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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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是当前研究领域的重要趋势之一。
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史学化”趋势对研究的影响,包括对学术方法、研究角度和成果呈现的改变。
接着评价了“史学化”趋势所带来的益处和问题,指出了其促进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研究的作用,但也提出了对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挑战。
最后展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强调了继续推进“史学化”趋势的重要性,同时呼吁加强学术规范和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探索。
该研究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和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历史背景,影响,益处,问题,未来发展1. 引言1.1 引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正如其名称所示,是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地借鉴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
这种趋势的出现,无疑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争议。
分析“史学化”趋势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不难发现这种方法的优势和局限。
通过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积淀,有助于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深度。
过度倚赖历史学的视角,也可能导致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忽视,使研究变得过于理性化和功利化。
评价“史学化”趋势带来的益处和问题,需要综合考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在展望未来,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史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将更加多元化和深入化,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全面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需要警惕“史学化”趋势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保持对文学本体的关注和重视,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度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将充满挑战和机遇,需要研究者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推动文学研究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2. 正文2.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是指在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时,借鉴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将文学作品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解读。
史料和史料实证相关材料一、什么是史料?史料有哪些类型?概念:史料是研究历史的根据,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
主要来源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地下发现的遗物等)、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和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
类型:口述史料、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历史纪录片等;二、史料的分类:1、根据载体来分:(1)文字史料文字史料的地位:文字史料是最主要的史料载体。
在所有史料中,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可称浩如烟海。
但个人因素(阶级立场、个人修养)、政治因素(政治权势纂改历史)时代因素(研究方法、角度)均会影响其价值。
①史书: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②学术著作: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学术的发展。
③档案文书类:尤其对政治史及社会史研究颇有帮助.④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薄、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
由于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东西,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
⑤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
⑥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有虚构之处,但常可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2)实物史料: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绘画、雕塑等,用以探讨当时人的生活、及观念等等。
这类的史料,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其重要在于直接性。
实物史料的地位:①比文字资料可信度高。
②关于史前和上古的历史,实物史料显得特别重要。
③与文史资料相互参证,从差异中寻找历史的真实,还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实物史料的局限:①它们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碎片,并不一定能展示历史的全貌.②对有些器物,人们还只能猜测它们的意义,并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3)口述史料:访问实录、史诗、神话、传说、故事等,多用于现代史或无文字记录时期研究,借以而获得对历史更直接深入的了解。
“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作者:马天娇金宏宇来源:《江汉论坛》2020年第10期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
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
“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84-06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
“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
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
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简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演变,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史料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
史料的翔实和可靠性直接关系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将就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一、史料的丰富性与翔实性在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时,学者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史料的丰富性和翔实性。
史料的丰富性直接决定了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度,而史料的翔实性则关乎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史料的不足和不完整性,这给学者们在研究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1. 史料的不足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有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事件的史料存在不足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相对较新,史料的积累还不够充分。
这就需要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扩大史料的来源,加强史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以丰富研究的实证材料。
除了史料的不足外,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史料的不完整性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工作中存在的不规范和不完善。
有些文学作品的手稿、文学家的日记信札、文学刊物等重要史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和保护,甚至部分史料遭到了丢失或者损坏。
这就需要学者们加强对史料的整理、归档和保护工作,以减轻史料不完整性给研究带来的影响。
二、史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在一些历史事件或者文学作品的史料中,存在着一些不真实或者虚假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史料的记录者有时会受到个人立场或者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在记录史料时偏颇不公。
