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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领域的改革近年来，中国政法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政法领域的改革情况。
一、司法体制改革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建立。
这一制度的建立，旨在增强司法公正和民主参与，促进司法透明和公开。
此外，我国还推行了“一审两审”制度，即将一审和二审审判分开，使审判程序更加严谨和公正。
同时，我国还在审判流程中加强了电子化建设，推行了电子诉讼、电子送达等措施，使审判工作更加高效、便捷。
二、法律制度改革2016年，我国通过了《全民法定假日条例》，将7个传统节日和3个新节日列入法定假日，进一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
此外，我国还修订了《刑法》、《民法总则》等法律，加强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
三、司法公正改革我国加强了司法公正建设，推行了审判公开、庭审录音录像等制度，增加了司法公开和透明度。
此外，我国还加强了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了司法人员的行为规范，提高了司法公正性。
四、律师制度改革我国加强了律师制度建设，加强了律师的职业培训和监管，提高了律师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此外，我国还推行了法律援助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保障。
五、反腐败斗争我国加强了反腐败斗争，实行了严格的监察制度，对腐败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
此外，我国还推行了“一案双查”制度，即对腐败案件进行司法和行政双重查处，提高了反腐败工作的效率和力度。
总之，政法领域的改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举措。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法领域的改革，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政法体制改革演讲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国政法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和观点。
政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政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法体制，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首先，政法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政法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当前我国政法工作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必须加快推进政法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政法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人性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
其次，政法体制改革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政法体制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快推进政法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再次，政法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必须加快推进政法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政法体制改革是推动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长治久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政法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法体制，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政法体制改革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治久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推进政法体制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积厚成势中国司法的制度逻辑中国司法的制度逻辑可概括为“积厚成势”，即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深化，逐渐形成完善的司法制度。
首先，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依据孔子思想中的“父母官”与“父母法”，即官员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并用公正的法律保护人民的权益。
这种思想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司法制度出现了许多变革。
例如，唐朝时期的“开元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典之一，为后来的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则增强了司法官员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司法效率。
这些历史性的变革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现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
中国共产党推崇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机关”是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包括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立法庭制度，实行审判监督制度等。
这些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司法制度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中国政府将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作为重要目标，并逐步加强了法官的独立性和审判的公正性。
另外，中国还加强了司法透明度，推进了司法公开，增加了人民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和参与。
这些努力保证了法律的平等适用和司法的公正性。
同时，中国还注重司法人员的培训和专业素养的提高。
中国的法学院校和司法培训机构为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全面的培训和学习机会，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司法能力。
这为中国司法制度的高效和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后，中国司法制度还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司法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
通过与国际知名法学机构的合作，中国能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和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司法制度的水平和质量。
综上所述，中国司法制度的制度逻辑是“积厚成势”。
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不断积累经验，进行创新，逐渐形成完善的司法制度。
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刑事诉讼模式也在不断演进。
科技的进步、法治环境的完善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都为刑事诉讼模式的革新提供了契机。
本文将探讨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历程，以及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起源与传统模式刑事诉讼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当时以个人报复和私人宰治为主导。
随着国家的形成，法律制度开始建立，刑事诉讼逐渐形成。
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以法官为中心，诉讼活动主要通过辩论和审判来解决。
这种模式非常依赖法官和律师的专业能力，且较为正式和繁琐。
二、现代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1. 调解模式的出现调解模式是刑事诉讼模式的重要演进方向。
调解模式的出现与社会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需求和对刑事案件解决效率的追求有着密切关系。
调解模式通过引入调解员，主动解决矛盾纠纷。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帮助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不仅可以尽快解决问题，还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证据链模式的应用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电子证据的出现给刑事诉讼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传统模式下，往往以书面证据、人证和物证为主。
而面对复杂的电子证据，传统模式的证据链条逐渐无法满足需求。
证据链模式的应用意味着在收集、保存和呈现证据时，需要更加注重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以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可信度。
证据链模式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调查和审判工作的效率，还增强了案件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3. 管制模式的强化管制模式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干预。
