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工业到全球文化工业_文化工业理论再反思_孙士聪

文学理论与批评从文化工业到全球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理论再反思孙士聪内容提要：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走过了一段颇为复杂、微妙的理论旅程，对此的反思不应剥离阿多诺最初思考的特定性，同时提醒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之间根本性转换的实质。

当文化从上层建筑领域下沉为经济基础领域，文化反思的触角就有必要重新厘清自己的限度；而在全球文化产业背景下，延伸文化工业批判逻辑并重建文化工业理论有效性，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关键词：文化工业理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反思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走过了一段颇为复杂、微妙、意味深长的理论旅程，其兴衰枯荣既携带了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诸多信息，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测度思想界、学术界研究范式、价值观念、身份立场转换的风向仪。

①对此的反思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展开，并一直延续至新世纪。

反思的视野将文化工业理论阐释本身问题化，同时也将文化产业语境下的文化工业理论重建提上议程。

如果说问题化侧重于在本土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行程中审视文化工业理论的有效性及其限度，那么，当文化工业蜕变为文化产业乃至全球文化产业，需要反思的就不仅仅是文化工业理论，还应包括对文化工业理论的反思本身。

一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在德国批判理论、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国符号学文化理论三种文化理论范式中，对于本土文化研究影响最为持久的非德国批判理论莫属，其中又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范式为代表。

在中国语境中，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如下：阿多诺对西方文化工业的诊断与批判适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本土大众文化，具体说来，大众文化在功能上，成为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成为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成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在价值论上，强化和突出了文化形式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消解了文化的意蕴和艺术的价值，缺乏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和终极关怀；在实践性上，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扩大了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危害性，而当下的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相比于阿—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①赵勇：《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从文化工业到全球文化工业多诺的时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对阿多诺模式的反思，但以之作为理论资源来审视大众文化甚至文化产业，看起来也仍然是最为顺手和擅长的。

文化工业理论批判既有德国纳粹主义切身经验，也有美国好莱坞文化的现实背景，但一般认为阿多诺的基本立场仍然属于印刷时代，“是以被印刷文化培育起来的自律主体的身份在对整个电子文化宣战”②。

以印刷文化批判其后的电子文化，难免时代的错位；同时，其理论范式也存在抽象化倾向。

对此，哈贝马斯指认阿多诺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也面临虚无主义的泥淖：“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冒险。

但与表面现象相反，他们始终努力为他们的文化批判提供论证。

不过，这样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抽象和简化。

”③需要指出的是，错位与简化同样出现在跨文化接受中：就前者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对没有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的批判，在新世纪表现为对于不关心文化的文化产业的文化批判；就后者而言，则是将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简化为文化批判。

当下最为集中的体现，则是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的批评。

所谓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意指文化产业仅仅满足于文化内容的商品化，或者反过来说，满足于文化商品外在的审美化与艺术化，结果忽视了文化商品的文化与精神属性；而对文化研究而言，则是忽视其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与精神属性，文化产业研究成为不问文化内容只问商品包装、没有文化只有经济的单向度研究。

文化产品最直接的现实目标就是要进入市场，否则，它不仅无法实现作为商品的剩余价值的追求，也无法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职能。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文化产品就不得不在存在方式上类型化，在内容上明星化，在生产上的标准化。

总之，必须经济逻辑主导，文化逻辑逊位；然而如是，则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必然沦为经济的独舞。

那么，给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补上文化之维又如何？有学者提出，确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目标以及确立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评价维度已经迫在眉睫。

确立文化产业评价的文化维度，其实就是建立对文化产品的社会、历史以及伦理、道德内容进行立体透视的评价体系，尤其关注其中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人格精神和情感取向。

④向文化产业索要文化与精神的素质，其中闪动着文化工业理论的影子。

看起来，阿多诺的批判之矛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文化一路追杀，现在则对准了当红的文化产业。

只不过，批判的归于批判，繁荣的却更加繁荣。

要求文化产业的文化化无疑是一个良好设想，但依然存在着理论与现实操作上的双重困境：理论上的困境在于，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文化产业已然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作为评价尺度及其体系的思考却来自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而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上，文化产业成功与否的评价尺度，就其作为文化商品的提供领域而言，主要是经济逻辑，而非文化逻辑，正是如此，我们才主要以票房与经济效益、而不是以文化与艺术来评价商业电影。

