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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著录法书目历代著录法书目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法书众多，包含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和法治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下面就是一些重要的历代著录法书目。
1.《周礼》：《周礼》是古代中国的一部重要法典，明确了儒家的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
它规定了国家法律制度、官员的职责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义务和权利。
2.《史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涵盖了从先秦到西汉时期的历史，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史记》记载了不少法律文书和法律案例，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价值。
3.《仪礼》：《仪礼》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明确了古代礼仪制度和法治观念。
它规范了官员的仪容仪表、礼节仪仪和礼治的具体操作。
4.《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唐代的一部法律类书籍，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评论。
它详细阐述了唐代的法律制度，对后世法律学家的法学思想和刑法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5.《宋刑统》：《宋刑统》是北宋时期律学家钱穆编纂的一部刑法总则，系统总结了南宋时期的刑法制度和刑罚编排。
6.《明律》：《明律》是明朝的法律宝典，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成果之一。
它对明代的刑法、司法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7.《清律》：《清律》是清朝的法律总纲，是清代法律制度的权威性法典。
它规定了清代的刑法体系和诉讼程序，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
8.《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是清代政府颁布的一部刑法典，系统地规定了清代的刑罚种类和适用条件。
它对清代的刑罚执行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9.《大清律例精义》：《大清律例精义》是中国古代著名法学家沈约编著的一部法律学著作，对《大清律例》进行了系统解析，是后世法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10.《新编国朝要典》：《新编国朝要典》是清朝末年编纂的一部权威法律书籍，综合了清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实务的经验，对清代法制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以上仅是部分历代著录法书目，每一部法书都代表了一段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思想，对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就是要造成一种畏慑气氛,使人们不因一时的冲动、欲望而犯罪,用理智的力量控制自己的行为。
法家的重刑思想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而言，对于发现犯罪、认定犯罪的过程也同样要求施以重刑，以期达到威慑罪犯使之畏惧进而如实供述的目的。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拷讯之刑被广泛应用且愈加严酷。
法家的重刑思想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
首先，在刑罚的领域，一方面扩大刑罚的范围,另一方面加重刑罚的程度。
扩大刑罚的范围主要表现在族诛与连坐之法的广泛适用。
加重刑罚主要表现在确立名目繁多的罪名以及实行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
与此相似，在拷讯的领域重刑思想的影响也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拷讯的对象上，法律未做出明确的限制，这就表明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人，不管是被告还是受害人或者是证人，都有可能因未提供另官府满意的供述而受到刑讯。
也就是说，刑讯的适应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另一方面，在“重刑”主义的指导下以及以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下，拷讯越来越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这也就意味着刑讯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普遍被适用。
除此之外，当时的法律对于使用什么刑具，对身体的什么部位用刑以及用刑至什么程度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刑讯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都有司法官来决定。
这就更方便了酷刑在讯问过程中的使用。
总的说来，法家的重刑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营造出一种重压的氛围，统治者将重刑适用于各个领域，拷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为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讯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而至秦朝开始制度化，与法家思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法家的人性论和重刑主张为刑讯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
正是在这两大精神力量的支持下，刑讯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虽时为各朝有识之士所批判，但却从未被法律所禁止，直至清末《大清现行刑律》颁布,才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刑讯制度。
