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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外交研究的几个问题有关公共外交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公共外交的提出与界定虽然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是在1965年由美国学者埃德蒙·格里恩首先提出。
公共外交自其被明确地表述以后，受关注的程度可谓越来越高。
(一)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已积累甚多。
第一，西方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
公共外交的研究始自西方，其具体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冷战时期，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交流的领域。
在冷战前期，西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对苏冷战的大战略的需要，集中于对苏的宣传策略的领域。
1953年，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爱德华·W. 巴特雷出版了《真实是我们的武器》。
他认为应该把宣传作为同苏联竞争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他眼里，公共外交等同于宣传[1]。
同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了“美国新闻署”，由其主管美国公共事务和对外宣传项目，并将“美国之音”收入旗下。
进入20世纪60年代，即公共外交概念正式提出后，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等一系列的理念相继提出，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涵，同时也对公共外交的实践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
当时，一些美国外交官纷纷提议扩展美国新闻署的职能，并强调公共外交的目的主要是要说服自己的对手。
由此，公共外交逐渐与对外宣传有所区别。
其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外交的研究逐渐关注于国际互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正式步入多极化时代。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与科技信息化，和平、发展、合作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
这一时期西方的公共外交研究，逐渐向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倾斜。
许多学者们开始触及“形象管理”、“传播控制”等领域，把传播学引入了外交学研究，将公共外交定义为外交学、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
其三，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构建国家形象。
作者： 韩方明[1,2]
作者机构： [1]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2]察哈尔学会
出版物刊名： 中国政协
页码： 13-1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8期
主题词： 赵启正;公共外交;国际交流与合作;新闻发布会;全国两会;
摘要：2012年3月初全国两会前夕,我陪同启正同志准备新闻发布会,期间谈了许多关于传播国家形象的话题。
兴之所至,启老赠我一本他的新书《公共外交的智慧》,他在扉页上题写了一大段话给我真诚的鼓励。
这些年公务繁忙,说实话一直未能细读,书在书架上一呆就是八年。
今年春上,因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在家,将这本书精读了一遍,感觉拜读恨晚:这本书几乎回答了当前形势下,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许多问题。
作者： 陈芳
作者机构：�中国记者》编辑部
出版物刊名： 中国记者
页码： 11-1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7期
主题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公共外交;媒体关系;赵启正;委员会;常委;主任;外事
摘要：近几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致力于公共外交的实践拓展与理论梳理而对于公共外交与媒体关系,赵启正认为：＂对外传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把媒体的对外传播纳入公共外交，不但没有降低其重要性，反而使其具备更高立意、提出更高标准、赋予更重责任，也使得对外传播媒体的内容更丰富、表达更活泼、效果更明显。
”。
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作者：赵启正来源：《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04期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组的小组讨论会上，记者总是可以看见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认真听会的身影，他关于“公共外交”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委员的热烈评议。
随即，《对外大传播》收到了全国政协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转来的《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一稿，有趣的是文稿的第一页眉头上写着：“古人云，一字之师，名照同志所改数处，都很妥当。
当为‘数字之师’。
启正3月7日。
”寥寥数语，尽显赵启正的谦逊。
可最后一天的小组会上，赵启正不见了！当他匆匆赶到会场时，主动向记者解释：“今天上午，奥组委和北京市委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让我谈谈奥运筹备中对外的事儿。
”面对《对外大传播》记者，赵启正侃侃而谈“公共外交”理论，其中不乏他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工作的理论积淀和实战经验的总结。
现将赵启正的发言和他本人的文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举办奥运会要付出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那为何仍有许多国家争相申报举办奥运会呢？因为几乎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国都有一种期盼，就为了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向世界展现自己，向世界说明本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历史上没有举行过奥运会，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奥运会。
