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山装的兴衰

论中山装的兴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李宗仁概要：中山装是一件受孙中山先生政治理念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政治文化产品。

由于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环境、顺应了服饰近现代化的需要并且继承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山装在产生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山装开始逐渐退出中国男式礼服舞台，被过多赋予政治色彩的中山装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不具有持久生命力。

Abstract Chinese tunic suit i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duct directly affected by Sun Yat-sen＇s political concept . As adapted to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conformed to the needs of Chinese men's dress near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Chinese tunic suit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socie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1950s. However , with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 Chinese tunic suit gradually began to step off the stage of Chinese men＇s costume .The point of view in this article , a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duct , Chinese tunic suit was invested with too many political color , so it does not have lasting vitality .关键词：中山装、孙中山、礼服、国服、服饰文化中山装曾在中国近代服饰史、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其历史文化意义尚缺乏详细研究。

中山装作为特殊的历史产物，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史意义。

虽然大多数学者在介绍和研究中国历代服饰特别是中国近代服饰时，都对中山装作了介绍，并对其历史性的过渡作用提出了看法，但最早对中山装的象征意义提出讨论的却是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①华梅教授在《服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中山装在近代中国服饰革命化意识与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了介①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於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绍；①南京大学陈蕴茜副教授《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一文对中山装的政治作用作了精辟分析；另外《中山装和孙中山的服饰文化观》、《中山装的演变探析》等文章对中山装产生、发展、演变作了介绍和探讨。

但是我认为上述文章对中山装这一特殊历史文化产物所做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山装的演变探析》一文所分析的中山装的历史功能是不深入的，而且他们认为中山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以及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观点是本文不能认同的。

中山装是一套在民国时期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和孙中山本人空前的政治威望而产生的特殊的政治性文化产品。

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时期，中山装被过多地赋予政治意义，其生命力必将随着孙中山先生政治理念的弱化而衰退，并最终退出中国男式礼服舞台，因为赋予一种文化载体过多的政治色彩将导致这种文化载体畸形发展，而且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本文通过大量引用民国时期服饰制度史料，分析中山装产生的过程和背景，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归纳和总结中山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及历史、文化意义，希望以此获得对中山装历史作用的正确认识。

目前中国国内对国服这一概念讨论比较热烈，中山装曾被提议作为中国国服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②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山装的政治作用、文化内涵的分析，推论出在面对西装普遍取代中山装作为中国男子礼服这一事实面前，中山装正装地位的丧失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故本文亦认为，对恢复中山装国服地位的讨论和使用中山装作为中国男式礼服的提议没有实际意义。

一、中山装的产生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入侵，近代中国最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随之开始。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沿海的广州、上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行为开始逐步有意无意地向西方模仿学习。

男式服装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西式西装、西裤、礼帽等出现在中国男性的着装上，逐渐取代传统的长袍马褂。

辛亥革命之后，服制问题引起了官、商、市民广泛的讨论；新政权建立之后，改革传统的特别是满清的冠服制度成为一种必然，但西装等西式服装并没有得到官、商界一致的认同；而汉族本身又并无能适应“民主、共和”思想的民族服装①华梅著：《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山装拟申遗》：《广州日报》，2007年10月30，A12版。

流传下来。

所以，创制新的中国人的服饰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中，首次对新服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此等衣式，其要点在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①，同时要求所有衣料须用国货，以解决“外贸畅销，内货阻滞”的经济问题。

根据袁世凯“博考中外服制，审择本国材料，参酌人民习惯以及社会情形，从速拟定民国公服、便服制度……礼服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②的命令，参议院于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三日出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服制条例》。

这个《服制条例》所规定的男女礼服有明显的中、西拼凑的迹象：男子礼服由“西方的礼服”与“传统的长袍马褂”相配而成，并没有形成新的衣服形制，但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首先其服制以平等为原则佩着，官员统一着装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第二，“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③，以保护民族纺织业，拒用洋货。

这个《服制条例》虽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但“这是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促进生活方式近代化的一大变革”④，这也与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中表达的服制改革的思想大体相一致。

袁氏帝制失败以后，国人开始真正着手制定自己的服饰和服饰制度，而其中，后来被称之为“中山装”的服饰被广泛采用，孙中山先生为中华国货维持会推荐了两名服装改革顾问，之一就是完成第一套中山装裁制的黄隆生⑤。

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到底由谁裁制成第一套中山装的说法不一，另有“荣昌祥”西服店⑥和红帮裁缝王运才⑦之说。

二、1949年之前中山装流行的原因由于适应了中国近代的社会需要，中山装在中国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其①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选编·临时政府公报》第七号。

②《袁总统饬定民国服制》：申报，1912年5月22日。

转引自陈建辉《民国元年和十八年“国服”制度之研究》，美术观察，2006年11月。

③《服制条例》：申报，1912年7月12日。

转引自陈建辉《民国元年和十八年“国服”制度之研究》，美术观察，2006年11月。

④陈建辉：《民国元年和十八年“国服”制度之研究》，美术观察，2006年11月。

⑤黄敏：《民国时期的服装研究》，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⑥王东霞著：《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⑦文英：《孙中山与中山装》，《绿叶》2007年第2期。

产生到流行是有其社会必然性的。

除了前段所提到的借以解除“外贸畅销，内货阻滞”的经济问题和实现“礼服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的政治目的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

从上述简要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为中山装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而作为一套成熟的中国特色“民主”服装，其文化内涵也是值得分析探讨的。

（一）政治环境对中山装产生、流行的影响中山装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这与中山装所被赋予的政治涵义基本一致。

在未被赋予政治涵义之前，中山装的形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

孙中山先生奉行民主共和政治，提出了“三民主义”，但在辛亥革命前后，其政治理想被人接受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主要存在于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团体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机会和能力理解这些政治道理，从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将其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以求“改造中国人心理”的愿望，他认为“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最重要”，“国家……图一：着中山装的孙中山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

”①对人民进行政治的说教无疑是可行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用一种随时可以提醒人们、警示人们思想的事物影响群众的政治理想便有了可行性。

前文提到，中国近代服制改革的要求一方面就是要体现平等、民主，故利用中山装去影响群众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一个可行之策。

中山装被广泛采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先生本人的政治威望②，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山装也就表示民主、共和观念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孙中山先生认为让民众“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③是①《孙中山选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0页。

②黄敏：《民国时期的服装研究》，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③《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页。

推行其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山装被赋予丰富的政治涵义正是孙中山先生这种“人心”观念的制度、法律体现。

经过改革，中山装的形制被赋予了几项“民主共和”的政治意义，其前胸四袋用以表示“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前襟五扣表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的五权分立并以示区别于西方的三权政治；袖口缀以三扣表示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后背的整合无缝表示国家统一。

①可以说，经过法律对中山装的这一番“民主共和”的装饰，中山装已完全成为一套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宣传品。

政党借以宣传并以之促成民主制度显然是很高明的政治手段，“制度的形成必然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但同时它也内含着对一定社会中人的要求和与人的广泛联系。

”②体现在中山装上，那就是中山装被人民普遍穿用是民主共和制度形成人心的需要，人们对民主共和的普遍信仰能够促进民主制度的早日形成，并且促进民主观念更大范围地争取民心。

马克思曾讲：“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