这就需要学者们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不断检验史料的真实性,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2. 史料的可信度问题一些史料的可信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史料的来源不清、作者身份可疑、流传渠道不明等原因所致。
这就需要学者们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对史料的可信度进行审慎评估,以避免史料的不可靠性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
三、史料的利用与创新在面对史料问题时,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在利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丰富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一、新趋向与热点聚焦(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调整,再到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与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在不断的反思与争鸣中,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1917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
如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认为该作具有断代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其发表时间“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
严家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
”(2)丁帆教授则主张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
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与反思。
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4)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与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与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影响(5);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与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与讨论的焦点话题(6),如陈国恩教授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史学化”趋势。
这种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背景意义的突显。
随着时代变迁,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愈加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揭示出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
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对于全面剖析作品的创作与社会背景产生的关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现当代文学研究越加注重从史学的视角来审视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创作背景。
二、史料与档案的重视。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历史档案、史料、文件等重要的历史遗产。
通过收集、整理这些史料,他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解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及作家的创作实践。
例如,近年来,一些重要作家的未发表作品或手稿被发现,这为对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材料。
三、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趋势。
史学化的趋势也促进了学科交叉、跨学科的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分析,还涉及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
比如,在探究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必然还要考虑政治、社会背景。
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剖析现当代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创作背景。
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史学化的趋势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
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本分析、环境分析和批评与评论等单一的分析方法,他们还会运用更加多元的研究手段,例如口述史、野史、调查研究、社会学研究等,这些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其背景的认识。
总之,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史学化的趋势,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创作实践,也有助于深入挖掘时间与社会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史学化趋势的出现弥补了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但研究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也需要注意方法的检验和选择,合理地利用他们,这样才能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及问题摘要:院当代文学史料对于还原真实历史场景、了解作家情感体验、体察文化生活细节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得到认可与重视。
但当代文学史料还存在着质量良莠不齐、流失严重、存量不足等问题。
只有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使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真正成为学科发展支撑点和增长点。
关键词:当代文学;郭小川;史料研究通常说的史料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能帮助人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
南京大学历史系李良玉教授认为,人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字资料、实物和遗迹都有史料的意义,但它们不可能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1]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史料研究一般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不罕见。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不断增长、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以及档案的陆续解密,研究资料愈来愈丰富多样,史料研究方法也逐步被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中。
史料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2013年11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参会的专家学者强调了史料工作的重要意义,呼吁抢救、保护正在消失的现当代文学史料,指出公正评价史料研究成果等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革十年时期的文学,因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史料的真实性、存量的多少,以及对史料的阐释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议。
近年来学术界对史料问题日益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对于重现历史场景,了解作家、解读文学作品的重大意义,使得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增长点。
郭小川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运用史料对其政治抒情诗的研究也存在着典型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收集了郭小川生前留下的、最早记录于战争年代的大量的书信、日记、笔记、检查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史料。
郭小川的子女披露,《郭小川全集》除了个别的地方不得不作一点技术处理,绝大多数资料都尽量保持了原貌。
2024年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史料本身的性质、研究方法、资源获取等多个层面。
以下,我们将从史料分散与碎片化、真伪辨识的困难、跨学科整合的挑战、资料更新与整理的速度滞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版权与数据获取的问题、国际视野的缺乏以及研究队伍的专业化与年轻化等几个方面,详细探讨这些问题。
史料分散与碎片化当代文学史料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其分散性和碎片化。
这些史料往往散布在各种出版物、档案、电子资源等多个平台上,而且缺乏统一的分类和索引系统。
这种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使得研究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寻和整理这些资料,严重影响了研究效率和质量。
真伪辨识的困难当代文学史料中还存在大量的真伪辨识问题。