现在离奥运会举行只有500天了，很多人提出，那么多的外国运动员和外国记者到中国来，如何能与中国国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了解真实的中国，并交互传播自己的文化。
再加上，改革开放仅仅二三十年，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奥运是一个交流的好机会。
这是其一。
第二，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世界才丰富多彩。
又由于世界文化的差异，彼此理解才有困难。
对于差异必须尊重，也因此可以形成互补。
如果漫不经心地对待文化中的差异，则可能形成误会。
如果歧视对方文化的话，就会形成冲突。
我们希望北京奥运会能成为一个文化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大舞台。
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
公共外交旨在树立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传播和推广本国文化软实力，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外宣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
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
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
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
赵启正：现外交形势下，中国如何不孤独2014-06-16 16:59:00 来源：中国网“公共外交”这个词是个进口的名词，英文就是public diplomacy，原始定义跟中国的对外宣传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外国公众来宣传本国的理念、本国的政策，对外国的疑问解疑释惑，从而提高本国对外国的影响，提高外国对本国的民意。
如果外国对本国的民意比较好，外国政府就容易采取对本国比较有利的政策。
这很显然，比如中日现在彼此的民意不好，那么任何一个政府都比较难采取一个对对方宽松和友好的政策，所以民意的重要性就在此。
其实，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就提出过“人民外交”这个概念。
他提出有政府外交，有民间外交，有政府和民间一起混合的外交。
可惜由于当时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孤立的，再加上我们汉语不够流行，我们的传播能力较弱，所以“人民外交”这个词没有在世界上普及开来。
一旦普及了，“公共外交”这个词不出现也没有关系，那就用“人民外交”这个词了。
以后“公共外交”的概念有所发展，可以说当代或者比较新式的公共外交就是很多民间的团体、非政府组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承担了对外国说明本国的任务。
如一些研讨会，如一些企业家在国外的招商活动，都是一种公共外交;如世博会，就是各国的公共外交，有的是由政府承担的，有的是民间承担的;如美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世博会，美国馆不是美国政府出钱的，是美国民间出钱的。
所以民间承担的公共外交日益丰富起来了。
在中国，以“十八大”为转折点，或者是一个标志，“公共外交”这个名词正式进入党的文件。
“公共外交”这个词汇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到10年，但是逐渐普及了。
可是，各种研讨会大多还停留在公共外交的定义，以及公共外交的一般的原理上，而原理并不深，问题是实践很难、如何做很难。
美国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就是负责政府承担的公共外交的最高官员。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国的公共外交，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很有限。
政协委员阐释公共外交作者：谭震来源：《对外传播》2011年第05期公共外交，在今年“两会”上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公共外交?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用一个图表和几个例子给出了明确的阐释：简单说，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目的是提升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吴苏对公共外交补充了他的认识，他认为公共外交不仅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还应向世界传达善意和友谊，表达合作的愿望。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是研究历史地理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很多时候公共外交也包括不自觉的行为，比如他在国外就会经常遇到别人问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他在给出一个具体的解释时，让对方了解了历史的真相，这样也易于消除他们曾经对中国的误解。
在对外友好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委员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公共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韩方明认为，与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相比较，目前中国公共外交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中国缺乏明确的主责机构；过多地介绍自己，却没有习惯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方式来介绍本国；公众和民间机构的参与不够，等等。
公共外交需要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特别是民间智库的力量不可或缺，但目前中国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研究的民间智库少之又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所所长袁明教授也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其一整套的智力准备与美国相差还很远。
发挥民间智库力量，应在文化传播上多下功夫，不能太过理论化。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小林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太多的不一样，中国的智库除了做公共外交研究外，还应承担帮助本国民众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工作。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陶大为强调，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性是文化的属性，多样性是文化的特征，做好中外文化交流，不仅能丰富公共外交内容，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软实力。