注释：①李晓峰．证据制度史中口供地位的变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1（2）．②汉书·杜周传．中华书局．2005．③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④钱大群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⑤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⑥文竹．论中国传统法文化下的刑讯制度．法学研究．2008（12）．⑦蒋铁初．质疑刑讯起源于西周说．人文．2007（2）．⑧管仲．管子．广州出版社．2001．⑨商鞅．章诗同注．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⑩韩非．秦惠彬校点．韩非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一．总结西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制指导思想、立法概况、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一) 法制指导思想1．以德配天2．明德慎罚3．刑罚世轻世重4．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的影响：它不仅对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及其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法律制度的原则和标本，对于后世封建帝王的立法用刑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立法概况1．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誓；诰；命；不公开的刑书；以礼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周族习惯法2．礼：周礼是西周时期的法律规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礼”是指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礼起源于夏朝，到西周时期已发展为法律形式，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失去了其规范社会的作用。
礼分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两个方面。
其中，抽象的精神原则又分为亲亲和尊尊两个方面。
亲亲是维护封建家族秩序的，而尊尊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
亲亲和尊尊下面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
具体的礼仪形式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个方面。
周礼已经具有法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具有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强制性。
周礼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
3．吕刑（甫刑）：记载了穆王命周王朝司寇吕侯进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况。
《尚书》中“吕刑”不是成文法，而是对这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
4．九刑：一是指周朝的刑书；二是指周朝的刑罚。
5．遗训、殷彝：遗训是指先王留下的遗制。
殷彝是指商朝习惯法。
(三) 刑事法律制度1．罪名（1）政治性犯罪：违抗王命罪；贼（破坏礼法）；芷（隐匿贼）；（2）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身、财产罪：冠攘奸尻罪（聚众抢劫罪）；盗（窃取财物）；奸（盗用国家宝器）（3）渎职罪：惟官（畏权势）、惟反（徇私枉法）、惟内（为亲属徇私枉法）、惟货（贪赃枉法）、惟来（受人请托枉法——斡旋受贿罪）2．刑罚（1）五刑：墨、劓、非、宫、大辟。
第十章诉讼代理人== 信息中心==本章重点：1.诉讼代理人的特征与种类2.法定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3.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本章教学时数：一学时第一节诉讼代理人概述一、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及特点民事诉讼代理人，是指基于法律规定、法院指定或者当事人的委托授权，在民事诉讼中以当事人的名义并为其利益进行诉讼活动的人。
诉讼代理人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权限称为诉讼代理权。
诉讼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实施的诉讼行为，称为诉讼代理行为。
被代理的当事人称为被代理人。
依据诉讼代理人产生方式的不同，诉讼代理人有法定诉讼代理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之分。
民事诉讼代理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具有诉讼行为能力。
诉讼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来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因而必然要求诉讼代理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
（二）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诉讼活动。
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加人参与诉讼，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因此，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只能以当事人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
（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
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行为是否产生诉讼代理的法律后果，取决于诉讼代理权的范围。
（四）诉讼代理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诉讼代理人不是为自身利益而进行诉讼，与案件也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不承担诉讼行为的后果。
二、诉讼代理制度的沿革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是指有关诉讼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般认为，诉讼代理制度最初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古罗马奴隶制早期阶段，是在当时一些奴隶主管家替奴隶主既代管财产、日常事务又代管与官方的联系和法律事务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在古罗马，只有监护人、保护人或者刑事诉讼上的告诉人才可以代他人提起诉讼或者出庭。
由于当时实行辩论式诉讼，在法庭上代理出庭者可以发言，可以反驳和抗辩，但都必须用自己的名义进行。
因此，其地位虽近似于但又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辩护人或者民事诉讼代理人，而且在法律上没有关于代理的规定。
我国诉讼模式的发展历程我国诉讼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在古代，中国国家档案中的一些文献和古籍已经记载了一些关于法律诉讼的信息，比如《周礼》中有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讼模式朝着越来越完善和规范的方向发展。
1.古代时期：在古代时期，诉讼模式主要是由君主或官员作为裁判来处理争议。
