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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改革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
近年来，印度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希望能够实现更加稳健和多元化的发展。
一、印度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的经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进步。
自1991年进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不断加强了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和私营企业的支持和鼓励。
这些举措为印度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目前，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列世界第六，GDP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6-8%之间。
在制造业、电信、金融、汽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的重要玩家之一。
二、印度的文化改革与经济一样，印度的文化也在不断改革与创新。
在语言、教育、科技、娱乐和健康等领域，印度一直保持着活力和创造力。
在语言方面，英语已经成为印度最为主流的语言之一。
目前，印度约有1.25亿英语使用者，印度的教育和商业交流也已经成为英语语境之下的重要领域。
在教育方面，印度国内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学府和科研机构。
印度的科技行业也得到了强烈的政府支持和鼓励，逐渐成长为许多国际科技巨头的重要基地。
在娱乐方面，印度的电影产业也非常活跃。
它既有传统的印度教文化影响，也吸纳了现代的多元文化特点。
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电影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健康方面，印度的药品产业蓬勃发展。
印度的低成本药品和治疗方案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
三、印度的未来发展尽管印度目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有极大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不需要继续改革和创新。
印度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应该加强对于发展的思考和规划，提高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加强社会对于科技、环境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视。
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印度应该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进步和发展。
相信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印度必然能够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印度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对比分析摘要: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经济改革在改革的背景、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但在改革的动因与执行力、突破口、对外开放的侧重点、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等方面明显不同。
两国经济改革的对比，启示我们在改革中，要推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在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提升改革效果。
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印度经济改革比较启示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大国。
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发展速度很快，经济规模大增，与俄罗斯、巴西，南非一起被国际社会称为“金砖五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两国的发展与经济改革密切相关，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印度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2011年是印度经济改革20周年，对比两国的经济改革对于两国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相似之处中国与印度的具体国情不同，但两国在经济改革的背景、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具有较多相似之处。
1.经济改革的背景相似改革的背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开始进行改革的。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大体在同一水平。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印两国都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印度则以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方式为主。
可以说，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因而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苏联发展方式的自觉反思。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一直试图实行赶超战略。
但在经济改革之前，两国的企业普遍没有自生能力，因而很难实现赶超。
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而廉价。
因此，对各个企业而言，在从事的产业、生产的产品以及工艺技术结构的选择上，应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印比较（10年）通过历史，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总产值，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的地位，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变的强大，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让中国这只雄狮屹立于世界之上，不再让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重演。
中国近代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别人侵略。
如果想不受别人的侮辱和欺凌，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大起来，怎么变强大？首先要在经济上强大。
有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
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
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
怎么样才能是国家发展、加强国防呢？只有我们国家的经济富有了，才能发展科技、发展文化、搞国防、制造工业等等。
由此可知，经济在中国近代史中是占有重要地位之一。
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反之，政治和文化又反作用于经济。
因此，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
科学技术能力也不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决定因素，许多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把科学技术实力转变为市场上商业成功的经营能力与管理体系。
但是，可以说，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说，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表现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经济运行主要依赖于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高技术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核心技术的竞争，等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有人做出估算，认为我国科技进步对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在这数据背后是一些深层的原因：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政府负责科技与经济的职能分工使两方面的资源不能真正集成起来；科研布局整体上不合理。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的比较分析摘要近年来，中国和印度近几年高速发展的经济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亚洲，国际社会出现了一股“中印比较热”，但是一样的高速发展的背后，确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我国和印度在经济结构上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以制造业为核心,印度靠服务业带动。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经济战略等发面进行了比较，进而加深对我国经济与印度经济的了解。
