象为：（2）名词[施事]＋在＋名词[处所]＋发现＋名词[受事]以上分析的语感对不对？怎样从形式上来加以验证？怎样有效地来分化这种歧义句式。
语言学界找到的新的思路、新的对策、新的方法就是变换分析法。
这是因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事物的特性将会在内外两个方面表现或反映出来。
从内部来看，一个事物的特定，一定会在其构成成分上，或构成成分的配置上，或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上，或在其他某个方面表现或反映出来。
从外部来说，一个事物的特性，一定会在跟其他事物的联系接触上表现或反映出来。
所以对于诸如“我在屋顶上发现了敌人”这样的歧义句，当我们无法从内部找到化解的方法时，那我们就应该从外部去寻找出路。
下列句子的词类序列相同，但所表示的意思却正好相对于a、 b两种类型的句子：（3）a. 嘎子在树上发现了敌人的坦克。
嘎子在车顶上发现了藏在树林里的敌人。
嘎子在河里发现了敌人的车队。
b. 嘎子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把手枪。
嘎子在枪栓上发现了一个记号。
嘎子在煎锅里发现了一块烧饼。
（3）a可以跟下列词类序列发生联系：（4）名词[施事]＋发现＋名词[受事]时，名词[施事]＋（是）在＋名词[处所]而（3）b可以跟下列词类序列发生联系：（5）名词[施事]＋发现＋的＋名词[受事]＋是＋在＋名词[处所]例（3）a的词类序列（设为[A]式）可以变换为（4）词类序列（设为[C]式），即（6）[A]式→[C]式例（3）b的词类序列（设为[B]式）可以变换为（5）词类序列（设为[D]式），即（7）[B]式→[D]式注意：[A]式只能变换为[C]式，不能变换为[D]式，即（8）[A]式→[C]式[A]式→*[D]式反之，[B]式只能变换为[D]式，不能变换为[C]式，即（9）[B]式→[D]式[B]式→*[C]式实际上，（2）的词类序列表示的语义关系相当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