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的竹简与中国竹简文化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研究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研究曾侯乙墓是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地区出土的殷墟时期考古遗址，被誉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发现。

墓中的竹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物，因为上面刻有大量的文字，成为了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曾侯乙墓竹简是战国时期的文物，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这些竹简主要由竹子制成，经过加工和刻写而成。

研究人员发现，其中有些竹简上的文字可以对应到现代的汉字上，但也有一部分文字至今无法辨识。

对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一开始，考古学家发现这些文字中的一些字并不是现在通用的汉字，无法识别其含义。

因此，他们开始从其他途径入手，通过对比古代的文字和现代的汉字，寻找可能的联系。

通过对比与研究，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他们发现，有些曾侯乙墓竹简上的文字与古代的甲骨文、金文等有相似之处。

这些类似之处使研究人员得以对这些文字进行辨认，进而解读出一些竹简中的内容。

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有规律的语法和词汇体系。

通过分析不同竹简上的文字和结构，他们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字体系，并理解了其中的一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

曾侯乙墓竹简中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

这些文字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曾侯乙墓竹简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还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根据竹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土地交易方式、人们对祖先崇拜的态度等。

此外，曾侯乙墓竹简文字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战争和外交活动。

一些竹简上记录了当时国家之间的联盟、交战和战略部署等信息，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然而，仍有很多曾侯乙墓竹简的文字至今无法解读，我们对其中的意义了解的还不够深入。

这需要研究人员继续探索，并寻找更多的线索和方法。

总体来说，曾侯乙墓竹简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简牍常谈徐苹芳简牍常谈徐苹芳简牍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

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逐渐废弃。

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简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

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尊贵的书法墨迹。

对它们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简牍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次是西汉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另一次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冢竹书的发现，它们对中国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1972～1981年间，又先后在居延、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2万余枚汉代简牍，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简牍。

有些是随葬的“遣册”，如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中，，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中，都曾出土过。

曾侯乙墓出土的记丧仪车马兵甲的简，也应属于“遣册”一类。

秦代简牍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编年记》、《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见云梦秦简），以及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

在甘肃武威和甘谷的东汉墓中曾出土过赐王杖和优复宗室的诏令简，赐王杖简是较完整的册书。

在有些汉墓中还出土了各种书籍，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苍颉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见银雀山汉简），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书，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都有很高的价值。

战国楚竹简文字发展及特点作者：姜林宏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9期摘要：楚简文字在楚系文字中地位突出，可供研究的楚简原始材料丰富。

从出土的楚简材料来看，楚简文字风格多样，结体向右上倾斜，字形波磔横扁和流丽匀细并存，文字由线条化向笔画化转变。

从纵向历时发展看，楚简文字属篆系文字，但在演变中笔画趋直、字形趋扁，出现隶化趋势。

关键词：楚简文字；研究成果；笔隶体篆；隶化一、楚简文字地位楚系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土楚文献为楚系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目前出土的楚文献中，简册的数量最多，文字蕴含内容丰富，包括卜筮祭祷、兵马甲胄、遣册、先秦佚集文献等在内的详实内容；且楚简文字本身带有从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过渡时期的风格，文字特点鲜明。

研究材料详实、文字风格鲜明、文献时代跨度长，这些都使楚简文字在楚系文字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出土楚简的增多，在时间序列上不同时期的楚简资料日益完备，体现出楚文字的演变趋势和主要特点。

二、楚简文字历时发展我们将竹简按年代先后排列，分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三个阶段。

从历时角度，通过对战国楚竹简的比较，楚简文字的演变及发展方向逐渐明确，以下分别从文字的间架结构、笔画线条、笔法风格等方面分析各时期的楚简文字。

（一）战国早期楚简战国早期出土楚简数量较少，目前楚简文字保留较完备的是信阳楚简、曾侯乙墓竹简。

1.信阳楚简信阳长台关楚墓共计出土148支竹简，其中包括119支断简和29支完整竹简。

其中完整简书的书写形制为用墨单行书写，简文顶格，[1]每简文字数量不一。

断简内容为竹书，记录先秦典籍；完整竹简内容为遣册，记载随葬品。

信阳楚简文字年代为战国早期，间架结构紧凑，内聚外扩，笔画细长匀称、圆润出锋，横叠笔画平行等距排列。

构件合理穿插，字形结体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通过部件穿插以平稳字形，符号化程度尚弱。