关键词：中国印度、经济、发展、比较1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的原因概括来说，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比较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作为发展中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是最具有可比性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好比较，他们都是小的国家或地区，与英法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好比较，他们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中国与印度都属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最有可比性:论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论人口规模，两国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论自然资源，两国各有所长；论二战后发展的起始条件，两国都贫穷落后；论最初的发展战略，两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家计划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论经济改革，中国早于印度但两国都已取得成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也持续了好几年的高速增长。
以上诸因素很自然地使人们把比较的眼光集中在中国和印度身上。
其次，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快速发展势必对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直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自己比较和追赶的对象，“赶英超美”是中国早就确定的战略目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稳步发展的势头，某些西方人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而频频在“中印比较热”上制造新热点、新话题，借以分散中国紧盯西方发达国家的注意力。
尽管借中印比较，抬高印度，唱衰中国，难以破坏中国的崛起，但至少会分散一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关注。
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年的亚洲经济版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经济增长的模式上也有种种相似以及诸多不同。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样快速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了中国与印度热。
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印度崛起的原因是自然而然的和自由化的改革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则得益于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一、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国与印度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 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
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
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
亚洲的复兴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
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
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
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
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比较研究印度经济发展从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经济一直在稳步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其宏大的潜力相比，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瓶颈和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经历了彪炳史册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比较研究，探究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异同。
一、政治和制度政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的对比上，中国在有关改革开放的初期采用了一系列基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从198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相比之下，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植根于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多语种的国家。
印度独立后采用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体制，但随着印度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官僚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主张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它着重发展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并在政策上大力吸纳外资以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
中国单一的经济政策成果斐然，迅速深入发展了国内的企业，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劳工工资、技术标准、政治干VS.私营企业的政策。
相比之下，印度政府则更重视的是发展服务业和知识产业。
这样一来，印度的经济结构比较复杂，经济成长的步伐也不是那样平稳，容易出现错位发展和缺少产业支撑的问题。
随着印度经济的稳步发展，印度服务业和知识产业的优势越来越凸显，也成为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技术投入技术投入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技术投入方面，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多，针对技术竞争的压力，在国内外资企业兴起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该领域的自主发展。
中国政府资助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产生了一批在信息技术、通讯、能源、材料科学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企业、产业和新型职业。
经济增长与文化变迁经济增长与文化变迁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为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文化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创新。
首先，经济增长推动了文化的多样化。
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对文化的追求也越发多样化。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艺术形式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兴起。
音乐、电影、文学、美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和艺术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这种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激发了更多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其次，经济增长加速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传媒产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传播信息。