国际译联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强调，在中国人的语言里讲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家非常明了它的意义，但是如果翻成外文，就应该掌握国际上通行的话语体系，演绎为“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让更多的国外受众看到中国的文化作品”，这样才会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
2011.7 CHINESE JOURNALIST11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媒体认识与作为COVER REPORT媒体应有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本刊记者 陈 芳近几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致力于公共外交的实践拓展与理论梳理。
而对于公共外交与媒体关系，赵启正认为：“对外传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
把媒体的对外传播纳入公共外交，不但没有降低其重要性，反而使其具备更高立意、提出更高标准、赋予更重责任，也使得对外传播媒体的内容更丰富、表达更活泼、效果更明显。
”那么，媒体应如何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以不断提升传播实效？赵启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主要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内知国情 外知世界：您作为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平实中透着机智的风格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好评。
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赵启正：政协是特别适合开展公共外交的机构之一，我很重视这个平台。
对我来说，政协大会之前都是极其“用功”的过程。
用心地跟很多部门沟通，请他们介绍工作重点、难点、热点、敏感点，掌握了大量素材，“内知国情，外知世界”。
有比较的眼光，才能做到回答提问时胸中有数，分寸得体，给记者们一个他们满意的答复。
：从可操作角度看，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怎样理解“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赵启正：“内知国情”是指要有关于中国国情的基本知识储备和专门知识储备，包括对一些新近发生的时政问题的了解；“外知世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知道所回答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有什么背景或者类似的案例、现有怎样的舆论，另一方面应该对不同国度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理解能力略知一二，这样有助于表达我们希望他们了解的信息，也就比较容易有好的效果。
关于国情，温家宝总理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
他指出，“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赵启正谈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中，公共外交作为分论坛的议题也进行了讨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请他对公共外交做一个解读。
赵主任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赵启正:公共外交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外国开始的，最初有的很多定义，我们今天看它是这样说的，政府的项目通过电视、无线电、图书等手段向外国公众传达本国的政策和本国的价值观，影响外国人对本国的印象，提升对本国的好感。
所以说，50、60年以前的公共外交的定义就是指我们所说的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
问题是，这几十年来，公共外交的概念不断地外延和扩大，比如说包括由政府提出项目，提供经费，来在本国培养外国有希望的青年人，在外国推广本国的文化，派志愿者到外国去帮助外国但是表达本国的形势。
在外国，比如说美国的福布莱特计划就是专门吸收外国学者来本国进行短期进修的，中国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长远考虑的，在国外培养学汉语和理解中国的人，所以公共外交的概念就广泛了。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人都与国际形势和本国在国际中的处境，和本国的利益相关的，如人民币增值和贬值影响我们的利益，如国际贸易的平等和不平等影响本国的出口，就影响本国的就业，所以，如今的公共关系民众也在做，这是以民间团体的方式出现，个人参加是较少的，只有少数了解外国的，有影响的这些精英人物，所以说，公众不再是听广播的人了，他也是说话的人了，也和国外政要和民间有直接的交往了，这是重大的变化。
中国网:赵主任，据我们了解，现在国外现在的公共外交模式一般是“民间+政府”这两者结合的，可能民间的部分要多一点，那在中国呢是以目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个公共外交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公共外交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赵启正: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叫《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我明确地说中国的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公众是参与者，甚至于某些情况下是主角，但他不一定是主导。
在外国，他们自己说政府好像作用不那么大，其实不是，不过他们做得比较巧妙，政府是在后台在运作的，他们出钱，民间也出钱，他们也有人负责对全国的公共外交进行某些促进和调整，所以，不能认为外国政府的作用就很弱，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中国我们很透明，明确地说，政府主导，但是民间要和政府的主导之间的一致性，就是表达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讲中国的故事，但是表达的方式是很不同，政府的直接的公共外交是比较严肃的和精确的，简练的语言表达中国的立场，而民间更多地讲自己
所参与的领域的中国的故事，因此，通过这些故事也能生动地表达中国的社会主义，使外国受众更容易理解和记忆，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网:应该如何根据我国自有的特点开展公共外交呢？