其文字风格独特，与上博简中《性情论》书写风格相近，“怀疑其书手或者有某种联系”[2]，字体带有篆体文字的特点。

简介我国人民历来喜爱竹子，中国也是世界上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

从竹子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形成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竹子与中国诗歌书画和园林建设的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竹子与人民生活的息息相关中不难看出，中国不愧被誉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够像竹子一样对人类的文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很多文人都是以竹做题、作喻、我们把竹子给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的作用和影响，称为竹文化。

相关历史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已经反映出竹子的使用，确切记载源于仰韶文化。

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竹"字符号，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为人们所研究和利用，也即是我国人民研究和利用竹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时器时代。

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崩溃的仰韶文化，而"竹"字的原始符号则应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

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内也发现了竹子的实物，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竹子和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关系。

因为只有竹子已为人所用，才须为其创造一种文字符号来表示。

研究证明，我国商代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有时用木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

竹简和木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

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

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在殷代文化遗迹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

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

利用竹子的另一项伟大成果是造纸。

早在9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1000年。

战国简牍战国时期写有⽂字的⽵简和⽊牍，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实物。

战国简牍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现。

中华⼈民共和国成⽴后的考古发掘中，战国简在湖南长沙、湖北随州和江陵、河南信阳等地⼜多次出⼟，并在四川青川出⼟战国⽊牍。

其中除曾侯⼄墓出⼟⽵简属姬姓曾国外，余均系楚简。

青川⽊牍则属秦物。

战国简牍内容、性质各异，⽂字较多，且有上下⽂可推寻，对考察战国时期楚、秦等国历史及⽂字等有重要意义。

　各批⽵简的长宽和编组道数互不相同。

长沙杨家湾战国墓出⼟⽵简最短,长仅13厘⽶左右,有两道编组；曾侯⼄墓⽵简则长达72～75厘⽶，也是两道编组；长台关楚墓出⼟⽵简中的⼀篇则为三道编组的。

简上⽂字均为墨书,写在篾黄⼀⾯。

其内容有3类：①书籍：如长台关1号墓简中有佚书⼀篇，约600字，内有“先王”、“周公”、“三代”等词语。

②占⼘祭祷:如江陵望⼭1号墓简，记墓主患病期间占⼘及祭祀等事，所祀有神和墓主的祖先。

③遣策：即随葬品簿录,如长沙仰天湖1号墓简及江陵望⼭2号墓简，均详记殉葬器物,可与出⼟实物对照。

曾侯⼄墓简记车马兵甲等，出⼟实物不见，可能为送葬所⽤，也可附于此类。

　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的⽊牍长46厘⽶，两⾯修治平滑，有墨书⽂字,内容为秦武王⼆年（前309）命丞相⽢茂等修订的《为⽥律》及有关记事。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的⽵简、⽊牍中，有的年代在秦统⼀之前，但⼀般列为秦物。

[战国⽵简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 李学勤从 1951 年⾄今，楚系的简牍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战国楚国墓葬中⼤量出⼟。

曾侯⼄墓⽵简的年代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属战国早期，其他简牍年代均为战国中晚期。

具体地点有长沙五⾥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藤店、天星观、九店，荆门包⼭、郭店，临澧九⾥、常德、慈利⽯板村等，属于楚系的湖北随县曾侯⼄墓也出⼟了 240 枚⽵简战国曾侯⼄墓⽵简信阳楚简战国荆门楚简《楚⽵书·孔⼦诗论》。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的墓葬，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

该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曾侯乙编钟，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下面将详细介绍曾侯乙墓中室出土的文物。

一、曾侯乙尊盘曾侯乙尊盘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之一。

尊盘由尊和盘两部分组成，尊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4厘米，口径57.6厘米。

尊的口沿部有精美的浮雕装饰，盘内底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表明了这件青铜器的主人和用途。

尊盘的造型奇特，工艺精湛，采用了浑铸、分铸、焊接、铆接等多种工艺手法，融合了青铜文化、玉文化、漆文化和雕塑艺术等多种文化元素。

尊盘的表面还饰有金、银、玉等多种材质的镶嵌和装饰，使整个器物更加华丽精美。

尊盘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曾侯乙铜鉴缶曾侯乙铜鉴缶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另一件重要青铜器，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盛酒器。

