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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古镇开发所面临的“千镇一面”的尴尬局面下，七宝镇充分发掘传统文化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古镇文化。本文笔者结合实地调查，从七宝的“斗蟋蟀”文化入手，重点探讨七宝古镇利用其打造地方特色文化的原因以及相关途径，并进一步的阐述七宝“斗蟋蟀”文化的打造与上海都市化的充分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古镇；七宝；传统文化；“斗蟋蟀”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很多地方古镇的保护和开发重点都落到了对古建筑、古街道的修复和改造上”，①而对古镇民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传统技艺等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多少忽略了。事实上，这些非物质的传统文化才是古镇最宝贵的遗产，才是古镇的魂。因此，“灵魂”的打造是当务之急。
上海周边有众多郊区古镇，但是由于所处地域具有明显的江南水乡特征，所以呈现给我们的就都是重复性的“小桥、流水、人家”②
的氛围，使得具有地方特色的固有的文化特质消失或模糊不清。七宝镇是紧邻上海市区的一个千年历史古镇，不例外地正在被保护和利用。而作为江南古镇之一，七宝镇如果想在同质产品中脱颖而出，就要利用古镇的传统文化来打造具有七宝特色的文化。
本文将结合笔者的实地考察所得，集中探讨七宝镇为什么利用“斗蟋蟀”文化来打造或者说建构具有七宝特色的传统文化？又是如何打造的？谁又积极地参与其中呢？从而进一步探究“斗蟋蟀”文化的打造与上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充分发展有什么内在关系？
二、 七宝古镇和“七宝蟋蟀”
七宝，是一个千年古镇。《松江府志》和《青浦县志》是这样记载七宝形成的：“七宝故庵也，初在陆宝山。吴越王赐以金字藏经曰：‘此乃一宝也’，因改名七宝。后徒于镇，遂以名。”短短的一句话，点出了七宝的由来。宋初七宝镇“因寺得名”后，进入了一个发展期，明清两代是七宝镇的繁荣期。七宝是一个千年古镇，是从七宝镇得名后起始的，也就是
现在所说的七宝镇是“北宋遗存”下来的千年古镇。
近代，七宝镇区以蒲汇塘为界一分为二，北镇隶属江苏省青浦县，南镇先后隶属江苏省华亭、娄、松江县，而蒲汇塘以东则属上海县。至民国36年（1947年）被划归上海市。
2010年1月15日，笔者一行7人来到七宝镇考察。内容涉及宗教、饮食、传统技艺等方面，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七宝的“蟋蟀草堂”。以前，上海周边众多乡镇，而蟋蟀作为一种繁衍存活在乡村的昆虫，在这些地方都是很常见的。为什么唯独七宝的蟋蟀这么有名？并且会专门建造一个“蟋蟀草堂”呢？
有关七宝蟋蟀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代道光年间顾传金所辑的《蒲溪小志•风俗》,“俗至秋深则斗蟋蟀,冬令则把鹌鹑,藉兹挥金博彩,以争胜负”。七宝在明清两代是繁荣的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繁荣，七宝地区的赌风很盛，一些游手好闲的玩客赌徒，利用蟋蟀进行博彩活动，并逐渐演变成赌博之风。每年的秋季来临之时，自有人捉、养、买卖、斗，规模也越来越大，名声也越传越远，再加上七宝的蟋蟀善战勇斗、赢多输少，又给七宝的蟋蟀提高了身价。③
七宝蟋蟀被“虫迷”奉为土虫之极品。而它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除了上面提到的历史原因造就之外，还有一个被民间所乐道的传说。这一传说现在也被以浮雕的形式，刻印在“蟋蟀草堂”的墙壁上。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驻跸松江。南方官员星夜驶马进贡一批各地良种蟋蟀，在途经七宝时马匹失蹄倒地，进贡的蟋蟀尽数逃逸，从此七宝便留下良种蟋蟀。不管这个传说真实与否，至少印证了七宝的蟋蟀的确是久负盛名，集江南各地良种蟋蟀之大成，这样的传说为七宝的蟋蟀文化贴上了一层金。
另外，七宝蟋蟀所以成为名品，与七宝地区的地势和环境，土壤以及生长的作物也有很大的关系。七宝的地势适中，不涝不旱，又种植蔬菜，故泥土肥沃松软，为蟋蟀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理想的生长繁殖环境。在良好的生长环境下，七宝蟋蟀勇猛善斗也是必然的。
三、上海市“斗蟋蟀”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早在《诗经•七月》中，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上海七宝古镇的“斗蟋蟀文化”
李 慧 （上海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200444）
