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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诏令研究述评杨耀文【摘要】汉代诏令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前的研究主要是对零散条文的辑佚以及各类文集的著录.20世纪之后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汉代诏令文献文本在文体和文学审美等文学方面的特征得到了重视.同时,两汉诏令对经学文献的引用及其所反映的经学思想亦是重要的研究方面.另外,随着大量汉代诏令简牍的出土及整理,为诏令与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更直接更全面的材料,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一个愈久弥新的内容.【期刊名称】《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4)003【总页数】8页(P81-88)【关键词】汉代;诏令;述评;出土文献【作者】杨耀文【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4诏令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由皇帝或者以皇帝名义制发的下行文书的统称，是皇帝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法律等所有方面事务的旨意的具体体现，是皇帝的专用文书。
与其性质相同的文书可追溯到《尚书》所记载商周时代的誓、诰、命。
秦统一六国后，改命称制，令称诏。
汉承秦制，在秦的基础上对这种皇帝专用的文书做了完善，将其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统称为诏书。
20世纪以前，只是在传世的汉代典籍中看到散落的诏令记载，20世纪以后汉代简牍的出土，特别是西北边塞简牍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包括诏令书写的载体、书写风格等在内的更加直观、更加丰富的材料，为汉代诏令文献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
历来对汉代诏令在文学、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丰富。
对其研究现状的介绍大多出现于学术论文的序言部分，如魏昕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诏令研究》，从汉代诏令的著录、文体分类、文书考证、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做了概述，角度较为全面，但是每一类具体内容不是很全面[1]。
又如徐苗苗硕士学位论文《汉武帝诏书研究》，较多的是对汉武帝时期诏书研究情况的综述[2]。
叶秋菊《秦汉诏书与中央集权研究》一书，《绪论》部分的综述相对全面，但是对诏令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述略较少[3]2-15。
唐朝敕葬制度1. 引言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其文化、政治和制度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朝的敕葬制度中，体现了尊崇君主、尊重祖先的思想，以及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性。
本文将对唐朝敕葬制度进行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地探讨。
2. 敕葬制度的背景与意义敕葬制度是指皇帝逝世后，由朝廷根据其地位和功绩给予的一系列殡葬仪式和规定。
在唐朝，敕葬制度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首先，敕葬制度彰显了皇帝权威与尊贵。
通过严格规定各级官员参与殡葬仪式，并规定具体礼仪和服饰等方面的要求，使得整个社会都能感受到皇帝的威严与尊贵。
其次，敕葬制度是一种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的方式。
唐朝敕葬制度中，对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殡葬仪式要求非常严格，包括规定了丧服、陪葬品、祭祀等方面的细节。
这些仪式和规定体现了社会对逝者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最后，敕葬制度也具有社会等级秩序的意义。
根据官员职位和功绩，确定了不同级别的殡葬待遇，从而体现了唐朝社会等级制度的稳定性和重要性。
3. 敕葬制度的具体内容3.1 敕仪敕仪是指皇帝逝世后，朝廷颁布的一系列命令和规定。
这些命令包括各级官员参与殡葬仪式、服饰、礼节等方面的要求。
在唐朝，皇帝逝世后，朝廷会发布《遗诏》来确定各项敕仪内容。
《遗诏》通常由皇帝生前亲自撰写，并在其死后公开宣读。
遗诏中会明确指示哪些官员需要参与殡葬仪式，以及他们的职责和义务。
3.2 丧服在唐朝敕葬制度中，对丧服的规定非常严格。
根据不同官员的职位和地位，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丧服。
最高级别的丧服是皇帝的丧服，由黄色绢布制成，上面绣有五爪金龙。
其他高级官员如王公、大臣等也有特定的丧服要求，以示其地位和身份。
低级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丧服则相对简单。
他们通常穿着黑色或深色衣物，并佩戴白色头巾或白色布条作为表示悲痛之意。
3.3 陪葬品陪葬品是指被埋葬者在墓地中随葬的物品。
根据唐朝敕葬制度，陪葬品也分为不同等级。
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陪葬品通常是金银器、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