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伪造的史料变得越来越难以识别;另一方面,一些原始资料可能由于历史原因被篡改或遗失,导致现有的史料无法完全反映历史真相。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真伪辨识的难度,使得研究者在进行史料分析时面临巨大的挑战。
跨学科整合的挑战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往往需要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等。
然而,这些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往往存在困难,主要是由于学科之间的语言、理论和方法差异较大。
因此,如何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效地整合到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中,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资料更新与整理的速度滞后当代文学的发展速度极快,新的作品和资料不断涌现。
然而,现有的史料整理和更新的速度却往往滞后于这种发展。
这种滞后不仅影响了研究者获取最新资料的能力,也制约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处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例如,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在处理海量数字化数据时,其效率和准确性都无法满足现代研究的需求。
同时,现有的研究方法在应对新的史料形式(如网络文学、社交媒体等)时也显得捉襟见肘。
题型08 信息综合题的答题技巧与模板构建——“探究史料价值”类设问【设问特点】(1)该设问类型主要包括:“考古成果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历史探究选择某个材料的理由”;“某某材料的史料价值”。
(2)该设问类型如独立成题,分值较高,一般以12分较为普遍。
(3)该设问类型,对考生的史学研究素养,要求较高。
【思路分析】(1)该设问类型,首先要求考生已知史料的价值有高低之分。
体现史料价值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材料的具体、丰富程度以及它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材料的独到性及其稀缺程度。
在这几个方面因素中,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是最重要的。
(2)该设问类型中所提供的材料,从出题本意来说,一般都具有一定或较高的史料价值。
注:以下表格,仅供参考。
分类类别重要说明或示例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的不同(一)文字史料1.文献资料(1)史部类起居注、实录是对正史较为有利的补充记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2)经、子、集类《诗经》中蕴含的史料价值是人们公认的(3)档案类私家档案,如私人信札、笔记、谱牒、契约、帐簿、商号、文书等,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颇有价值(4)地方志类地区志极为丰富,省、府、州、郡、县一般都各有其志,是研究地方史的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2.思想或学术著作借由《黄帝内经》可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医学以及对人的身体的认识3.文学作品从《金瓶梅》、《三言二拍》观察晚明文化及生活4.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5.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簿、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日记属于第一手史料,史料价值较高,如印证南京大屠杀的1.(2020年山东卷,18,14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苏寺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山区村落。
历史研究中史料问题初探——半年来史料学学习的认识摘要: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研究历史就必须与史料打交道,如何利用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问题。
本文就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应用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其中主要涉及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经学在历史研究中作用这两个方面内容,并涉及有其他小的问题。
但主要是围绕这两个大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史料、史料辨伪、经学、六经皆史正文:一般来说,史料有三种类型: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
这其中实物史料因为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尤其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为严重,因而留存下来的相对不是很丰富。
而口述史料最近这些年颇受重视,但是主要应用于近现代史的研究,于古代史研究的用处还没有显现。
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即指文字史料,这篇文章中所指的史料也是仅对文字史料而言,至于其它暂不讨论。
一、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史料无疑在历史研究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没有史料,任何的研究都是空口无凭。
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门实证学科,一切的理论、说法都必须有依据。
这就要求史料的工作必须十分严谨。
无论是史料的收集整理还是应用都是如此。
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傅斯年先生甚至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此种说法固然有其夸大的一面,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
以个人愚见,其大致可归纳如下:首先,史料是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
任何史料,不论是文字史料、实物史料还是口述史料,只要真正的真实可靠,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历史事实。
换句话讲就是:真正的史料是历史事实的载体。
而历史事实又是构建一切历史理论的基础。
要想了解历史事实,除了求诸史料之外,别无他法。
所以说:史料是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
即: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建立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其次,史料是历史研究立论的基础。
既然历史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那它的过程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史料本身而进行。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一)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钱文亮(以下简称钱):洪老师,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感觉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与其他同类选本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例如,报告文学您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选。
但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
“白洋淀诗群”的多多和芒克,还有比较靠近的诗人柏桦、王家新和张枣等,都进来了。
小说部分,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您还选了“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和《沙家浜》。
有许多是以前大多数选本未选过的。
其中有些在文学史界还会有争议。
当然,您在“编选说明”中提示说,这套书是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读本,作品入选,主要以“文学性”为标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或者说文学史价值)。
尽管如此,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如何确认、取舍和处理,是一个需要很好考虑的问题。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努力。
史料和作品选编也一样,已有一定的稳定性。
不可能、也不应该推翻重来。
选什么,不选什么,有时是有很具体、实际的考虑。
比如容量的问题。
因为是教学用书,不能太厚,否则,对学生来说,精力和经济都难以承担。
“报告文学”并不是不重要,但它们的篇幅都很长,涉及内容又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
八九十年代的诗我增加了一些分量,因为一直感到近年文学界对诗的冷遇,这不公平;这也是想表达我的看法。
编当代文学作品选会遇到很多矛盾、问题,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关系。
它们有的是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就有差别,不统一。
在这里,选入的“作品”是具有独立的文学“文本”性质,还是更多具有文学史的“史料”价值,是有区别的。
我编的这个选本,这两方面都会兼顾。
这种“兼顾”,肯定会出现矛盾,看起来一定有不很协调的地方。
钱:目前有的选本,感觉挺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尺度。
比如有的还在选《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诗歌仍选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还有《天安门诗抄》。