民间文化时装的消费主体是女性。人人都需要美的妆点，女性的时装界需要男性的欣赏、男性的投资。在经济职能的分工下，女性甘心情愿为男性的支付“T台走秀”，彰显阴柔与妩媚。
总之，女性时装的队伍扩大需要更多男性的介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物质的富足，更多男性会为社会及自我的需求加入到时尚追随者的行列，时装业会蒸蒸日上。注释：
①引自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层理论》中的 第七章《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②布尔迪厄，法国著名思想大师，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0
[2]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层理论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4
[3]珍妮弗•克雷克（J •CRAIK），时装的面貌 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0.2
DOI:10.15947/ki.dwt.2012.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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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入我床下”的记载。但最先对“斗蟋蟀”记录的是宋代顾文荐的《负暄杂录》，称其始于唐代天宝年间。④玩斗蟋蟀，开始为宫廷之乐，以后传于民间，一时成为风雅之士的乐事。南宋时，宰相贾似道痴迷于蟋蟀,他专门在西子湖畔营造“半闲堂”作为斗蟋蟀的场所。并且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专门研究蟋蟀的品种、调养和斗法等。到了明代宣德年间，更有“蟋蟀皇帝”朱瞻基。在清代,以至于“京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⑤了。北京西南部的宜武门(顺治门) 一带，已发展为斗蟋蟀的赌博场。上海的老城隍庙附近也已是“虫迷” 的乐园。到解放前，上海的蟋蟀市场主要集中在四马路(现为福州路) 附近。解放以后，斗蟋蟀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政治影响，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受到禁止。1985年天津市率先成立“中华蟋蟀协会”，之后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亦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协会，会员多达数十万人。
按斗蟋蟀态势看，近几年蟋蟀竞斗最广泛盛行的当属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上海市安国路岳州路段，专门开辟的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的，以蟋蟀交易为主的市场，成为玩友汇聚的热点地区之一。现在，小小的蟋蟀在上海早已深人人心，街头巷尾常可见玩斗蟋蟀的人群，报刊、电视等媒体也常可见玩斗蟋蟀的报道。蟋蟀竞斗也已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真正的一门内涵丰富的文化娱乐项目。上海的蟋蟀爱好者中不乏有学识、有修养的文人雅士：著名艺术大师和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沪上滑稽界泰斗姚慕双、评弹艺术表演家吴君玉，都是养虫名家。目前，上海的蟋蟀爱好者在社会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陆续建立了“西宫蟋蟀草堂”等各种民间蟋蟀组织。《中华斗蟋蟀鉴赏》《南盆窥探》《民间传世—上品蟋蟀108将》等大批关于玩斗蟋蟀的书籍在上海都很畅销。
由上述可见，由于政府方面政策限制方面的缓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斗蟋蟀文化正处在一个大的复兴时期。七宝镇正是抓住这一个大好的复兴时期的机遇，并且依靠自身所具有的蟋蟀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利用已有的知名度，重点打造七宝蟋蟀文化。
四、七宝“斗蟋蟀文化”的打造
在斗蟋蟀文化的复苏和打造过程中，和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有政府、企业参与和民间行为的推动作用。在七宝古镇，有政府出资建立的用来集中展现七宝蟋蟀文化的“蟋蟀草堂”，在内陈列有关蟋蟀文化的相关内容：捕捉技能、饲养方式、竞斗规则等。除此之外在草堂内和门廊内墙等地方悬挂历代咏诵蟋蟀的一些诗文。