唐宋时期格与敕的发展演变研究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制建设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的法制,无论是其总体性的法律体系,还是其具体性的法律制度内容,都对当时的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和其后的各个朝代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作为其法律制度的外在的形式载体,在该时期法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时期的诸多法律形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非“敕”莫属了。
唐代中期以后,敕在立法中的比重上升,以格后敕的形式表现;到了宋代,编敕更是成为最主要的立法形式;同时,与敕最具亲缘关系的“格”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本文正是基于一种动态研究的思考,对唐宋时期这两种关系最密切的法律形式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考察。
全文共分为导言、正文及余论三个部分。
导言部分首先从法律形式的一般概念入手,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归类,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笔者之所以选取唐宋时期的格与敕两种法律形式进行考察的思路及文章的选题意义。
其次,对学界已有得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说明,指出学者们在此问题上大多依照自己的研究习惯,把唐代和宋代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进行研究——如此则束缚了研究的范围,缺少了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进行动态的研究。
笔者希望通过对唐宋时期格与敕两种法律形式发展演变情况的考察,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正文又分为三个部分。
(一)“唐宋时期格、敕立法的发展演变”。
笔者从唐宋立法史入手,对这一时期的“格”与“敕”两种形式的法律文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这两种法律形式在立法层面上经历了(唐)格——格后敕——编敕——(宋)格、敕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轨迹,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法典编纂体例的变化。
(二)“唐宋时期格、敕性质的发展演变”。
笔者在前面的归纳整理的基础上,从格与敕的条文本身入手,对这两种法律形式的性质进行了探讨,指出格经历了从全面的综合性质的法律规范到行政管理性质的综合性法律规范的变化;敕则经历了从综合性质的法律规范(具体指格后敕和编敕对唐格性质的承袭)到单纯的刑事法律的变化。
唐代诏敕的用典的相关问题研究作者：赵丙阳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02期摘 ;要：唐代诏敕对账工整，用词华丽，其所引用的古典名句，使诏敕更加言之有理，而不是政治命令的强加，而且唐代诏敕字数并不多，不使人感到冗词赘句，但又能传达出应有的意思。
唐代诏敕的这些优点都得益于其用典艺术的发展，因此，研究唐代诏敕用典艺术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文就从唐代诏敕的用典的种类和用典的艺术效果两方面对唐代诏敕的用典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研究。
关键词：唐代诏敕;用典;种类;艺术效果作者简介：赵丙阳，黑龙江双鸭山人，硕士研究生，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1引言：唐代诏敕是唐朝宣谕天子之命、教化黎民百姓的公文文体，其特别讲究用典。
虽然诏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命令，并不能像纯正的文学一样过分地依赖于外在的艺术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代诏敕的用典艺术给唐代诏敕带来了庄重典雅的主体风貌，使其形式对账工整，辞藻华丽。
正是因为唐代的诏敕具有这样的效果，使得用典艺术成为了唐代诏敕最为突出的文学特征。
一、唐代诏敕用典的种类唐代诏敕用典主要分为三种，即明典、暗典、翻典。
（一）明典明典指的是为广大民众所知晓，且是反应正面东西的典故。
在唐代诏敕中使用明典，就是在诏敕中使用广大民众所知晓的典故，其用意就是能够教化百姓，传播正能量。
例如唐高祖李渊的《授裴寂司空诏》中有云：“譬兹梁栋，有若盐梅。
翊替绸缪，庶政惟允。
”在该诏敕中就是使用了“盐梅”的典故。
盐梅的典故最初载于《尚书·商书·说命》之中，由于盐的味道是咸的，而梅的味道是酸的，如果咸的和酸的中和在一起，就会减少咸的味道和酸的味道，使东西更加美味。
唐高祖李渊在此处使用“盐梅”的典故，是表达了对人才的需求。
治理国家正如做菜一样，什么样的调料都是需要的，仅仅有一种调料会使菜不会可口，而“盐”和“梅”就分别代表了各类人才，治理国家就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这也反映了唐高祖对治理国家需求人才的全方面的认识。
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作者：张超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2期〔摘要〕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
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关键词〕唐代诏敕；文献留存；著录〔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086-08一、可补正史之阙考察唐代历史问题，必须先对相关的唐史史籍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现存最早的唐史史籍，是五代后晋时期刘昫等人编修的《旧唐书》。
