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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学观引言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为一名普通大众，我对科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理解。
在我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态度。
我的科学观既包括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也包括对人类社会和人文领域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我的科学观，并探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科学之上知识与方法论我的科学观认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方法论。
科学方法强调观察、实验、推理和验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通过科学方法，我们能够获得客观事实，并建立起可靠的理论框架。
然而，我的科学观也意识到，科学方法并非万能。
有些问题无法通过实验来解答，有些领域无法用简单的定量模型来描述。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运用其他方法论，如哲学、艺术、历史等，来探索世界的更深层次。
科学与人文科学和人文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
科学提供了客观事实和理论框架，而人文则关注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
科学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而人文告诉我们事物为什么重要。
举个例子，科学可以解释地球自转引起的昼夜变化，但只有人文才能赋予昼夜以意义。
昼夜交替让生物有休息和活动的机会，也让人类有时间分工合作、进行社会交往。
在这个例子中，科学提供了客观事实，而人文则赋予了这个事实以意义。
全球视野与可持续发展我的科学观强调全球视野和可持续发展。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
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变化、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我对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切。
科技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生活便利，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我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应当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循环。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科学与艺术科学和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两大表现形式。
科学追求客观真理，而艺术追求主观美感。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和艺术也有相通之处。
作者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
最终，作者设计出“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用来解决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知识分子研究闻名的许纪霖，由内而外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他一直都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但他的底色和重心明显落在“思想”上。
极具学术价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类著作之一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本书当中，作者德雷谢维奇历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数宗罪”，并提出“读藤校远不如读公立大学”，“公立学校更重视教育、教学方法也更灵活、更前沿”等观点。
推荐《优秀的绵羊》原因有三：首先，德雷谢维奇在常春藤名校浸泡了24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在耶鲁任教10年，所以他知道藤校是怎么一回事；其次，他很会
写，很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第三，他几乎颠覆了整个美国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
一本颠覆美国中上阶层价值观的警世之作
《优秀的绵羊》
作者：[美] 威廉·德雷谢维奇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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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2018.11。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解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
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
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
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
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出品：李玉霄监制：赵国臣制片：郭法德统筹：vingie 本期编导：金波郑晓艳魏青科本期后期：吴林涛本期摄影：张贺庆陈培(腾讯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简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中国90年代的人物事迹中国9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经济改革的进行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一些人物以其特殊的贡献和事迹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介绍其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他们在中国90年代所做出的卓越成就。
1. 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他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9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要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思想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对中国后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刘翔：刘翔是中国90年代的一位杰出田径运动员，他在110米栏项目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赢得了金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田径项目上获得奥运会金牌的男子选手。
他的成功不仅彰显了中国田径水平的进步，也鼓舞了许多中国人的士气，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3. 王小波：王小波是中国90年代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对现实社会的刺激性观察而备受关注。
王小波的代表作品《黄金时代》以及《黄金时代之日本十年》被视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他通过犀利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4. 李娜：李娜是中国90年代的一位杰出网球选手，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大满贯赛事中获得单打冠军的选手。
在2011年和2014年，李娜分别夺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她的成功不仅引领了中国网球的发展，也为中国女性在体育领域中树立了榜样。
5. 许纪霖：许纪霖是中国90年代的一位资深记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执着的追求获得了广泛认可。
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和主编，许纪霖致力于媒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他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方面表现出色，如揭露北京长安街上的贪腐和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
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发布时间:2014-06-26 11:26 作者:许纪霖字号：大中小点击: 9773次——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内容提要】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
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
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
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关键词】公意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党国代表制魏玛共和Abstract：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or party-state system，which of these three political systems can best represent the “general will” in a modern country？Different choices and practice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and so we hav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Germany，and theparty-state syste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a short period of 1912-1927，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went these three systems successive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over the issue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n the day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 shows that such a violent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was directed by the ever-changing ideas of realizing “general will” and the cri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resulting in special experiences and political ideas in modern China.Keywords：general will，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party-state system，Weimar Republic一场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的中国君主专制。
许纪霖如何上场，如何下场：一个帝国的兴衰史CCCP，现在的年青人很少知道这四个字母意味着什么。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仅仅存在了70年便瓦解了，其寿命比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帝国还短。
苏联帝国兴衰之秘密，如同罗马帝国一般引起学者们持久的兴趣，祖博克的名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最近翻译成中文了，该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花了三十年，但这个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时间？苏联的解体，是一次突发的雪崩，谁也没有预料到。
庞大帝国的身影，消失在世纪末的地平线，为半个世纪的冷战划上了句号。
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五个时代。
作为一个帝国，其真正的打造者是斯大林，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以死亡2600万人口为代价，苏联在二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大超级大国，达到了它的巅峰，但这也是其衰败的开始。
在战争的后期，几百万苏联红军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他们是征服者，但精神上却为被征服者所征服。
从国外归来的军官们私下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
著名的战地作家西蒙诺夫在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描写了一个捷克女郎与苏军上校的对话，女郎不无鄙视地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
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
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上校沮丧地承认：“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
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
这一情形如同19世纪初进军巴黎的俄国军功贵族为先进的法国文明征服，回国后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十二月党人一般。
战后的苏联，要求改革的声音在地下滋长，但斯大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他陶醉于帝国的强大之中，偏执地拒绝一切改变。
国门一旦开过，心灵之窗就再也不可能关闭。
斯大林死后，一场迟到十年之久的改革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启航。
许纪霖：何为新天下主义？影响21世纪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
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却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
在国内，边疆所发生的民族与宗教冲突之间没有解决，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分离主义和恐怖活动。
在东亚，中国的崛起让有些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空气高涨，呈相互刺激之势。
犹如19世纪的欧洲，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
这一本源不是别的，而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意识，这一意识如今已经成为从社会上下的宰制性思维。