君主或官员会聆听双方的陈述和证据，然后作出裁决。
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相对公平和正义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腐败和不公正的判决。
3.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官方的法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宋代的诉讼程序相对较为完善，规定了很多具体的诉讼细节，比如证人的出庭规定、书写和保存证据的规定等。
这种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较合理和公正的制度，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官员滥用职权和判决不公等。
4.明清时期：明代诉讼模式主要以官员为主的官府诉讼和私庭诉讼并存。
官府诉讼由官方机构来处理，私庭诉讼由民间自由裁决机构来处理。
私庭诉讼相对于官府诉讼更加简便和灵活，很多民事争议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私庭裁判不够公正和诉讼程序不够规范等。
5.现代时期：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西方的法律制度逐渐传入中国，现代诉讼模式也随之发展。
中国的诉讼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即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
这两种诉讼模式都在经历了多次和完善后，逐渐形成现代化的诉讼制度。
在现代诉讼模式中，诉讼程序有着更加详细的规定和要求。
法庭审判和律师代理是现代诉讼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中国还试图引入一些新的诉讼模式，比如调解和仲裁，以帮助解决争议更加高效和便捷。
总体而言，中国诉讼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历程。
然而，诉讼制度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改进的空间。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信中国的诉讼模式将继续朝着更加公正和规范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与影响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法律制度也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之一。
从古到今，中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本文将重点讨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与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还处于很初步的阶段。
中国的第一本法律书《周礼》是在周朝编撰的，该书主要规定了国家制度、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在商朝时期，商王曾颁布过“商君法”，对商朝时期的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了规范，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该法律不够完善和精细，缺乏司法程序和法律保障。
在周朝，由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如颁行五刑、设立司法机构、编制历代法律注解等，因此，周朝的法律制度较为完善。
在周朝，司法机关始终牢牢掌握在君主的手中，而君主和他的大臣则按照法律标准来审判案件。
此时期的中国法律制度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二、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在秦汉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秦始皇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法律、度量衡等制度，最著名的便是他的“焚书坑儒”，对百家争鸣的思想大开杀戒，专心一意做出改革与统一。
后来，汉武帝统一刑法，并颁布《律书》、《刑统》等法律。
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律制度比较规范化和严谨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司法官员也开始精通法律，可以较为准确地解释法律条文，因此，司法裁判趋于合理化。
此外，汉朝还恢复了淘汰了很久的律所制度，被称为“律所复兴”。
这个制度对中国历史上的司法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唐宋元明时期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元明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
唐朝时期编纂的《大唐律》和《唐律疏议》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律文献之一，其中详细规定了各个罪名的罚则和刑事程序，被誉为中国古代的法典。
在宋朝时期，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宋朝成立了专门的“御史台”，主要负责监督官员和处理重大案件。
此外，宋朝还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官学”，专门培养司法官员及法学专家。
中国古代诉讼法律制度一、夏商周时期的诉讼制度1、狱讼“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然后致于朝，然后听之。
”《周礼.秋官.大司寇》2、诉讼机关（1）国王——最高裁判权“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
”“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
”（2）司寇——中央司法官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乡士、遂士、县士。
3、诉讼原则（1）刑不上大夫“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弃市，于隐所执行。
”“公族五宫刑，不翦其类也。
”（2）刑罚世轻世重（3）原情定罪“凡听五刑之讼------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
”（4）疑狱众议和罪疑从赦（5）法官责任原则法官之五过。
《吕刑》“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二、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法（一）中央司法机构的演变1、秦汉的廷尉制度至北齐扩展为大理寺。
2、唐朝创立“三法司”制度大理寺——“掌邦国折狱祥刑之事。
”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按复谳禁之政。
”御史台——“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
”明清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