另外草堂内还收集有各种良种蟋蟀的图片和一些和蟋蟀有关的实物用品，比如，蟋蟀洗澡处、蟋蟀称重处、蟋蟀活体标本、顶级蟋蟀罐等上千计数的物件。七宝蟋蟀馆通过历代蟋蟀文化的归纳和挖掘，生动的使游客对斗蟋蟀文化有一个整体了解和印象。
除了蟋蟀草堂之外，政府还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复苏并促使斗蟋蟀文化的发展。七宝镇政府在其辖区的九星村专门开辟了七宝九星蟋蟀市场，并且在每年秋季都要举办有企业赞助或参与的“蟋蟀文化节”。为广大蟋蟀爱好者提供了“以虫会友”的平台，弘扬“七宝虫文化”。
在这场打造七宝斗蟋蟀文化的活动参与者中，除了当地政府、企业以外，更不乏斗蟋蟀的爱好者们。2005年成立的蟋蟀协会，目前这一民俗组织已经发展到300余名会员，这些会
员不仅有七宝，还有来自浦东、金山等地的爱好者。在七宝古镇，也有由台湾“虫迷”建立的七宝蟋蟀协会俱乐部。
可见，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关注文化商品企业的参与、一般群众的自发性动机，使得斗蟋蟀文化已经成为七宝文化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内容。
五、斗蟋蟀文化和上海都市化充分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斗蟋蟀文化是一项典型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而上海作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方面，民俗的稀有性。在这里，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都市内部蟋蟀减少，造成了“土虫”的稀缺。蟋蟀的环境适应性很强，即使在都市也容易生存，但是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造成了蟋蟀声息区域的缩小，可捕获蟋蟀数量也极少。另外，上海及上海周边的郊区城镇，唯独七宝蟋蟀最为出名，最有历史渊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稀有价值。此时，民俗的稀有性使其本身获得增值，并在再利用下，创造出一些更高的价值。
第二方面，城市之外对自然的追求。都市居民通过“斗蟋蟀”达到鉴赏并亲身体会“自然”的目的。随着各种开发和城市化进程，自古以来有很多“自然”消失不见了。都市居民通过运用盆栽、养鸟、观赏鱼等，来达到培育在他们生活中的小“自然”文化。这种情况与“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几乎一样。在当时，锦鲤、盆栽、石艺等贴近自然的都市趣味都得到了发展。
第三方面，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富裕和意识改革使得人们对“过去的”文化进行了回顾反思、保护和再生的活动。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富裕阶层，并且一般都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也为之增加。这也就增强了承担斗蟋蟀这种兴趣所花费的费用和时间的能力。另外，“斗蟋蟀”活动也从从前的赌博，被认为“玩物丧志”的文化，改变为文化名人追求的“修身养性”的文化。这种认识和意识上的变革，也为“斗蟋蟀”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化充分发展的时期，由于传统民俗的日渐稀少，给自身带来的增值，引发人们对其高度评价并予以保护发展的态势。另外，“由于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富余和意识上的改革”⑥，再加上自古以来，人们对“自然”追求和返璞归真的心理也促使对被搁置忽视的传统文化的再恢复、利用复兴的活动。而七宝古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充分利用其传统的“斗蟋蟀文化”，来打造特色的古镇文化。
注释：
①王雪梅.《论古镇旅游资源开发——以四川为例》，《四 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②张松.《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景 观解读》《时代建筑》，2002年第4期
③张泉鑫.《斗蟋蟀史话》《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④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1990年版，第35-36页
⑤毛憲民.《清宫大内草虫鸣》《紫禁城》，1994年第6期⑥菅丰著、陈志勤译.《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 俗文化的扩大和发展——以中国蟋蟀文化为素材》《文 化遗产》，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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