这不仅加速了文化的传播速度，也扩大了文化的影响范围。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另外，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文化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在贫困和饥饿的时代，人们的追求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改变。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被重新审视，人们开始关注个人自由、人权、环境保护等议题。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经济增长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文化产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使得艺术家、文化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创作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丰富多样的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与文化变迁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文化带来了多样性、传播速度的加快和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印度与中国的企业文化差异近年来，印度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吸引了众多国际企业的目光。
然而，在这两个国家运营企业并取得成功并非易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企业文化差异。
本文将探讨印度与中国的企业文化差异，并深入剖析这些差异对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影响。
一、价值观与信任在印度企业文化中，家庭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被视为核心价值观。
家庭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基石，因此印度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家族所有制或家族式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下，家族成员通常在企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决策由家族成员来制定。
此外，在印度的商业交往中，建立信任关系非常重要，人们更注重个人关系和信任度，商业谈判常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建立稳固的关系。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文化更注重不断创新和市场竞争。
在中国，企业家精神被高度推崇，鼓励员工敢于冒险和探索新的商机。
中国的企业管理倾向于平等和专业化，决策和权力集中于公司的管理层，而非家族成员。
此外，中国商务活动更加着重于效率和结果，商业谈判通常更加迅速和直接。
二、沟通与决策方式印度企业文化中非常注重语言和沟通的艺术。
由于印度有多种语言和文化，沟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在印度企业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直接沟通的方式，强调面对面的交流，并注重语言中的细节和姿态。
此外，决策过程通常较为缓慢，需要多方面的讨论和共识。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更注重高效和明确的沟通方式。
汉语在中国广泛使用，语言交流相对简单。
中国企业文化中，更倾向于以书面形式进行沟通，强调条理和逻辑。
此外，决策过程常常由少数高层管理人员来做出，执行效率较高。
三、管理风格与领导力在印度，企业的管理风格通常被认为是相对宽松和民主的。
领导者倾向于鼓励员工的参与和自主创新，管理层与下层员工之间关系较为平等。
此外，印度的企业文化中，领导者通常会介入细节并提供指导。
中国企业文化则更加强调对员工的严格管理和执行力。
高层领导者通常对企业决策具有决策权，并负责为员工指定明确的职责和目标。
【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的理论反思作者：韦森对近十几年来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增长与绩效方面的差异，国际国内学术界甚久以来好像一直觉得是个谜。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同作为处在亚洲的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以及人均GDP等指标上相若。
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GDP上均大大超过了印度。
譬如，在2003年7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对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这篇报道一开篇就指出：25年前，中印这两个又脏又穷的两个亚洲大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The Economist, 2003, p.9)。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在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90美元，而当年印度的人均GDP只有450美元。
即使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实际收入也比印度高出70%。
然而，近来国际上也有学者对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实力有许多正面的评价。
譬如，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黄亚生(音译)和印度出生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Tarun Khanna教授于今年7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
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
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绩效相比，印度到底如何？最近，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邀，笔者赴新德里参加了一次有关世界贫困问题的国际讨论会。
赴会期间，笔者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做了走车观花式的游览。
会后，又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位经济学与哲学教授Martin van Hees博士一块租坐了一辆黄包车，逛了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五市(Five Markets)，并与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同行就中国与印度经济问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交流。
从高楼大厦林立的东方大都市上海来到人力车、牛车、三轮车、拖拉机、大小卡车、卡士(cars)和巴士(几乎全没空调)车水马龙的新德里，觉得反差甚大，也感触颇深。
我还没到过孟买和加尔各答这些有着许多世界著名贫民窟的印度大城市，单就印度首都新德里来看，与中国东部沿海城乡相比，笔者贸然判断，印度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要落后中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竟是把印度经济甩后的二十几年！原因何在？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自然会基于理论经济学思考的性好来反思近些年来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的制度层面上的原因。
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业内同行会发现，这些看法与其是说源自笔者的逻辑推理，毋宁说只是构成了笔者的印象直观。
一、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重要的，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对在近代史上西方世界社会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之一诺思(Douglass North)教授已在一系列著作中做了许多理论阐释(见North & Thomas, 1973；North，1981，1990)。
按照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家的见解，以较充分和明晰地界定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改善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的提高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
由此，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North，1981，参中译本，页180)。
诺思在其后的一系列文著中，还用了大量欧洲历史上的史事来说明这一观点。
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见解，归纳出来，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制度是重要的。
制度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激励。
受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影响，国内经济学界的不少同仁亦相信，对于一个社会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决定性的。
这一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是社会交往形式变迁和历史发展最终动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这一点，笔者已在最近的一些著作(韦森，01，页87-88；2003a，页91-92)中做了一些评述。