只要在当时轰动过的都选。
所以,您特别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而不是“当代文学作品选”,给人一种“画龙点睛”之感——正好体现出您的判断,和诸多的选本有了区别。
这一点在选入的诗歌、杂文方面特别明显。
洪:五六十年代的杂文选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没有选。
因为杂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体裁,在特定时期,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
80年代以后,表达的通道和可能已经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本身在艺术形式的积累和创新上,也不是那么明显。
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也还是可以适当选一点的。
钱:您刚才所说的“矛盾”,应该不是指在“文学性”的标准本身上有什么不统一的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时,在“文学性”(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困惑。
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按张志忠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学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关,但也还有其它因素。
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表、出版的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又包含复杂的方面。
钱:说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学史价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跃进民歌。
《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学潮流上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
对它们处理起来比较难。
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
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很高。
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
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
不过,如果说到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要写到它。
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
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
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
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
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
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
所以,我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
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
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我还是相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
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而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
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
同样的诗人、批评家,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
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
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
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
我们在对待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
但是,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新异,都不应单独成为尺度。
再说,文学史写作从来都不是非常“纯粹”的。
因为是史,并不是说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别分析、评价一下就可以。
写文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
如果否认这种联系,文学史就不需要了。
新批评倾向于坚持文本的独立性、自足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实现。
钱: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史著作,而不是作品选,它提到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文学性很高的,但它一定要进行比较、分析,处理时要考虑总体的艺术发展脉络。
作品选应该在文学史之后,因为经过历史的辨析之后,才会发现哪些作品真是好的,不仅在当时,而是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有艺术创新和贡献,可以把这些作品选进来。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把文学史价值、文学价值作了一些基本的区分。
至少在思考这个问题;反映在名字上,肯定有对“史”的照顾,根据您的文学史思路,实际上是以文学性为主,又有史的眼光。
以前的当代文学史,个人的、独立的色彩有时不太明显,体现在作品选上,也大同小异,整个的在框架上没什么改变。
这回的选本不大一样,能够全面地体现出您对当代文学整个发展过程中艺术积累的一种观照。
洪: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
这个选本自然有我的一些想法,但我不愿意夸大它和过去选本的不同。
我前面说到,特别在时间靠近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上,总的说来都是属于摸索的、探索性质的。
说到我们多次提到的“文学性”,陈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史,还有他和李平合编的作品选,也是强调这个方面。
但在当代,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时会偏向政治、思想“对抗”的“非主流”的含义,把这看成是“文学价值”高的一种标志。
我也经常有这种想法。
钱:文学性,应该还是在艺术形式的积累、艺术经验的贡献上,不宜过分偏向那些在政治或文化对抗意义上的因素。
如今30岁以上的人,都存有文革记忆,对主流政治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都很强调文学性,强调一种“美的启蒙”,对审美的现代性有强烈诉求。
80年代就有美学热。
但这本身未尝就不包含政治啊。
洪:我们是在特定时代的框架中来形成有关文学的观念的。
拿我来说,在“十七年”中,会认为和政治、和现实社会紧密关联的作品才是好的,美的;在80年代,相反会推重和社会政治疏远的作品。
看起来观念、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实仍然是在这一观念框架内的运动。
当然,说“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包括境界、体验的深度、语言等,还是能够成立的。
钱:艺术是综合心智的结晶,包括知识结构、人文视野、世界观、艺术修养,都综合进来了。
“十七年文学”是封闭的,借用植物学术语,即单性繁殖,这一点是致命的。
但作为中国人整个的这种集体心理,它记录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潮,它不会从此以后就消失掉,不见了,它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会构成自己的历史。
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叙述中出现,但在作品选中可以少。
洪:文学可能跟绘画不太一样。
我翻过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之类的巨型画册,里头也收入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工人、农民、红卫兵等,不是后来仿作的政治波普。
这种入选的标准和文学选本显然不同。
是跟艺术形式有关,还是跟观念有关?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的壁画,户县农民画等。
文学作品这样选可能就不行了。
钱:文学作品与美术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视觉上,左翼绘画提供了一种新的感知空间。
而左翼文学在最初虽然显现出了叛逆性,但后来却成为了主流的声音,体制化了。
对了,同样是体制化的产物,这套书却把“样板戏”选进来了,这是令人费解的,也是别的选本所不敢做的。
洪:恐怕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很多人还对样板戏抱有恶感,有敌意;它们和江青,和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迫害联系在一起,无法剥离。
这主要涉及政治上的判断,当然其中也有审美层面的。
所以不愿意选,不见得是不敢。
但我觉得这在当代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有的“样板戏”也还是可以的吧?传统的形式,经过了许多改造,包括情节编排、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等。
现在有的京剧演出也在“现代化”,摇滚化,但我觉得远不如文革做得出色。
在保持传统的格局里头,加入很多新的东西,又不使它支离破碎。
这里面有许多努力,作了很多尝试。
钱:可以将“样板戏”某些精粹的部分看做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继承序列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磨练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有独立性,独立于当时的政治语境,而唤醒某种深远的种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