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2016年9月第32卷第9期长春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Education InstituteSep.2016Vol.32No.9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十分重要，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各位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史观、文学性质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迄今为止，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并未对此达成共识，大致有1840年、1898年、1915年、1917年、1918年、1919年、21世纪的某个时段几种观点。

这表明研究者们对现代文学史观、性质等问题仍持有不同的意见。

相比之下，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更合乎文学发展的规律。

首先，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如王一川在其论文《现代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中认为“中国现代性文学，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中国美学形式和精神风貌的统称。

如果说，从1840年至戊戌变法（1898年）的半个多世纪，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衰落期和现代性文学的酝酿期；从戊戌变法失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余年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滥觞期或开端期，那么，‘五四’以来至今的八十载则属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期”[1]。

作者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在缓慢地孕育和生长着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一个主体部分。

作者的具体描述有一定的道理，正如作者所说，中国的现代性文学不是一个自我生成的“怪物”，它是有其来源的。

但是作者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40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对于酝酿期、开端期来说，现代性因子毕竟没有在文学中占到主流地位，从整体上看此时的文学也没有呈现出现代性特征。

譬如在当时缺少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提倡洋务的人也多是清廷的官员，至于尝试改革中国文字者又只是把改革汉字作为教化“愚民”的工具。

无论从现代文学的传播者，还是从现代文学的接受者，当时都没有真正形成，文学中又何来现代性？所以，这种观点有其欠妥之处。

其次，以1898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如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在其长篇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联袂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定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2]。

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但从这一理论体系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论者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作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在1898年，中国文学出现全面而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分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不过是最终完成这一断裂之后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

当时这种提法吸引了不少人关注，事过十年之后，王富仁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率先对此提出质疑。

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将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张红娟摘要：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大致有1840年、1898年、1915年、1917年、1918年、1919年、21世纪的某个时段等几种观点。

相比之下，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更合乎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他观点都有其自身的不足。

要阐明现代文学起点还应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建立一个桥梁——近代文学。

关键词：现代文学起点；1917年；近代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9-0028-03学术交流与探讨28文化和新文学起点前移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

王先生还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必然性：其一，中国新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是以五四知识分子走向文化舞台为标志的，这个阶层是以自己的文化活动直接作用于社会的，不经过政治权力的中间环节。

其二，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脱离“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无法确立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根本区别[3]。

王富仁先生的观点有它的合理性，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确实模糊了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价值。

有人认为陈子展先生也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陈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中，将文学革命列入近代文学中进行论述，先不问其是否正确，但至少陈先生没有将现代文学起点定在1898年，1898年在陈先生眼中是近代文学的起点。

事隔一年后，陈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的基础上，增订出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纯粹从时间界限上阐释三十年文学，放弃了近代文学的说法，更无现代文学一说。

因此，陈先生根本没有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在他的书中没有涉及现代文学的起点时间，只注重了文学革命与甲午之役、戊戌变法之后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且用中国近代文学、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来将它们统摄起来。

正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从1872年开始行文，我们不能说胡适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72年；周作人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把新文学的源头上溯至明末公安派，我们同样不能说周作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明朝末年。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陈先生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

因为在这一类书中，都是将文学革命之前的相关部分作为新文学的预备工作看待的，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现代文学起点的时间，都在梳理前段文学的基础上于最后部分才叙述新文学的情况。

因此，我们不能错将作者溯源部分的起点看作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并将之强加给作者。

再次，将21世纪的某个时段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杨春时、宋剑华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4]一文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是现代性文学，他们将出现现代文学的目光投向21世纪。

在杨、宋二人眼中，只有现代主义文学才能被称为现代文学，如果现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那么这种文学就不是现代文学。

很显然，这种言论的前提就错了，现代文学的特征是对人的重视，强调理性旗帜，而不是现代主义标榜的非理性。

因此，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就显而易见了。

最后，以“五四”运动前后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这其中又可细分为1915年、1917年、1918年、1919年等。

承认1915年的学者主要关注到在这一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以此为肇始。

同样将1917年、1918年、1919年等作为新文学起点的学者也有各自的理由，在1917年1月、2月《新青年》上胡适、陈独秀分别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分别为新文学从形式、内容上确立大致的规范，许多人将这一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四号辟《随感录》专栏、5月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2月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等方面都体现了新文学的实绩，尤其鲁迅的《狂人日记》，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体现了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可见，认为1918年是现代文学起点的学者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现代文学创作成绩。

将1919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学者主要以社会政治的角度为依据，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以1917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有其可取性，将1915年、1918年和1919年等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理由没有1917年来得充分。

1915年、1919年分别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之年，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时段的意义，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两个年份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1915年，虽有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但此时并没有使现代性成为文学的主流，传统的因素仍处于重要的地位。

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除了“祀礼祭天”外，还在文化教育领域倡导“尊礼读经”。

1915年，《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大学要添设“经学院”，各省各处也得设29“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所”。

[5]可见，现代性人的独立思想仍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1918年文学上的成绩是1917年的自然延伸，正因为有1917年胡适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在形式、内容上的变革，而且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变革，其中鲜明的民主精神体现了新文学者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所以才会有1918年文学上的现代收获。

因此，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定在1917年。

许多学者也将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这一年。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王瑶将新文学的起点定在1917年。

在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绪论中，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五四”时代，从本书第一编“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的时间段看，显然著者将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17年。

在绪论中他们谈过自己持这种观点的理由，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五四”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将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17年，夏志清撰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如此。

这些都表明了他们有相似的文学史观。

综上所述，相对于其他几种观点，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17年更符合文学规律。

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对于酝酿期、开端期来说，现代性因子毕竟没有在文学中占到主流地位，从整体上看此时的文学也没有呈现出现代性特征。

以1898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模糊了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价值。

将21世纪的某个时段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将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划等号，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以1915作为起点年的学者主要关注到在这一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以此为肇始。

认为1918年是现代文学起点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现代文学创作成绩。

将1919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学者主要以社会政治为依据的，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5年、1919年分别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之年，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时段的意义，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两个年份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

1918年文学上的成绩是1917年的自然延伸，正因为有1917年胡适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在形式、内容上的变革，而且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变革，其中鲜明的民主精神体现了新文学者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所以才会有1918年文学上的现代收获。

因此，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定在1917年。

研究起点时，最好还应考虑到现代文学从何而来的问题，不然现代文学就缺少了源头。

为此，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应建立一个桥梁——近代文学。

其理由：其一，如果没有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就被完全割断，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只有加入近代文学作为过渡，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才会连接起来。

其二，近代文学的部分不能归入古代文学，因为在其中已有新的因素在生长，但又不能归入现代文学之中，因为这些新的因素还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