”“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会审”制度。
（二）地方司法机构1、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
2、秦汉时，地方为郡县二个审级，到明清是形成省、州（府）、县三个审级。
3、秦汉时，郡县两级都有权判处死刑。
“刺史县令杀人不待奏。
”唐朝开始，死刑判决权收归中央（三覆奏，五覆奏）。
宋朝时，“自今诸州大狱，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
”明清时，州（府）、县“用法至枷杖而止”。
“寻常徒罪，各督抚批结”。
流刑需“专案咨部核覆”。
死刑需经刑部、大理寺，奏报皇帝裁决。
（三）诉讼与审判原则1、断罪定刑具引律条正文。
2、罪从供定。
“狱辞之于囚口者为款。
款者，诚也，言所吐者皆诚实也”《资治通鉴》。
“无供不录案。
”3、众证定罪范围：符合议、请、减条件的官僚。
亲亲相隐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
它是封建社会为体现儒家“孝亲”伦理纲常和宗族家长制度而确立的一个诉讼原则。
所谓“亲亲相隐”,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法定谋反、大逆、谋叛等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隐瞒,而不能相互告发。
违者被视为“不孝”、“不亲”、“伤情败法”,便要治罪。
“亲亲相隐”是“为亲者讳”周礼原则在揭发犯罪问题上的自然延伸,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出现,是儒家泛道德主义及其享有的封建权威的集中体现。
儒家以人伦为立场,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律领域道德化,充分体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
一、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亲亲相隐”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礼记·檀弓》认为“事亲有隐无犯”。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父子间相互隐瞒犯罪,是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一种正直品德。
孟子主张舜将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值得称赞。
这些言论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了“亲亲相隐”制度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由于“亲亲相隐”则满足了传统宗法社会里亲属间人身依赖关系的基本需求,因而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于是很快就被封建统治者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制度,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立法和司法传统。
最早将容隐制度原则应用于法律的是秦国律法。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不许告发父母,子女应对父母行隐匿义务。
自此“亲亲相隐”成为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名令条文。
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家的法令,儒家思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
亲相隐制度由此得到了封建司法制度的进一步认可。
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以告父亲为“不孝”之重罪,处死刑,这是秦以前不曾见过的。
由于统治者注意到如不许容隐,社会伦常会受到严重损害,认为若强迫亲属间相互证罪,“亏教求情,莫此为大”(《宋书·蔡廊传》),“伤顺破教,如此者众。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国是拥有泱泱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作为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更是博大精深。
其司法制度纷繁复杂，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穷尽，本文仅就结合中国古典戏剧的优秀作品《胭脂》，从起诉制度，司法机构，审判制度、证据制度这四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起诉制度在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检察院的公诉机关，不存在公诉机制。
主要依靠自诉，举报，官纠举等方式来实施起诉行为。
自诉，指的是告诉人自己或者自己的近亲属遭到侵害，由被害人自己或者近亲属向衙门提起的诉讼。
《周礼》中对自诉有这样的记载“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入朝，然后听之”，其中“剂”指的是诉状，和现代由被害人一方起诉不同，古代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必须递交诉状，故称“两剂”，“钧金”指三十斤筒。
1也就是说，刑事诉讼，必须有双方诉状，并且缴纳诉讼费，案件才能受理。
到了汉代，自诉刑事进一步发展，不再以书面诉状为起诉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口头形式，称为“自言”。
举告，是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意外的其他知情人向司法机关告发犯罪实施和犯罪人。
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曾推行什伍连坐制，对国民进行军事化管理，如果在一什伍中，有人犯罪，其他人却不举告，则要实行连坐。
在中国古代，举告犯罪几乎是一种法律义务，如果不积极履行，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谓官纠举，指的是官吏和官府对犯罪提起的诉讼，包括官吏的举告和官府的纠弹两种形式。
2秦朝的官纠举制度逐渐法律化，包括一般惯例的举告，一般机关的举告，监察监管的纠举灯。
监察御史作为监督机关，对社会、官吏的犯罪负有监督和起诉的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起诉主体还是比较广泛的，没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行使起诉权，而是赋予了专门司法机关，监察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及其知情者以起诉权。
但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礼法合一的社会，信奉儒教，受到孔子无讼，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官府对起诉的限制事实上是很严格的，接下来对中国古代对起诉的限制做一点说明。
1.“亲亲相隐”制度，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为了维护尊尊，亲亲的宗法原1崔敏，“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扬弃和借鉴”，《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5月第16卷第3.期2则，规定了子不得告父，卑不得告尊的制度，位卑者负有容隐位尊者罪行的义务。