这里，笔者只想提出这么一个进一步的初步判断：把印度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辩理路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诺思对西欧社会近代历史观察所得出来的这些理论结论，可能并不适应于东方和亚洲社会，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近现代印度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难能得以验证。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可以被简要地归结为以下三点：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的扩展提供充分激励；内在于市场机制中的完善的法律框架，则为市场运行提供了规范保障；而代议制的民主宪政体制，又会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操作构建了合意的政治架构。
应该说，这三个基本观点，不只是源自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逻辑推理，而且也源自他们对西欧近现代历史上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史事观察和进一步的理论印证。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说制度是重要的这一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核心观点乍看来已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史事所证的话，那么，这一见解是否是有普世的理论意义？再者，即使对欧洲近现代社会来说，是否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真正到位的？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思考。
因为，如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视角来观察和比较印度和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源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数百年间大英帝国长期殖民统治的遗产，在印度当代社会中，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产权结构、以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市场法律框架，以及代议制的宪政体制这三个基本制度架构应该说均具备了。
然而，历史史事却是，印度无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1950年的独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均不能认为已经发生过。
相比较而言，自1978年以来，处于从行政控制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均还不具备，或者说它们还只是处在内在于中国整个社会转型里的一个生成过程之中。
然而，与具备现代市场运行三个重要制度条件的印度相比，中国却在自己的社会转型和平静而迅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或更切近一点说，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里闪现出来的体制缝隙中---蕴生了高速而巨大的经济增长。
因此，如果把印度现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安排作为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的一个参照系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的意识到，二十余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经济增长，显然是不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任何理论程式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毋宁说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向既存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重大的理论挑战。
回到中国国内来说，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省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地区差异考虑进来，我们也许会得出相似的理论判断。
同样是从一个经济运行的行政控制机制中转化出来，为什么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就比相毗邻的江西、安徽、湖北、云南、河南、河北要相对快一些？如果撇开有大量外资涌入的广东、上海和江苏不加考虑，单就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言，为什么与江西毗邻的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比江西快？为什么是在浙江的一个边缘地区温州最早蕴生了民营经济兴起的大潮？同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难道说浙江与江西---同样温州与金华---不是处在同一个制度或言体制环境之中？当然，一些学者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辩理路争辩说，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的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恰恰是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区民营企业家制度创新的结果。
但是，这种倒因为果的论辩理路却难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归结为某种制度创新，那么，这种制度创新为什么会发生在像温州这样的浙江边缘地区---而后浙江和长三角地区？而不是发生其他任何地区？是否历史发展和制度变迁只是随机性的(或言非决定论的)？在近来的文著中，笔者一再主张，应该从历史传统上反思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以及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之差异的文化原因。
如果我们从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参韦森，2003b)的理论视角来审视社会转型、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也许会发现，与其说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它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一个自发秩序扩展的历史结果。
于是，这就引出了笔者的第二个理论猜测，在一定的历史机遇中，制度变迁往往是不同社会、地区和社群中文化基因自我复制和编程的一个外在表现。
二、文化氛围中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对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近现代东西方市场经济形成路径的影响，笔者(韦森，2003a)已在最近的一本小册子《文化与制序》第7章中做了初步梳理和探讨，故这里就不再从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对此加以解说了。
回到中印经济的比较中，并把中国内部不同省份和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考虑进来，我们也许会发现，制度本身并不尽是一种如诺思所断言的那样一种市场博弈的显性约束规则，也不尽是什么如科斯(Ronald Coase)所见的那种纯经济意义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某种生产的建制结构，而往往是在一个社会、地区或社群既存文化传统中现实秩序与规则的整合。
简单说来，在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中，人们社会交往和市场博弈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中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
我这里之所以一再强调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是因为，不从这两个视角来理解制度，不但难能理解制度概念本身，也难能解释不同国家、社会、地区中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也难能真正理解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本身。
让我们不妨再回到印度的例子上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从形式上看，明晰的产权结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代议制的民主宪政这一良序市场运行的三个基本条件，在当代印度社会中均已具备，但为什么印度本身却在巨大的人口和人力资源以及巨大的市场空间中不能蕴生出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一些在印度的殖民国大英帝国的崛起中起过很大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印度社会中就不怎么工作？很显然，不了解印度传统的多元文化、复杂的宗教信仰以及其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就难能回答这些问题了。
不妨再拿笔者这次印度之行所具体观察到一些现实实例来解释这一问题。
这里，还是先从笔者所观察到的一件小事说起。
每个初到新德里的游人，会立即发现，在新德里这个印度的首都城市中，几乎所有出租车都没有计价表。
出租车没表计价，自然会导致整个城市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出租车市场。
因为，如果乘坐没有计价表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自然就可以视不同人而任意侃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