铜鉴缶由鉴和缶两部分组成，鉴高48.1厘米，口径62厘米，缶高28.8厘米，口径50厘米。

鉴内放置缶，缶内盛酒，鉴与缶之间的空隙可以盛放冰块，以达到冰镇酒的效果。

这种盛酒方式在古代被称为“冰鉴”，是我国古代酒文化的一种独特体现。

铜鉴缶的造型别致，工艺精湛，表面饰有精美的浮雕和镂空纹饰，充满了艺术性和实用性。

同时，铜鉴缶的出土也为我们了解我国古代酒文化、青铜器制作工艺和保存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曾侯乙鹿角立鹤曾侯乙鹿角立鹤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件具有浓郁艺术气息的青铜器。

它集鹿角、鹤身、鸟翅等多种动物特征于一体，形象奇特，寓意深远。

鹿角立鹤高85.5厘米，双翅展开宽126厘米，重19公斤。

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

鹿角立鹤的出土不仅展示了我国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之情。

曾候乙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历史价值1978年，湖北随州一公里处发现了一座战国前期的大型陵墓-—曾候乙编钟的出土填补了我国在考古学、音乐史和冶炼史等上的许多空白,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除了展现先秦乐钟的最高成就之外，它的钟架也增广了世人对先秦音乐的认识。

在音乐史方面：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其音律学上同期也领先水平，因为每个钟的钟壁上铭刻有关于音序方面的文字介绍，这在同期世界上其它国家是没有的.钟体钟架编排很科学,布局合理。

演奏时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

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

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考古学方面:古代钟磬的架子特称为簨虡，簨是横梁，又作、旬，虡是立柱，又作鐻。

曾侯乙钟架高二‧六五公尺，分三层。

各层之间设有三个武士装束的人形立柱. 这种造形为考古中首见,这恰能明确解答和证，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所指的「钟鐻金人」的意义。

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它们记载了曾国以及楚、晋、周、齐、申等国各自的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照。

铭文中提到五十四个乐律用语,有三十六个是今人从未见过的，因而展现了先秦乐律的真实面目。

210战国楚竹简文字发展及特点姜林宏 山东师范大学摘要：楚简文字在楚系文字中地位突出，可供研究的楚简原始材料丰富。

从出土的楚简材料来看，楚简文字风格多样，结体向右上倾斜，字形波磔横扁和流丽匀细并存，文字由线条化向笔画化转变。

从纵向历时发展看，楚简文字属篆系文字，但在演变中笔画趋直、字形趋扁，出现隶化趋势。

关键词：楚简文字；研究成果；笔隶体篆；隶化一、楚简文字地位楚系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土楚文献为楚系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目前出土的楚文献中，简册的数量最多，文字蕴含内容丰富，包括卜筮祭祷、兵马甲胄、遣册、先秦佚集文献等在内的详实内容；且楚简文字本身带有从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过渡时期的风格，文字特点鲜明。

研究材料详实、文字风格鲜明、文献时代跨度长，这些都使楚简文字在楚系文字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出土楚简的增多，在时间序列上不同时期的楚简资料日益完备，体现出楚文字的演变趋势和主要特点。

二、楚简文字历时发展我们将竹简按年代先后排列，分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三个阶段。

从历时角度，通过对战国楚竹简的比较，楚简文字的演变及发展方向逐渐明确，以下分别从文字的间架结构、笔画线条、笔法风格等方面分析各时期的楚简文字。

(一)战国早期楚简战国早期出土楚简数量较少，目前楚简文字保留较完备的是信阳楚简、曾侯乙墓竹简。

1.信阳楚简信阳长台关楚墓共计出土148支竹简，其中包括119支断简和29支完整竹简。

其中完整简书的书写形制为用墨单行书写，简文顶格，[1]每简文字数量不一。

断简内容为竹书，记录先秦典籍；完整竹简内容为遣册，记载随葬品。

信阳楚简文字年代为战国早期，间架结构紧凑，内聚外扩，笔画细长匀称、圆润出锋，横叠笔画平行等距排列。

构件合理穿插，字形结体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通过部件穿插以平稳字形，符号化程度尚弱。

其文字风格独特，与上博简中《性情论》书写风格相近，“怀疑其书手或者有某种联系”[2]，字体带有篆体文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