要求文化商品及其资本的文化与精神责任的合法性，似乎最直接的依据来自马克思那句著名的批判：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然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存在一个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宫殿以及奇迹般的东西，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使工人变成畸形⑤；而从转折时期开始，马克思也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个人全面发展之可能的条件是以个人的异化的历史性为前提，“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生产出个人同①资料来源：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电影艺术》1997年第1期；云慧霞：《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年卷；欧阳谦：《文化的救赎：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

②赵勇：《阿多诺与电子文化的紧张关系》，《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

③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④贾磊磊：《确立文化产业评价的文化维度》，《电影艺术》2012年第5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页。

·二〇一三年第一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

显然，资本不仅滴着血和肮脏之物，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必经的自然阶段。

马克思批判资本及其异化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所谓“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做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正遮掩了资本剥削的真正秘密，道德优先评价原本是基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需要，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然起点。

就此而论，批判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血和肮脏的东西”实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道德阐释的揭露与批判，并不能够成为要求文化产品及其资本的文化与精神担当的理论基础。

二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作为剩余价值追求人格化的资本家只能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更不是经济学可以抛弃伦理学的承诺，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只能是一种伦理学的内在自律要求，而非外在强制规范。

但如此一来，对文化工业的精神与文化评价的要求就面临着困境，这大体根源于两个层面：一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隔，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就前者而论，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化与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并不能等同，区别有三：一是目的不同，文化事业的文化要承担社会教化的使命，不以经济为目的，而文化产业的文化首先作为产业内容部分而存在，并不以文化教化作为直接的社会使命担当；二是实践性质不同，文化事业的文化服从于国家与政府行为，而文化产业一般来说却服从于市场行为法则；三是运作机制不同，文化事业中文化具有强制性，是自上而下的文化，而文化产业的文化除了作为内容部分承担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压力之外并不存在其他机制，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文化。

同一内容的文化形式，既可以是文化事业的，也可以是文化产业的，因而对于文化的精神要求，则只能指向具有从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前者，而非自下而上的剩余价值强制的后者。

职是之故，笼统谈论文化产业的文化维度既无法找到理论基础，也无法落实在资本冲动之中。

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而论，当下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属于经济基础部分，如果没有必需的中介，上层建筑的规范并不能直接通达到经济基础之中。

手头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商业大片，尽管部分学者给予不懈批判，但丝毫不影响社会以票房来评价他的成功，反倒是那些似乎可以被认可的文艺片却面临着票房的压力。

强调文化工业转身成为文化产业，并已经化身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工业理论如果不将自己的价值判断立足于基本的事实判断基础之上，那么，那些看起来义正言辞的批评除了带来片刻的道德义愤与快感，除了确证自己社会发言的日益边缘化与娱乐化之外，并没有带来什么。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当然也不意味着文化产业可以逃避社会学与伦理学的审视。

事实上，自从文化工业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之后，经济效益、朝阳产业等光环很快就掩蔽了其负面部分，阿多诺所指斥的诸多特质在这华丽转身中被漂洗殆尽，而这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某种普遍性。

依英国学者拉什与卢瑞之见，随着文化工业全球化的蔓延，文化工业已过渡为全球文化工业，并产生出一种新的逻辑与运作形式：“1945—1975年，文化仍基本属于上层建筑，这时，统治和反抗以意识形态、符号、表征的形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产品仍较少见，更多的是属于经济基础的物质产品。

这种情形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

然而，截至2005年，文化产品已经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交通、休闲服务等形式遍布各处。

文化产品不再是稀有物，而是横行天下。

文化无处不在，它仿佛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又渗入并掌控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

就反抗与统治而言，文化的运作不再首先遵循上层建筑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从文化工业到全球文化工业运作模式，也不再首先以霸权的意识形态、符号、表征的形式出现。

”①拉什与卢瑞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业的深刻变化。

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文化工业领域虽然渗透了资本统治逻辑，曾经独立自洽的文化被迫接受了理性工具主义的殖民，但它的表征性并没有下沉为物质性。

而在全球化文化工业和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经济已经成为文化经济，而原本处身上层建筑并作为其构成部分的文化，如今也已崩塌并归于物质基础，“文化一旦归于物质基础，就显现出一定的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