宋仁宗评价此书为“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命欧阳修、宋祁等人重修唐史，《新唐书》因而得以问世。
然而，由于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为了追求“事增”、“文省”而大力删削史料，遂导致《新唐书》本纪十卷较之《旧唐书》本纪，字数大为减少，构成史实的各种要素（如时间、地点、名称、数量等）多有残缺或模糊的现象，事件的记载也失之于笼统省略。
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记载：“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
”[1]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释俗》篇云：“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
发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着于篇。
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2]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新唐书》云：“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
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
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语，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3]由以上史料可知，原来收录于《旧唐书》中的很多唐代诏敕文虽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新唐书》中却被尽行删削。
这些被删削的诏敕文中包括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年间施政过程中发布的诏敕文，其内容涉及到了唐代的开国史。
原本是隋朝旧臣的李渊虽然号称忠心，但却兴兵反隋，逼迫隋恭帝禅位；李世民号称仁孝，却做出弑兄夺权、逼父让位的事情。
唐代开国过程中的这些史实显然都是违背儒家“三纲五常”的丑闻，是“不顾亲”、“不知义”的大逆不道之行。
这些史实多不被正史记载，而可见于秘籍故典、野史稗乘之中。
但因为野史常常存在杜撰的可能，因此也不能完全做为信史来看。
“唐制起居郎掌起居注（纪事之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制诰），季终授之国史，史官据之撰为实录与国史。
这是正史的史源。
”[4]由此可见，唐代皇帝的起居注、实录、包括诏敕文，均可助证史。
欧阳修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修撰《新唐书》时删削诏敕，显然是受到“隐恶扬善”、“为尊者讳”、维护皇家颜面的思想驱动，后人据其撰修的唐史往往难得其详。
因此，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5]、《唐太宗实录》《唐太宗实录》从唐高宗李治时期修撰完成，一直流传到宋代，据赵汝愚的《宋名臣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八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上疏称：“臣尝读《唐太宗实录》……。
”《唐太宗实录》如今已经亡佚，但其内容散布在各种以其为史源的典籍中。
如新、旧《唐书》的史料基本上采自《唐实录》，其中亦包括《唐太宗实录》。
等初唐“纪事之史”，同时考察《旧唐书》[6]与《新唐书》[7]中被删削掉的武德年间诏敕文等“记言之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
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诏至九月诏书，我们可以挖掘出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二、冠冕堂皇背后的隐情《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
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
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
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以上史料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被定性为李世民为应对李建成、李元吉合谋害己恶行的正当防卫。
二是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参照《立秦王为太子诏》[8]一文：“……秦王世民，器质冲远，风猷昭茂，宏图夙著，美业日隆。
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
王迹初基，经营缔构，戡翦多难，征讨不庭，嘉谋特举，长算必克。
敷政大邦，宣风区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总机衡，庶绩惟允。
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
可立为皇太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先发制人，杀死了皇太子建成，之后不到两个月的事件，李渊便让位给他，这实际上是形势所迫，但是这篇诏敕文却是另外一种论调。
文章不仅对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予以回避，还高调赞誉了他“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的武功才能，将他能够获得太子之位归因于其才堪储贰。
三是“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渊匆匆让位于李世民。
参照《令皇太子断决机务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君临率土，劬劳庶政，昧旦求衣，思宏至道。