过去，刑事诉讼活动一般由当事人自行主导，法官的干预相对较少。
然而，在面临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理时，传统模式下的瑕疵逐渐显现。
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性和正当性，司法机关开始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管制，包括审查起诉和裁定不起诉的范围扩大、严格限制和监督取证，以及强化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等。
这种管制模式的强化有助于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提高刑事诉讼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三大诉讼制度变革《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司法领域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取了国内外刑事诉讼经验与成果，推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下面将对其中的三大诉讼制度变革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被告人询问制度的变革。
在旧法中，被告人询问是在审前进行的，且在审前询问中，被告人不享有辩护权，这使得一些无法自行辩护的民众难以得到保障。
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询问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即在侦查阶段进行，这为被告人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我辩护的空间。
同时，在被告人询问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拒绝回答检察机关的问题，这有效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刑事辩护制度的变革。
旧法中的刑事辩护制度主要是指法律援助制度，即由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无力承担辩护费用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然而，旧法中法律援助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被告人有时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强调了刑事辩护人的角色，明确了辩护人的权益和义务，且对刑事辩护的费用有明确的规定，司法机关应该给予刑事辩护人相应的报酬。
这样一来，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和专业的辩护，有效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最后，取证制度的变革。
旧法中，取证主要由侦查机关完成，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取证的权力逐渐延伸到了检察机关和辩护人手中。
新法规定，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权对检察机关提出收集证据的要求，且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收集证据。
这样一来，取证的权力不再由单一的机关掌握，避免了对被告人权益的侵害，保证了取证的公正和合法。
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增设了律师团、专家团等取证参与者，进一步提高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
综上所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被告人询问制度、刑事辩护制度和取证制度的变革，增强了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提高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公诉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下）姜伟四、中国的公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及政治经济条件，公诉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司法与行政不分、控审合一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司法制度。
只是到了清朝末年的1906 年，清政府模仿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体制，并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结构模式来改造传统的法律体系：原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
同时，各级审判厅相应地设立各级检察厅，由检察机关专门行使公诉权。
晚清检察机关的职权，主要规定于1907 年颁布的《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l ）刑事提起公诉；( 2 ）收受诉状，请求预审及公判；( 3 ）指挥司法警察官逮捕犯罪者；( 4 ）调查事实，收集证据；( 5 ）充当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和公益代表人；( 6 ）监督审判，纠正违误；( 7 ）监视判决的执行。
这是中国司法制度史上首次实现控审分离，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诉组织机构―检察院从此应运而生。
晚清的司法改革尽管由于清王朝的迅速覆灭而未发挥作用，但对以后的北洋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改革的成果后来成为北洋政府司法制度的基础，其中检察制度大都为北洋政府所采纳。
清朝末期的法制变革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开端，因而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公诉制度形成的初始阶段，明显受到西方法学理念的直接影响。
辛亥革命后仍然沿用清末的法律制度，对检察机关的职权未作变动。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尽管曾就检察机关存废问题展开过争论，但并没有在实质上影响检察机关的作用和地位，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也未作太大的变动，仍然沿袭晚清变革以来的司法传统。
中国公诉制度的形成还经历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
行政诉讼制度的演化与变革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中总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其中之一便是行政诉讼制度，它是指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发生行政案件纠纷时，公民、法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一、行政诉讼制度的起源及演化行政诉讼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明清时期。
当时，由于民间的矛盾纠纷较多，而地方官府治理无方，无法公正解决诉讼，于是群众自发地设立了一些“书院”，聚集了一些文化人士，来解决民间的矛盾纠纷。
慢慢地，这些书院逐渐形成了解决民间纠纷的“乡试”。
从此，人们可以通过参加乡试来解决矛盾纠纷。
到了民国时代，司法制度有了较为完备的规定，行政机关也开始出现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启用诉讼制度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正式建立。
二、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随着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首先，行政诉讼设立了独立的行政法庭，行政法庭依法审理行政案件，保证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其次，行政诉讼制度还规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规定了司法机关应该在什么时间内受理诉讼、作出判决等等，并对超时的情况有明确的后果。
这些措施都有效地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不过，当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程繁琐、时间长等，需要继续改革完善。
三、行政诉讼制度的未来未来，随着我国司法体制的逐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将不断健全和完善。
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强化公开透明和信息公开，使诉讼程序更加简单、便捷，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益。
在构建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一些原则，比如公开、公正、公平等原则，同时确保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应该加大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宣传，宣传公民维权的意义及其在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推进“法治文化”，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和思想支持。
反思我国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改革思路
李哲
【期刊名称】《工会博览》
【年(卷),期】2008(000)011
【摘要】我国目前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改革思路,是通过制度性变革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并最终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此思路目前存在难以跨越的障碍.笔者认为,只有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同时应建立相宜的配套措施来更好的维护辩护权利.