中国古代起诉制度（推荐）大家对中国古代的起诉制度了解多少呢?感兴趣的网民们可以看看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中国古代起诉制度内容哦!(一)控告所谓控告，指的是控告人由于自己或亲属受到侵害，由被害人或者亲属向官府或者有权机关提出的告诉，并且这种呈诉必须依法定程序进展，属于私的诉追方式。
在西周时期，这种告诉均由原告提出，然后司法官以“五听审判法”予以审理，因此，《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那么用法”。
西周的起诉制度规定告诉必须有“剂”也就是诉状，但对于诉状的格式并无文献可以考证。
如果从西周到秦朝的起诉制度是起步阶段，那到唐朝古代的控告制度已经开展的比较成熟，主要表现在唐律中专篇设置了“斗讼篇”起诉规定达22个条文之多，在《唐律疏议·斗讼》规定，受害人在受到侵害时，必须向司法机关控告，如果不告诉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自诉在唐代不仅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自唐后根本沿袭唐代的制度。
(二)揭露揭露是指除被害人以及亲属以外的第三人向司法机关报告侵害人的犯罪行为，这就是公众追诉方式，此制度也始于西周时期，为了稳固其政权统治，防止叛乱，加强基层政权中的人民不违背国家的法律犯罪，那么规定如果知情而不揭露犯罪的，必须承担连坐责任。
(三)自首自首是指犯罪人在犯罪事实被发现前，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启动诉讼程序，这也属于私的诉追方式。
最早在战国时代，秦国的法律就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自首制度，秦汉时期，自首称之为“自出””先自出”，后改为“自告”《汉书·衡山王传》记载“先自告，除其罪”，在曹魏法律将“自出”改为“自首”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四)官纠举官纠举，属于公的诉追方式，是指由官吏代表国家对于犯罪人予以诉追。
包括官吏的举告和官府的纠劾两种形式。
此制度最早起于西周时期，在《周礼·秋官·司寇》中专门规定了一种职位称之为禁暴氏以及禁杀戮，其职责在于负责起诉的官吏和机关，如果遇到暴力侵害他人或者小吏不受理案件的情形那么应查明事实，向司寇提出诉讼，因此徐朝阳在《中国刑法溯源》称其为中国古代的“检察官”。
《周礼》对中国古代诉讼法的影响诉讼制度在中国古代也常常被称之为“狱讼”“词讼”，据《周礼·秋官·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郑玄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
......御，谓相告以罪名者。
”则或许在西周时诉讼有民事和刑事之分。
但从现有史料来看，因为民讼的数量少并且对它的审判要求远不如刑讼，所以，现今我们对于古代诉讼法的研究，民刑已无区别，无论民事、刑事诉讼都适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制度。
本篇论文《周礼》对中国古代诉讼法的影响主要从《周礼》对于诉讼法中的起诉，审理，判决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起诉诉讼限制审理判决首先，起诉是一切诉讼活动的开端，《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
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
”这反映了西周的起诉制度，在一般情况下，起诉必须提供书面诉状，案件书面文状称为“剂”；“两造”表明审判时诉讼双方必须都到场并且都要进行陈述，防禁不实之辞；有被侵害者向官府提出，要有诉状，并且要交纳诉讼费，民事案件必须交“束矢”、刑事案件要交三十斤黄铜，否则就不予受理，或认定为“自服不直”败诉。
后代一直延续。
在封建社会，起诉方式大体分为被害人自诉，一般人告诉、当事人自首、官吏和监察审判机关纠举。
秦代，依据诉讼主体的地位诉讼分为公诉与自诉。
公诉是官吏代表官府对罪犯提起的诉讼；自诉是当事人直接对罪犯起诉。
在《周礼》创作的时代，“公私”在制度规范中就有具体区分，例如《夏官司马·大司马》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
”《秋官司寇·朝士》也说：“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这都说明了《周礼》中蕴含着根本的公私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区分了“个人-家-国-天下”它们的公私关系。
汉朝，起诉称为“告劾”，它包括的也是公诉与自诉。
在唐代，诉讼的提出主要有告诉、告发和举劾三种方式。
以后的起诉方式大体都是在秦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代诉讼虽无明确的民事、刑事之分，但实际上基本把诉讼分为危害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与一般的轻微犯罪两大类，对于前者每个朝代都要求民间主动揭发，但对于后者则有种种限制。
除了对诉讼资格的限制，诉讼时间的限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对诉讼对象的限制，最突出的是秦代中：公室告与非公室告。
秦简中《法律问答》载：“贼杀、伤、盗他人为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务之类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非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这一制度是对周礼的原则继承，在周礼所确立的全部规范和制度中，始终贯穿着下述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其中“亲亲”原则即是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理论基础，“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子弟必须孝顺父兄，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分封和任命官吏必须“任人唯亲”，使亲者贵、疏者贱。
唐代的“十恶”中的不孝罪罪名就说明了对诉讼对象的限制。
明清律的《诉讼》专设“干名犯义”条，规定了告发亲属的一系列处罚。
级别管辖的限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允许当事人越级起诉，否则要承担越诉的刑事责任。
但是为了缓解当时社会上冤狱泛滥的严重状况，避免阶级矛盾激化，尽管法律禁止越诉，却规定了直诉制度。
直诉起源于西周的“路鼓”和“肺石”制度。
在汉代，一般按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叫“诣阙上书”。
《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肺石达穷民”，朝廷门外设赤石，民有不平，可击石鸣冤。
若地方官不上报，伸冤者可在废石站三日，然后由士听取冤情，上报周王和六卿，并对地方官治罪。
此外，《周礼·夏官·太仆》还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大寝”，就是路寝，指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宫室。
这就是“路鼓制度”，让伸冤无门者击鼓申述至周王处。
这是中国百姓向皇帝上访、直述的最早记载。
后代西晋的“登闻鼓”制度和百姓在皇帝外出时“邀车架”、“告御状”，大概都源于此。
自汉至清，一直沿用。
古代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本人亲自到廷起诉、受审，一般不允许代替他人诉讼。
