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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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第一节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中华文明以农耕文化为主体1、时间早。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先从渔猎而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
神农氏,禹、公刘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所谓“同我妇子,磕彼南亩,田俊至喜”(《诗·豳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即是其生动写照。
2、地域广。
黄河流域(粟作区)、长江流域(稻作区)3、生态适宜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史记》称赞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
扁道之兴,自此始”。
农耕与部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当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依靠畜牧、狩猎为生。
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1、中原地区――农耕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
2、西北地区――游牧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
第二章中国古典哲学一、儒家哲学1、儒家的产生2、儒家及儒学的嬗变(1)创始时期的儒学孔子思想的核心思想提倡“仁”。
[产际是伦理道德思想,“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孔子思想集中在以下二个方面:(一),以血亲为根基,以伦理为本位,讲求忠、孝、义、信,而以仁为根本。
(二)推己及人,使天下归仁。
仁的思想由家族内部推广到国家,由“孝”延及“忠、”“义”。
孟子全面发展儒家学说。
“仁‘原来只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进一步将它推广到政治,提出“仁政”的概念。
他首先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的,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这就为仁政思想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一)仁、义、礼、智信是人性固有的,人生来是善的,人人都可以为善,都应舍生取义。
(二)以人为本,施行仁政,以德王天下,统治者可以,也应当象尧舜那样讲王道,行王政,而反对霸道。
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即以民为立国之本。
(三)认为人应该涵养善性,即可达到天人合一。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尽心,知性,知天”,三位一体,而达到天人全一。
(2)两汉独尊时期的儒学秦统一中国后推行法家政治,汉初,这生息休养,统治者推行道家政治,实行无为而治。
到汉武帝时,又推行多欲政治,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汉代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
汉代的儒学主要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将阴阳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杂糅起来,构成新儒学,其主要学说是:(一)天人感应说。
这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
董氏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与人能相互感应,国家有失道之处,天乃先出灾害以警告之,如不知自省,则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侧伤败乃至,因而人事的祸福,总是能从“天意”预见得到。
(二)君权神授说。
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主,所以君主应听命于天,不能逆天而行,人臣百姓则要听命于天子,不能反抗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