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和现实意义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是理智的化身，是人类的导师。
他在逻辑学、物理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有大量著述。
他的思想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政治学》更是为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法律思想，是后世研究古代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对现代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
他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法治理念更是对现代的法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法治、“法治优于人治”、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第一，亚里士多德对法律本质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
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里士多德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国家或城邦是从家庭经由村落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是家庭的外延，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
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产生归于一种超越个人、团体和阶级之上的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作为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的本性的必然结果。
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上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
”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
同时，亚里士多德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
”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里士多德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
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
第二、法治的含义
对法治含义的界定是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理念的另一重大贡献。
他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
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一论述成为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
1、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公正或理性)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法律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权衡”，遵从法律便是遵从正义，所以，衡量法律的良恶与否，其标准为是否合乎正义。
因为人们可以遵从良法，亦可以遵从恶法，而遵从恶法不符合正义，也有违法治，遵从良法才符合法治。
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同时，他还认为法律的良恶与政体有关，“法律的好与坏，公正与不公正，必然要与各种政体的情况相对应。
有一点很明确，法律的制订必定会根据政体的需要。
……正确的政体必然就会有公正的法律，蜕变了的政体必然有不公正的法律。
”正确的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义的良法，人们应该遵从；蜕变了的政体制订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恶法，恶法非法。
这样，良法正是通过正确的政体制订出来，以“使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
2.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
“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必须普遍地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统治者也要遵从法律，城邦执政人员必须根据法律正确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法律规定，受法律支配。
“政治机制的运行以法律为最高原则，并为法律所制约。
”“法律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各种官员只须对个别的特例进行裁决。
”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实行法治，“法律至上”也是我们目前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良法原则与法律至上原则是构成法治的基本要素。
第三、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亚里士多德在法治理论方面关注的问题是：由最好的一人统治与由最好的法律统治相比，哪一种统治方式更有利？这是他对法治与人治的关注焦点，也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并对这一断论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证。
一是法律不会感情用事，而任何人都不免有感情。
“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
”
二是法律不会再统治中加入偏向，而任何个人，即使是贤良的人也不免有热枕，会在其执政之中加入个人的偏向。
“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因此，让法律来统治近于神祗好理智的统治，让个人来进行统治无异于让兽性来进行统治。
三是集体的智慧胜过一人的智慧。
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或规定不详密的地方，由公民大会进行议事和审断，胜过任何贤良的个人作出裁断。
尽管法律之治也可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力求一个最好的法律，比让最好的一个人来统治更好一些
四是法治不易腐败，一人之治则易于腐败。
“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
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是全体人民则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
五是在一人之治的情况下，执政者不可能独立万机，他必须挑选并任命一些官员共同治理国家，这种治理方式应该在国家政体设计之初就确定下来。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但并不否定人类智慧的作用。
然而，她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处理好发挥个人才智与维护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国家事务要依仗某些人的才智，但才智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受到法律的限制。
另外，实行法治就要充分发挥众人的才智，避免“一人之治”。
他指出：“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官职，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利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
”
第三、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影响世界的法治思想，对中国也是影响巨大的。
对于法治之内涵，亚里士多德更是进行了近乎完备的阐发，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的法治理论依然无法超越他的思想。
他认为法治起码要具备以下要素：1、法律是无情的，应当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2、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3、法律应当是良法，也即符合自然正义之法,另外一些压制性的法律——不管它是人民、暴君或是富人提出的——也都是“卑鄙和非正义的”，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4、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从。
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论述，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十分的不完善，因此要想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首先要制定符合国家和人们意愿的良好的法律。
因此，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中国最优良的政体，制定和认可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谨慎立法。
法律稳定性有利于法律权威的保持，而及时立、改法律则是保持法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再次，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中国长期处于一种“熟人社会”
的状态，因此，自古就没有形成对于法律权威的认同，而且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稳定的、大众的宗教信仰，法律也当然没有如此的神圣性。
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使人民知法、懂法，并且正确引导他们凡事以法律为行动准则，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做到“有法必依”，除此之外还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让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第四，在治理方式的选择方面，要法治不要人治，克服特权的存在。
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没有摆脱专制和人治的束缚，“特权”现象存在，严重阻碍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法制建设受到挑战。
第五，重视法学教育，普及全民法制教育。
这便需要培养公民的言行，提高公民的守法思想意识和守法的主动性，让公民做到认识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从而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立法、法制教育等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启示。
在这些启示的指导下，中国应该在立法、守法，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加强完善机制，从而促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