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庆 念中原

大公报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

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

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

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

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

《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

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

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

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

”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

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

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

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

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

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

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

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

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

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作者：谌旭彬来源：《方圆》2013年第01期【√】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虽可谓面面俱到，但因未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而实效惨淡近日热映的历史灾难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但这部广告词自诩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的电影，事实上，并未能够如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河南省府当局向重庆瞒报了灾情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报灾去到了蒋介石跟前，结果又畏畏缩缩把话吞了回去。

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但冯玉祥在1947年于美国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却不是如此表述的，冯玉祥写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但是这两种表述，恐怕都不是史实。

根据史料，重庆方面收到河南省政府关于1942-1943年饥荒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

7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决定向陕西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

重庆作出反应，将河南1942年的粮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

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举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发往重庆的电文，却远未如实反映河南的灾情情况。

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了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

据杨氏回忆，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杨一峰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

《大公报》对国民党真是“小骂大帮忙”吗《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季羡林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大公报》――“《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 ①方汉奇先生也曾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

”然而,盛赞之外,也有批判的声音,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即是其中批判的最强音。

本文试图在铺陈这些论据的同时做逐一批驳,以证明笔者的观点――“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之于《大公报》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明耻教战”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相呼应?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公报》果真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吗?笔者认为不是,原因在于二者的目的不同。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意在剿共,而《大公报》“明耻教战”的方针意在保国。

这一点在1931年9月21日的社评《救灾救国》中可以得到印证:“在物质势力暂时不足御侮的情况下,应以精神势力为第一义,全国上下,忍辱奋发,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化悲痛为力量,沉着顽强,勤俭建国,以图他年之伸。

简言之,就是要为御辱而忍辱,为雪耻而明耻。

” ③几篇代表性社论是在帮国民党、骂共产党?“小骂大帮忙”之名源于《大公报》的两篇社论,分别是1936年12月18日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和1946年4月16日的《可耻的长春之战》。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论点的确是批评张学良、杨虎城的做法,并要求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向蒋介石谢罪。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帮国民党的目的是什么?是保国。

张季鸾在这篇社论中写道:“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

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

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才能挽救。

”④可见,《大公报》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全国一致面对民族危机,这与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在《大公报》看来,极有可能引发内战而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一旦西安为战区,充其量将使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九四⼆饥荒成因2019-09-06“在骇⼈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个独⽴、民主⽽⼜保障新闻⾃由的国家发⽣过真正的饥荒。

”—以研究饥荒⽽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九四⼆》的上映，引发⼈们⽆尽的思索。

灾难中的“⼈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九四⼆年的“⼈祸”“是宁肯饿死当中国⿁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九四⼆，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刘震云先⽣在其原著《温故⼀九四⼆》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可能并⾮如刘震云先⽣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中，在⽇军侵占的新乡地区，⽇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了赈济，使许多⼈免于饿死。

随后的1944年，⽇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役就在河南，数⼗万国民党军⼤部不战⽽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军处理。

⽇伪政府救济过灾民，⽽河南⽼百姓帮助过⽇军—刘震云先⽣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

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在河南不同的地区，中，⽇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救助。

那⾥的⽼百姓之所以如此⾏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抹杀全体河南⼈民的民族⼤义。

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黄河决⼝阻⽌了⽇军，但却淹没了⼏百万河南⼈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祸”问题。

“⼈祸”中的⾸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阶层对灾荒的⿇⽊不仁。

河南⽼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九四⼆》的开头，刘先⽣写道：“⼀九四三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修德、英国《泰晤⼠报》记者哈⾥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婴⼉的地⽅，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的菜单是：莲⼦羹、胡椒辣⼦鸡、栗⼦炖⽜⾁、⾖腐、鱼、炸春卷、热馒头、⽶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糖的馅饼。

仗义执言的新闻人作者：鲍涵来源：《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02期张高峰，原名张之俊，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

1940年，张高峰开始担任《大公报》西川通信员。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出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

次日，王芸生作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蒋介石，《大公报》被停刊3天，张高峰被捕。

张高峰曾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的信条是忠于新闻的事实，敢为大众疾苦仗义执言。

”[1]87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1942年河南灾荒在各方面都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

本文主要通过《豫灾实录》这篇通讯写作的前后经历，展现张高峰作为一名自由报人仗义执言的品质。

赤子之心，年少志高1933年，日军强占东北三省。

此时，张高峰在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就读。

学校订有三种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

张高峰最崇拜《大公报》，认为《大公报》新闻报道客观翔实，替老百姓说话。

同年日军入侵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报纸上慷慨陈词，表示誓死捍卫祖国领土，而后却望风逃窜，将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

张高峰气愤至极，写了《可杀的汤玉麟》刊登在天津《中南报》上，这是张高峰第一次发表文章。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日本欺中国人太甚，我一定参加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

”张高峰曾和同学高马得如此谈论自己的抱负。

[2]274中学时的张高峰，已对民族危亡、时局混乱感到深深忧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高峰投笔从戎，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敌宣传队。

1938年2月，张高峰参加台儿庄战役，采写通讯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

1939年4月，兼任湖南《观察日报》特约记者，辗转湘、鄂、川、豫。

10月底，张高峰在长沙参加了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后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1940年，张高峰在武汉大学就读，看到重庆《大公报》征求西川通信员的广告，要求“投稿三次，合则函聘”。

[1]86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投稿便让重庆《大公报》赏识了这位年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