而万机繁委，成务殷积，当扆日昃，实疲听览。
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
九官惟叙，四门以穆。
朕付讬得人，义同释负，遐迩宁泰，嘉慰良深。
自今以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同时参照《命皇太子即皇帝位册文》（《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祗膺灵命，肇开宝历，声教所覃，无思不服。
然而万几填委，九区辐凑，明发不寐，极夜观书，听政劳神，经谋损虑，深思闲旷，释兹重负。
咨尔聪明神武，德实天生，君人之量，爰备夙成。
王业初基，云雷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申。
及拓定关陇，澄清河雒，北通元塞，东静青邱，宏图遐举，元功克茂……朕是用上稽苍昊。
俯顺黔黎，推而弗居，就垂显号，致皇帝位於尔躬。
今命司空上柱国魏国公寂、尚书左仆射上柱国宋国公瑀赍玺绶授尔，其纂承洪绪，对扬休命，式隆宝祚。
以康四海。
”以上两篇诏敕文，描述了李渊虽有思宏至道之心，但在“万机繁委，成务殷积”之际虽竭力“明发不寐，极夜观书”，但却仍然应接不暇。
由于“听政劳神，经谋损虑”，他“深思闲旷，释兹重负”，而李世民“聪明神武”、“ 英谋独断”、才堪储贰，昔日已经为大唐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又磨拳搽掌、准备为大唐的兴盛一展宏图，因而李渊决定让位给儿子李世民，自己则安享清闲。
这两篇诏敕文虽然展现的是李渊主动让贤的大度及李世民堪涉大统的贤能，但实际上，唐高祖李渊让位于儿子李世民，有一定的被迫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玄武门弑兄夺权行为的结果。
然而李渊的让位诏敕文中并没有明言此事，而是列举了李世民的赫赫战功进行遮掩。
李渊的皇长子李建成在太原兴兵、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的过程中战功显赫，能力绝不亚于秦王，这在《令太子建成统军诏》、《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等诏敕文中均有所反应。
但在李渊的传位诏敕文中对此却没有提及，文中只是多处列举李世民的功勋来强调其才堪储贰。
可见，李渊传位于李世民的相关诏敕文，都有回护李世民弑兄夺权行为的现象，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历史。
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否出于真心，有待进一步推敲。
李渊的《禅位皇太子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曰：朕膺期受命，握图阐极，大拯横流，载宁区夏。
然而昧旦丕显，日昃坐朝，驭朽兢怀，履冰在念，忧勤庶政，九载於兹。
今英华已竭，耄期倦勤，久怀物表，高蹈风云。
释累遗尘，有同脱屣，深求闲逸，用保休和。
这篇诏敕文开篇写到李渊在大唐创业之初，勤于政事，但终因“耄期倦勤”，而心生“高蹈风云，释累遗尘，深求闲逸”的想法，似乎李渊已经疲于应付政事，急于脱身出来，安享清福。
文章接着写到：皇太子世民，久叶祥符，夙彰奇表，天纵神武，智韫机深。
自云雷缔构，霸业伊始，义旗之举，首创成规，京邑克平，莫非其力。
乃皇极已建，天步犹艰，内发谋猷，外清氛祲。
英图冠世，妙算穷神，伐暴除凶，无思不服。
薛举负西戎之众，武周引北狄之兵，蝟起蜂飞，假名窃号，元戎所指，折首倾巢。
王世充藉府库之资，凭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闲守险；建德因之，同恶相济，金鼓才震，一纵两擒。
师不踰时，戎衣大定，夷刘闼於赵魏，覆徐朗於谯兖。
功格穹苍，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俦，造我大唐，系其是赖。
以上部分乃盛赞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太原起兵、创建大唐、以及开国之初戡平群凶的丰功伟绩，甚至说“造我大唐，系其是赖。
”意思是没有李世民，就没有今日的大唐。
李世民被标举为了大唐的缔造者、王朝基业的创始人，文中之辞显然有些过誉。
文章又写道：既而居中作相，任隆列辟，百揆时总，三阶以平。
地属元良，实维固本，万邦咸正，兆庶乐推。
晷纬呈象，休徵允集，华夏载伫，讴颂知归。
以上是对李世民政治才能的夸赞。
文章乃以此说明李世民并非是一个只会打仗、不能理政的武夫，他在外可领兵，在内可治政，如此出将入相、才能卓越的人才，自然能堪摄大统。
文章最后写到了李渊对皇权交接的安排：传皇帝位於世民，所司备礼，以时册授。
公卿百官，四方岳牧及长吏，下至士民，宜悉祗奉，以称朕意。
……昔汉祖拨乱，身定大功，群臣推奉，光宅帝位，而事父资敬，五日一朝，备礼尊崇，号称太上。
朕方游心恬淡，安神元默，无为拱揖，宪章往古，称谓之仪，一准汉代。
庶宗社之固，申锡无疆；天禄之期，永安勿替。
这篇诏敕文通过对李渊无心于政事的表白，以及对李世民出将入相才能的高调颂扬，使得李渊让位于李世民的史实看起来颇为符合情理，但对于旧太子李建成的功勋以及玄武门事变并没有提及。
实际上，李渊的让位距离李世民玄武门弑杀皇兄李建成及皇弟李元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李渊先是遭遇了儿子们之间的互相残杀，接着是次子李世民在皇长子李建成尸骨未寒之际便顶替了其太子头衔，再接着便是自己自动让位，要给儿子李世民接掌皇权腾路。
联系这些史实可以推测，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玄武门事变之后的客观形势使然，并非完全出于李渊的本心。
《徙居大安宫诰》（《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一文首先以李渊的口吻描述了他在隋末“大业道丧，皇极如毁，倾维折柱，天下分离。
涂炭纳隍，黔黎殆尽，顾兹九有，锋镝纵横”之际，“勤劳王室，尝以补天在虑，纳揆为心。
”然而却“静念持扶，计无所出。
”文章接着盛赞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幼怀大度，性合天道，韫经纬之奇文，包汤武之宏略。
”李渊于文中表达了自己幸得李世民的辅佐，才最终完成了大唐基业的创建：“深谋秘策，沃朕拯溺之心；壮思雄图，起予救焚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