【总页数】2页(P58-59)
【作者】李哲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5.1
【相关文献】
1.我国公诉权滥用问题之反思 [J], 杨爽
2.国外对巡逻方式历史性的反思及当今的改革思路 [J], 雷鸣霞
3.从卷宗走向庭审：审判中心主义与我国刑事公诉方式价值的实现 [J], 霍艳丽;
4.人民检察院公诉方式改革反思 [J], 赵景川;宗淼
5.我国公诉撤回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J],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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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诉讼文化解读传统诉讼文化作为法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国家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
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精神以及法律价值观，为我们理解法律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核心价值观以及现代发展等方面对传统诉讼文化进行解读。
一、历史背景传统诉讼文化的形成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官僚主义文化为传统诉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在这种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对司法的渴求和对公正的追求成为了我们传统诉讼文化的核心。
古代传统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德为先。
因此，在古代社会中，法官会采取严谨公正的态度，充分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公正裁决案件。
此外，古代传统诉讼文化还重视和谐解决纠纷，尊重每一个当事人的权益，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核心价值观1. 公正公正是传统诉讼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传统诉讼文化中，公正被视为司法的灵魂。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正都是法律实施的基础和保障。
在传统诉讼文化中，法官被要求绝对公正地行使权力，做到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案件。
和谐是传统诉讼文化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
在古代社会中，法律制度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传统诉讼文化强调诉讼双方的和解与和睦，提倡通过对话与沟通解决纠纷。
和谐的解决方式不仅可以化解矛盾，还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社会矛盾。
3. 尊重与保护权利传统诉讼文化注重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诉讼程序都应该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妥善保护。
传统诉讼文化要求法官依法公正地处理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
三、现代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统诉讼文化也在不断进化和更新。
传统诉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社会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司法文化。
一方面，现代诉讼文化强调透明度和公开性。
通过互联网和传媒的发展，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监督司法活动，保障司法公正和透明。
另一方面，现代诉讼文化注重调解与解决纠纷，倡导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纠纷。
2012年第6期山东社会科学No．6总第202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2·法学研究·论刑事诉讼中的诉之变更制度王弘宁（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单一性与同一性。
在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中，诉之变更制度包括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及公诉变更制度等，即在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权改变、追加或撤回起诉的法律制度。
诉之变更制度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手段，虽受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与同一性特征的限制，但本身并不为诉审同一原则所排斥。
为完善诉之变更制度，我们应采用诉讼客体自然事实同一说理论，结合诉审同一、控审分离原则，使诉之变更制度更趋合理，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目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客体；变更罪名；禁止重复追诉［中图分类号］D9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6－0127－04一、刑事诉讼客体与诉之变更制度刑事诉讼客体是指诉讼主体实施刑事诉讼行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①我国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研究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但对其内容及特征的认识仍存在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客体包括案件事实与刑事责任，而刑事诉讼客体的基本特征是单一性与同一性。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并且认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是论证起诉效力和既判力的重要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为起诉效力和既判力效力划定了范围，形成了起诉效力与既判力效力对诉之变更的限制。
刑事诉讼起诉的效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包括不告不理与诉审同一，二者是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