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需要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
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义的普世性价值何谓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
[1]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
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普世的，国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则将人人相食，成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
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
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Mok读后感：作为拯救人类灵魂的职业，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虔诚地拜读这篇文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每隔10年就有一个焦点的变化：1980年代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如何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到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被边缘化，于是焦点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进入21世纪，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少数人甚至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媒体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全民腐败”，不仅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败。
最令人痛心的是，连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
校长贪污、教授抄袭、中小学教师奸污女学生……此类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人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
前者与人的灵魂有关，后者拯救人的生命。
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有权势，而是有道德清望。
所谓读书人，不但有知识，而且是社会的道德表率。
特别是到乱世，普遍有一种期待，期望读书人出来拯救社会、拯救人心。
然而近十年来，民众非常失望地发现，原来连社会最期待的读书人在精神、道德上也垮了。
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整体腐败了，而是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整个群体形象，且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对此也缺乏制度和良心的约束。
更要命的是，各种不正之风和学术不端，普遍流行于知识界，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成为做得说不得的潜规则。
知识界风气的败坏令社会惊呼：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知识界风气的改善还有希望吗?战乱不断的民国是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要改善知识界的风气，首先是制度的改革。
腐败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制度性糜烂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以大学为例。
为了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各级部门和大学出台了很多惩戒性措施，不能说没有党纪国法，然而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学术腐败，腐败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人过去讲“人治”，讲道德表率，期望有道德的精英出来担任领袖，从而移风易俗、改变社会;现在从“人治”走向“法制”，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法的秩序”。
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2014-04-28 08:49 来源：东方早报我有话说作者：许纪霖过去史学界过于沉湎于中原文化中心论，将清朝的成功视为中原文明同化了满族的结果，事实上，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帝国，清朝所留下的众多政治、文化遗产，有的是中原文明的历史传承，但更多的却是满清作为北方民族自身的独创。
古代史的许多概念已成常识，然而常识习以为常，一般学人潜移默化，不去推敲深究，比如中国、天下、中华帝国、王朝国家、朝贡体系等等，难道真的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当把这些烂熟的概念用来解释历史、运用当下时，常常会遇到暧昧的困境。
我们是谁?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中国是华夏，抑或包括蛮夷?华夏之天下等同于今日之世界吗?古代中国的认同，究竟以何为中心?以朝贡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真的是古代中国世界关系的全部?我虽不治古史，但在研习现代中国的时候，不得不回溯这些与中国传统无法剥离的问题，概念的背后是一个有争议的真实，有争议的真实背后，更是一个多元脉络的“中国”。
先从天下说起。
何谓天下?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
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组体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体现在人间秩序，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
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仁义价值与礼乐规范。
天下之价值来自于超越的天道，而从西周开始，天就被认为是内在地具有德性的，而天道与人道相通，天意通过民意而表达，天下也就因此拥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伦理价值。
天下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秦汉之后，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之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
这个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始于西周，完成于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东亚乃至世界呈同心圆辐射的结构。
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的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之间、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中心清晰，边缘模糊。
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含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之疆域。
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都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邢义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圆结构与周代封建的亲亲、内外完全一致，亲亲之义在差等，由亲而疏，由内而外，无限可以放大。
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与天下所对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夷夏。
何为华夏、何为夷狄?在古代中国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
夷夏之间，所区别的是与天下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
中国历代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
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
华夏的骄傲与自大，并非血缘性、种族性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傲慢，而对夷狄的鄙视，也同样如此。
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中之一员，哪怕成为统治者和皇帝，在历史中也并非个案。
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
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
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
华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许倬云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
天下有绝对的敌人，即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的夷狄，需要夷夏之辨。
但作为具体的夷夏，却都是相对的，可以教化，化“他者”为“我者”。
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化夷为华。
历史上夷夏之间、胡人与汉人之间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明代和清朝。
在这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过程之中，不仅蛮夷被汉化，也有汉人被胡化的反向过程。
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已经渗透进许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
所谓的天下，乃是一个不断的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
夷夏之间，既是绝对的(有无礼乐教化)，又是相对的(相互的融合与内化)，随着每一次中原文化对外的扩张，华夏民族融合了原来的胡人，使得他们成为新的一员。
天下以华夏为中心，也包含了蛮夷，而蛮夷又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内蛮夷在中国疆域之中，外蛮夷不属于中国，却是中国的属国。
那么，天下与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与世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天下所蕴含的空间，比中国的地理概念要大。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
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
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
但这个“中国”，在具体的年代里面，总是由某个正统的王朝所代表。
不同的国家或王朝都想问鼎中原，争夺这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
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
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
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
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缅甸、苏禄(菲律宾)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
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
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
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它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
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
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
那么，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呢?二者有很大的差异。
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所组成，但在古代，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一旦与自我无关，便不再关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
天下不等同于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汉代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但不认为与天下有关。
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外与天下无关。
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天下观，是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是内外有别的秩序。
但这个内外，只是相对的，且富于弹性。
只有相对的内外，没有绝对的敌我。
蛮夷之国今天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明天臣服于中央王朝，来朝示好，便被纳入天下秩序。
古代中国之天下，理论上是无限的，现实中又是有限的。
在理想形态上，天下等同于整个世界，天下是普世主义的价值，但在现实形态上，天下又无法等同于世界，总是有着王朝国威无法顾及的化外之地，有着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蛮夷。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对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
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
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
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的。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
近代意义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state紧密相关的、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
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和打造，因此nation 在中文翻译上，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
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
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
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
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
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