赵启正:中国的公共外交其实早已有之，毛主席在当年在西北与斯诺谈话，通过斯诺向世界媒体表达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它的斗争，这就是公共外交。
但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总体的阵容较弱，整体的开展还是比较初步，中国需要的是那些有志于公共外交的人的参与，有志于公共外交的企业的支持，同时我们急需这样的人才的成长，没有人才公共外交的进行就是比较困难的。
人才是广义的，他可能不是专门做公共外交的，但他有公共外交的意识，比如说你是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大学的就要马上出国了，在对外部表达或交流当中自然你会体现中国的因素，中国政府的管理，中国的教育政策，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或是发言人的那种表达，而是和本专业相关的中国表达，这样方方面面的工作，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中国就呈现出来了。
中国网:在公共外交的新形式方面，国外的事件好像更多一点，比如说像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形式。
那我国近几年也在探索着新的形式，比如说去年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您是如何看待公共外交的新形式的？我国还会开展哪些新的尝试呢？
赵启正:公共外交因为参与者除了政府之外，是所有有机会与外国人进行交往的人，他都可能承担着公共外交的任务，我们不能说所有与外国人交往活动都把它分类成为公共外交，但是它往往具有公共外交的属性。
假设，我们一个旅游团到外国去访问，这并不是外交活动，但它确是一个在国外的活动，是在外国人眼皮底下的活动，那么很多国家就评选最受欢迎的旅游者，那么有的国家经常排在第一名，而我们中国的名次不太靠前，也就是说我们旅游者的表现，比如他是不是讲卫生，是不是喧闹，是不是一种文明的表现，结果呢？是影响国家的形象了，有正面的，有中性的，有负面的，也就是说你不做公共外交的人，但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当中最后可能构成影响公共外交的效果，我们希望这些效果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会有负面的公共外交的效果，这是急需避免和纠正的。
中国网:马上又到2011年的年底，您能在这里给我们回顾一下整个2011年我国公共外交取得的一些成绩吗？
赵启正:从我所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呢。
我觉的在中国这个概念的普及以经有四五年了，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更加全面和高屋建瓴的指示，外交部也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很多民间团体也自愿地把自己的宗旨调整了以公共外交为主的这样一种任务，所以说现在兴起可以说是开始了，也可以说是热情点燃了。
那么在理论方面呢，公共外交本身并没有太深的理论，你看今年的报告虽然很好，但是你觉得都能听得懂。
那么特别是有几种学校，一个是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国际关系专业的，传媒专业的，还有研究公共关系专业的这些都跟公共外交关系密切，所以，今后中国的大学，既然你培养的是时代的学生，是时代的未来的建设者，而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应该有公共外交的基本知识，而更重的是在实践，而实践中更重的是公共外交的意识，你是一个传媒工作者或者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你在任何工作中想到我的表达，我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外交。
外交是什么？是一种国际的沟通，是维护本国的利益。
当然，中国的外交还有一个与人为善，并不像某些国家损人利己。
有了一种公共外交的意识，你就是一个爱国情怀的表现，而不在于你在唱爱国歌曲的时候有一种激情，而在于你平常当中想到了，我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的责任者吧，它会使你的命题你的使命更加崇高，使你的看法、想法更加长远，使你的责任感时刻不忘。
中国网:这次已经是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的研讨会了，您对于本届研讨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赵启正: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发言深刻了，对于公共外交的意义的理解准确了，那么这些人都有这样新的能力了，就是在中国普及公共外交中，他们能够做讲师了。
中国需要这样的讲师，我刚才说了，公共外交没有太深的理论，但不是没有理论，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公共外交会发展得更健康，实践得会更有成效，这也是这次研讨会所表现的一个大的进步，这些文章我都很认真地听了，我本人也很受启示，也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
中国网:最近外媒对于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关注度非常高，其实这个事件以经涉及到公共外交的层面，那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赵启正:“小悦悦事件”是令人悲伤的，的确是一个刺激国人乃至刺激世界的事件，国外媒体连续报道，到现在也没有停，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批判这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中国人愤怒了。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当然是个负面效果，为什么在你们国家，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街头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又报道了，中国的国民的愤怒，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良知还是更加有基础的，是更加广泛的。
佛山的这个街道就这一百米的范围内经过的人他不能代表佛山的广大的民众，更不能代表中国广大民众，但由于这个事情是存在，是表达了，我们必须反思，必须反省，必须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并且深思出现的原因。
我们在文化建设当中，很重要的是建设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博爱精神要发扬，我们的感恩精神要发扬，要明白助人为乐的深刻意义，我觉得“小悦悦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国民是长久不会忘记的。
我们从这里吸收的
教训就是要加强我们国民心的苏醒，发扬我们古往今来的博爱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应当体现在每时每刻。
中国网: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