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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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复习重点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殷商西周:土地国有的自然经济阶段。
远古时代,土地氏族村社共有,夏商西周,土地国有,不得买卖,以集体劳动为主的协田制,西周后期的井田制。
与生产力相适应。
“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集体耕作制的反映。
到西周后期,集体耕作的土地有了公田,私田之分。
孟子曾把这种集体耕作的田称为“井田制”。
殷周时期土地国有和集体耕作制,是与那一时代生产工具同时并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也是在氏族公社解体,进入初级阶级社会,血缘贵族保留土地公有制外壳,并继续实行集体生产的一种经济制度。
到了西周后期,土地国有制出现某些瓦解的迹象,奴隶制度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
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进:土地私有,争夺,买卖,家庭个体生产。
土地买卖出现。
春秋晋国时已有易田换田的现象,是土地买卖的先声。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小农业,逐渐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直接向个体生产者征收赋税徭役。
个体家庭经济分化为地主和农民两个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
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互为盈缩,构成农耕私有经济运作的基本特色。
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商品经济发达较早,缺乏独立的性格,有依附性,地主,商人和官僚三位一体。
当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
虽然这种商品交换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存在的,但是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具有发达较早的特点。
(西欧古代自然经济单位是领主庄园,自给自足,没有商业往来)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统治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
第二章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第一节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中华文明以农耕文化为主体1、时间早。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先从渔猎而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
神农氏,禹、公刘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所谓“同我妇子,磕彼南亩,田俊至喜”(《诗·豳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即是其生动写照。
2、地域广。
黄河流域(粟作区)、长江流域(稻作区)3、生态适宜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史记》称赞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
扁道之兴,自此始”。
农耕与部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当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依靠畜牧、狩猎为生。
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1、中原地区――农耕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
2、西北地区――游牧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