只有在诉讼当事人具有特权身份的情况下、以及上述的诉讼资格受限制的情况下，才允许（有时是必须）由他人代诉。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西周时“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注：“为治狱史亵尊者也。
”据此，西周时凡贵族都实行代诉，贵族不亲自出庭，而由其下属或子弟代替其进行诉讼。
但直到元朝才将这项习惯上的特权改为法律上的特权，并且将不出庭的特权限制位代诉的特权而已。
在逮捕中，“有罪先请”是官僚特权在诉讼制度上的体现，上请制度承接周礼的“八辟”之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
”它是针对儒家所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种维护，它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法原则的体现。
羁押的对象，首先是被告，但并非一切被告都羁押。
拘提或缉捕到案的人犯要等候审判，在候审期间，很多重罪人犯必须加以羁押，防止逃脱或串供。
这种羁押场所在中国古代就称之为“狱”或“监”。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监狱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羁押尚未定罪的待决犯，而不是执行刑罚的场所。
《周礼·秋官·司圜》则称“以圜土收教罢民”，已见西周另有执行刑罚的场所。
狱中羁押的人犯还要加上戒具，以防逃跑。
秦汉时多沿用西周时期的桎梏拲，《周礼·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
”而后各朝代皆有发展。
封建法律大都采取“凡有犯皆据其本状以正刑名”的原则，即司法机关必须根据告状内容进行审理，不得审理告状之外的行为。
首先，定罪和判决最重要的依据即是当事人的口供。
因此司法官员在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仔细辨别双方当事人陈诉的真伪。
西周，审理之时，采用“五听”审讯方式，《周礼·秋官·小司寇》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这一制度是为了让主审官对当事人的陈述之词进行核实，避免存在一方欺骗做假证。
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
宋代为重口供还定有“翻异别勘”制度，为了获取当事人的口供，法律规定了有条件的刑讯原则。
其次，证据也是一项重要依据。
证据可分为证人证言、书证、物证、检验论证等形式。
书证在中国古代诉讼中受到高度重视，据《周礼》一书的说法，在西周时，凡民间契约纠纷都必须提交契约原件作为证据，如《周礼·天官·小宰》“四曰听称责以傅别”，“六曰听取予以书契”；《秋官·司盟》“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
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汉朝时若在契约纠纷中一方不能出示契约的原件，诉讼就不会被受理。
司法机构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非常慎重，判决的确定对重大疑难案件和死刑案件更是如此。
隋唐时期，一旦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有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即是“三司推事”，我认为，它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只能说是形式上的现代合议制度，但它也是对最早出现的西周合议制度的发展。
《周礼·秋官·司刺》载：“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如果案情有疑，还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才可作出判决。
《周礼·秋官·乡土》记载:“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
协日刑杀，肆之三日。
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
大祭祀、大丧纪、大军旅、大宾客，则各掌其乡之禁令，帅其属夹道而跸。
三公若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辟。
其丧，亦如之。
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
”上面的“王命三公参听之”和“王会其期”，即由周王会同三公（太师，太保，太傅）共断大案要案的制度，都是合议审判的原始形式，在这里，案件最终裁决权虽是皇帝掌握着，但审理由三公共同进行，表明西周时代已初具合议制度的影子。
同时“三刺定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议制度的特点。
后代各种会审制度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明清时期“九卿会审”、“会官审录”、“大审”。
对于死刑案件更是谨慎小心，死刑奏报制度是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决的制度，北魏正式确立，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这一制度的建立无疑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但最具意义的是，它显示出了最高统治者对执行死刑的谨慎，是“慎刑思想”在立法与司法上的体现。
这一思想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周礼·秋官·大司寇》：“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而且在《周礼》一书当中，儒家先后提出了“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以及“三刺”、“三宥”、“三赦”的特殊审判程序，强调以德去刑，恤刑慎杀的主张。
这些都可以看出周礼中慎刑思想的理念。
汉代，在执行刑罚之前，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判决以后，应当当众宣读判决结果，称为“读鞫”，如果当事人对审判结果不服，可以要求司法机关重新审理，称为“乞鞫”了，司法机关对其进行覆案即复审案件。
《周礼·秋官》中记载刑杀必须选择适合的日期，在中国古代，刑罚的执行首先要遵循行刑适时原则。
该原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主张。
秦代以后，在死刑执行上，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秋冬行刑制度。
明、清律中“热审”、“秋审”制度也与秋冬行刑一脉相承。
除了死刑适时，中国古代行刑以公开行刑为原则，以秘密行刑为例外。
在西周，各级贵族官员的死刑则由甸师氏秘密执行，如《周礼·秋官·掌囚》记载：“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
”参考文献：[1]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2]吴晓玲《中国法制史》新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8[3]李昌道《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4]刘长江《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5]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