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
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
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
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
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
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
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
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
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
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我国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十分窘迫。
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城镇170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占调查户数5%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人为2325元，不及城镇居民人均6280元收人水平的36.9%;占总户数20%的最低收人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户均4298元，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1/12,贫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320元，比城镇居民平均水平4798元低51%，其中，食品支出为1173元，恩格尔系数为50.6%，比城镇居民平均水平高出11%。
2 我国城市贫困的特征第一，区域性特征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浓的地区。
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4.42%，西部为3.03%，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只有1.454%。
民政部2000年的调查统计资料也显示，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7省市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154.7万人，占全国保障对象的11%，占7省市非农业人口8952万人的1.7%；中西部24省市区1227.3万人，占全国保障对象的89%，占24省市区非农业人口22266万人的5.5%。
第二，行业性特征当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困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行业分布来看，城市贫困化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技术低下的小型商业、社会服务业和手工业；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化工、建筑、机械等；三是以消耗资源为主的某些基础产业，如煤炭、森工等；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如军工等。
国家统计局200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社会服务业的贫困发生率为6.01%，建筑业为5.52%，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为3.52%，煤炭等采掘业为3.51%，纺织、军工等制造业为3.32%。
而在金融保险、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贫困发生率几乎为零。
1999年，按16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倍。
第三，体制性特征当前的中国城市居民贫困化与国外经济萧条和萎缩时期所致的城市全面贫困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为，当前的城市贫困主要表现为中国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状况下的新城市贫困，即造成中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结构转型、体制转轨等外部原因。
这些贫困人口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与产业和行业相互关联，更是与经体制改革后所引发的矛盾密切相关。
第四，混合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使许多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竞争的局面。
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却在增加，无疑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增大了就业和再就业的难度，越发使城市贫困问题显出来。
因此，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表现出城市居民下岗、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冲击的交相混合的特点。
二、我国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1 微观层面上家庭和个人的原因决定城市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贫困户的家庭人口规模、就业面、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素质、年龄、思想观念等因素。
这些因素中，其决定性作用的是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其他因素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地影响较弱。
（1）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规模对家庭人均收入地影响作用非常明显。
在家庭就业面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减少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使之负担加重。
因此，贫困在人口多、规模大的家庭中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家庭。
如三代同堂、一对夫妇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
有分析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口规模提高一个标准差，该家庭成为贫困户的机会会增加1倍以上。
（2）家庭成员个人的文化素质。
贫困问题的产生与贫困者个人所具有的一些主客观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
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较好的专业技术就能既有助于就业，又有助于获得较高的收入。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正在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劳动者能获取的收入主要由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
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知道，生产要素的收益是由其成本决定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越高，则其需求者愿意为之付出的边际成本则越高。
劳动者个人的素质越高，文化程度越高，他能给企业或单位带来的边际收益越高，企业或单位愿意为之付出的边际成本就越高。
即在拥有相同数量生产要素的情况下，高素质的人获取工资性收入就越多。
2 宏观层面上社会经济原因首先，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阶层的关系要重新定位，于是就产生了大批城市贫困人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许多企业存在隐性失业。
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把富余员工精简裁员了，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
城镇居民又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一旦失去工作就很容易陷入贫困。
另外，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由原来的“职工—企业—国家”的依赖关系，变成了“职工—企业—市场”的依赖关系。
如果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就会出现亏损现象，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那么就削弱了企业给职工提供的保障能力，由于不能从企业得到基本的保障，贫困职工迅速增加；其次，失业是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对城镇居民而言，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失业就相当于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再加之，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流入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城市失业居民的再就业压力；最后，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效率，具有不同素质禀赋的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各自能力的差异或其他因素会获取不同的经济收入。
这使得在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收入差距，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很容易陷入困境，加之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在功能上滞后于市场经济的步伐。
使得在竞争中的失败者不能及时、全面的享受到保障，最终很有可能陷入贫困。
三、我国城市反贫困策略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党中央已明确把“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列入2010年远景目标。
根据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特征及成因，提出以下策略：1 积极的就业政策根据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者的特征,促进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的根本措施。
政府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在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充分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鼓励中小型企业和非正规经济部门以吸收就业，并在正规经济部门中增加就业机会，等等。
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应作好组织协调工作，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形成一种“受之于渔”的长期性帮扶模式，并且，政策要有目的的向城市贫困人口倾斜。
尤其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从财力、物力上进行支援，振兴当地经济，提高当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为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创造就业和再就业的机会。
2 调整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当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调整为“重视公平，提升效率”。
“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注重社会公平，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最终改善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如将原来的个人所得税的800元起征点调至1600元，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十一五”规划还提出，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建立使社会所有公民享有失业、医疗及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当前的城市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第一，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现存的城市反贫困制度与措施大都是偏向城市非农业人口，而忽视了城市贫困的另一个主体—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
我们要加大对城市流动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最终做到一个“疏而不漏”的城市反贫困网。
第二，提升社会保障的水平。
对于城市贫困人口来说，通过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之外，还要格外注意对教育、医疗的保障体系。
![《城市贫困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五篇范例]》](https://img.taocdn.com/s1/m/66caa3c1b7360b4c2f3f6418.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