不告不理是指审判范围应当受制于起诉的效力范围（包括对人与对事的效力），诉审同一是指裁判的范围与起诉所指控的范围必须是相同的，对起诉效力范围的认知与研究应以刑事诉讼客体的单一性与同一性为基础。
政法传统、制度逻辑与公诉方式之变革张 青*目 次一、刑事公诉：该如何是好？二、政法传统：公诉方式变革之宏观场域三、诉讼结构：公诉方式革新之制度逻辑四、局限性与可能性：我国公诉方式之未来摘 要 特定公诉方式并非是根据某种美好的理念乃至个人好恶进行简单抉择的结果，而是有其结构性的制度根源。
无论理论界所认可的公诉方式“应当”何为，亦不论法律规范所表达的公诉方式“必须”如何，囿于政法传统下一体化的司法权力结构以及国家主义的诉讼构造，公诉案卷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核心和基础。
一体化司法目标之实现，公、检、法三机关的协同运作，法官对事实真相所负之澄清义务以及法院系统内部科层式的检查监督均与公诉卷宗之运用须臾不可分离。
故在论及公诉方式变革之际，应将其置于除理念和规范以外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中加以考察，扬弃理念之争及革命式的制度改革，注重个别项目之完善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之建立。
关键词 公诉方式 变革 政法传统 诉讼结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刑事公诉制度由遵循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重新确立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卷材料“全案移送主义”。
至此，我国公诉方式之变革可谓是“一波三折”。
原本作为重要改革举措而推行的“复印件移送主义”，缘何再度沦为革新之对象并复归为从前旧制，实在发人深省。
我国学界多以教义和规范阐释这一问题，从某种“应然”理想出发来分析、反思和建构刑事公诉方式，然而，话语模式的僵化，使得问题之根本难以触及。
故欲达至对公诉方式变革与反复之透彻认识，即实现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将问题“连根拔起”，〔1〕则急需将现行话语模式和研究思维进行转换。
一、刑事公诉：该如何是好？（一）立法上之反复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建国以后我国制定的首部刑事诉讼法。
受大陆法系尤其是苏联法律传统和诉* 张青，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技术审判原理下的刑事卷证本体与制度研究》（项目号13AFX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08讼学说之影响，该法呈现出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
与“审问式”庭审结构相对应，1979年刑诉法确立了案卷材料全案移送的公诉方式。
随着其在实践中的全面推行，“全案移送主义”潜在的问题亦趋凸显。
其中饱受学界诟病的即是案卷材料全案移送以及审前的实质性审查易使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而导致后续庭审流于形式。
〔2〕对此，学界提出了两套改革方案：一是限制庭前审查的范围和内容，将其限定为程序性审查；〔3〕二是设置预审法庭专司庭前审查，或采起诉状一本主义，防止“先入为主”。
〔4〕在英美诉讼理论的强势影响及学界的力促之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庭审因素。
为使庭审更具实质性，1996年刑诉法采纳了上述第一种改革方案，以庭前程序性审查代替了实质性审查制度，刑事公诉亦由之前的案卷材料全案移送变更为“复印件移送主义”。
然而，这一明显折中主义的改革方案非但未能产生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一是在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模式下，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何谓“主要证据”说法不一，实践中公诉机关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在追诉利益的驱使下，检察官往往选择性地向法庭移送公诉材料，其结果是加深而非减弱了法官的偏见。
二是由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于审查起诉阶段仅赋予辩护律师有限的阅卷权，全面阅卷权只有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方得行使，而“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则致使这种规范层面的阅卷权名存实亡。
三是“复印件移送主义”公诉方式致使法官庭前无法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一方面由于审前阶段缺乏司法监督、审查，易导致检察官滥行追诉之权；另一方面，检察官在法庭上拥有的信息优势使其轻易获得法庭主导权，法官为了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并作出裁判，不得不重新依赖检控方庭后移送之卷宗乃至庭前“借阅”案卷材料，〔5〕庭审实质化之理想因此化为泡影。
面对此种困境，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重新确立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却又保留了修法前庭前程序性审查的做法。
至此，我国刑事公诉方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式改革。
（二）学理上之异议与立法相仿，学界对刑事公诉方式之变革亦是见仁见智。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观点：一是“起诉状一本主义”论；二是“全案移送主义”论；三是渐进改良论。
“起诉状一本主义”是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相适应的公诉方式，系指为了防止法官庭前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保障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之权利，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仅向法院提交起诉书，不得附带任何可能使法官产生偏见和预断的证据材料，亦不得援引证据内容。
在我国，持此论者多从抗辩制庭审形式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出发予以论述，认为起诉状一本主义“充分体现了抗辩制庭审形式的理念，能够彻底根除由复印件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能有效地保障整个诉讼结构的运作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及合理性”，因而主张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予严格确立。
〔6〕该主张于2012年修法之前几成通说。
一般认为，案卷材料全案移送主义系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的公诉方式。
此种公诉方式要求检察官在提起公诉之际须将案件卷宗连同起诉书一同移交法院。
有论者从我国混合式庭审模式、“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实践现状以及实现实体正义与诉讼效率之需要出发，主张我国目前只宜实行案卷移送主义。
〔7〕此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实务界人士的看法，在2012年修法之后，亦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
〔8〕而渐进主义路径即基于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观点渐进式地、阶段性地对我国公诉方式及庭前审查予以改革。
持这一观点的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龙宗智教授。
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承受能力，论者主〔2〕 王守安：《〈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综述》，载《检察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3〕 陈光中、熊秋红：《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下）》，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4〕 柯葛壮：《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
〔5〕 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6〕 陈卫东、郝银钟：《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7〕 张兆松：《刑事公诉方式选择之我见》，载彭东编：《公诉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8〕 汪建成：《刑事审判程序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
109张在目前的体制改革和转折阶段，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短期内仍有存续的必要，但可对其进行最低限度之完善。
俟条件成熟逐步减少移送材料内容，进而谋求独立预审法官制度之建立。
〔9〕笔者认为，较之前两种观点，此一见解由于关注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实际问题以及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因而显得更为务实和中肯。
（三）超越理念之争尽管刑事诉讼立法是多方主体博弈的结果，但随着知识精英在塑造我国诉讼制度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直接，〔10〕对于立法上的反复及失败，学界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恰如有学者曾经提到，“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发展的时候遭遇了障碍，开出的处方和描述的问题一样常见，国家的失败和社会科学的专业性失败相互缠绕而难以觉察。
”〔11〕1.“问题—对策”式的研究起点呈现极强的应景性。
对《刑事诉讼法》修法历程及公诉理论之回顾显示，面对公诉方式这一问题，学界事前往往缺乏系统、深入的前瞻性研究，而是多在立（修）法之后而问题于实践中彻底暴露之际，方再度对其予以关注。
此际，实践矛盾多已近燃眉之急，故学界所提对策难免具有功利性及应景性之特征。
笔者将此种对实践问题的应急性研究归纳为“问题—对策”的研究模式。
表面上看，此种模式体现了对实践的尊重因而是一种可欲的方法。
然而，如若理论研究仅仅追随实践问题而缺乏基本的前瞻性，则极易造成理论上的“短视”，所提出之建议亦多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之方。
2.“目的—手段”式的研究进路体现典型的价值导向性。
同前述功利主义的研究起点相反，公诉方式一旦进入研究视野却转向一种理想主义的研究进路。
在研究过程中价值和理念先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备选方案，即遵循一种“目的—手段”的方法论。
如起诉状一本主义与全案移送主义对立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即属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理念之争。
由于过分执着于事先确立的价值目标，“目的—手段”方法论提出之对策多因其不能反映实践进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进而造成一种理论上的霸权和独裁主义。
〔12〕3.“语词—含义”式的规范分析造成理论上的封闭性。
由于理念先行，学界对公诉方式之研究多采规范分析方法，专注于法律条文的语词及其含义，进而对规范从整体上予以逻辑分析、推导和检视，即遵循一种“语词—含义”的“内部”视野。
由于局限于规范内在的含义和逻辑的自洽性，而对规范之外的治理结构、制度架构以及实践效果缺乏整体和全局性的考量，因此造成理论上的封闭性。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内部”视野带来的问题就跟“研究生命的体系时忽视食物、水和空气一样严重。
”〔13〕事实上，“法律意味着极其广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规则”，〔14〕无视这些外在因素的结论，其合理性往往只能停留于纸面之上。
4.“革命式”制度规划削弱了制度的一贯性。
有学者曾指出，在刑事诉讼“应当如何”的知识取向下，我国学界“极易对现实持大幅度乃至全盘否定的立场，鼓吹革命性与建设性兼具的崭新知识体系。
”〔15〕学界围绕几次修法所展开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与全案移送主义之争论便是极好的例证。
对既有制度频繁进行整体否定式的改革，一方面破坏了制度框架的一贯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制度细节进行必要修改的耐心，从而丧失了通过细致分析和局部改良逐渐完善公诉方式的机会，最终造成所谓“屡改屡败、屡败屡改”的尴尬局面。
〔9〕 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8页。
〔10〕 左卫民：《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实践阐释》，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11〕 [美]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2〕 [美]安•塞德曼、罗伯特•塞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13〕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4〕 [美]卡尔•N.卢埃林：《法律与诸社会科学》，周林刚、王进文译，载许章润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法理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5〕 左卫民：《迈向实践：反思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