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1. 鲁商精神特征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从清代的“瑞蚨祥”、“便宜坊”、“四大堂”、“八大楼”，鲁商、鲁菜就威震北京数百个春秋，现代的如海尔、海信、青啤、张裕等“鲁商军团”，他们跨出国门，远征世界，屡创商业奇迹，让人刮目相看。
新鲁商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特色。
山东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民营企业家总体数量少、比重低。
那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由于与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官商色彩。
鲁商在经商风格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
形成于山东大地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
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其中尤其深刻地塑造了山东人的性格。
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鲁商精神基本特征可以这样概括：为商以德，诚信为本，谋利有度，竞争有义，利泽长流，以仁待客，宽厚圆融，精于核算。
鲁商比粤商具有更强的团队精神、更强的吃苦精神。
在竞争中讲究义气，更为宽厚。
但是鲁商与粤商相比，经商活动中冒险意识较弱。
2、苏商精神特征江苏自古经济发达，近代苏商以从事棉粮贸易为主。
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力量，以张謇、荣德生为代表的苏商倡导的“实业报国”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典型代表。
苏商与擅长钱庄银票的晋商和专注商品的徽商不同，他们是以实业为本的新式商帮，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到了20世纪80年代，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主要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让苏商再度崛起，今天涌现出沙钢、苏宁、森达等一个个活力四射的企业，一代新苏商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苏商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安稳、中庸、善忍、聪明。
他们崇尚实业、诚信经营、精细沉稳。
他们注重薄利多销，不贪求厚利；崇尚“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经营理念；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在新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而在更宽、更广、更高的平台上参与竞争；他们为人低调，礼貌待客。
精心整理
何谓中国人的商业精神!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西方资本主义对金钱的追逐是其商业的本质！而一谈到
中国人的商业精神，一般都会说到孔子的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关键是，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社会有一条潜规则：只要爱财，就不是君子了，因此，
是个争论的话题。
纵观中西历史的发展沿革，我觉得，中国人的商业精神应该具备下面五个最基
本的理念：
一是尊重金钱。
很多人对金钱是爱恨交加，一边是钱就敢要，一边大骂“钱是王八蛋”；一边是“不是为了钱”，一边给钱少一分都不干。
这不仅源于个人的品质，更关乎对于金钱的认识。
我们先不管经济学对于金钱的解释，对于一个社会中人来讲，要树立真正的商业精神，首先要对金钱产生尊重感。
有人说“视钱如粪土”，这种想法既可以产生义士，更多的是产生骄奢淫逸之辈，不是节省金钱、让
人更习惯的是投机而不是投资。
三是创价光荣。
一个充满商业精神的社会是一个鼓励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光荣的社会。
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长期以来认为，农业创造价值，仕能创造价值，其他如商业，均不产生价值。
到了现代，我们开始接受技术创造价值，但是骨子里仍
然不认为商业过程产生价值，甚至也不认为商业管理人员创造价值。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的人生信条衍化出了一条社会潜规则：干活的人不光荣，不干活拿钱才是最光荣的。
有人可能有异议，那就仔细研究现在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链条（社会价值链：一线工作者-商业管理者-商业经营者-政府官员）。
也就是，这个社会里很多人更愿意去做分配价。
传统商业文化与商人精神：出奇制胜，心志专一在商人精神中有关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有一条极其重要，即要经营成功，不但应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而且应树立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富者必用奇胜”。
“出奇制胜”原是兵家之道。
《孙子兵法·势》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意思是要运用特殊的手段，以“出其不意”的斗争谋略与方法去博取胜利。
善出奇者要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之所不能为，“战胜不复”(不重复前谋)，随宜制变，出奇无穷。
经商古称“治生”、“货殖”；战国时白圭治生既然犹“孙吴用兵”，可见古代最早善于把兵法运用于经商者就是这位白圭。
兵法中所谓的奇、正与经商如何联系？司马迁作过回答：“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勤俭(纤啬筋力)虽是治生正道，但如不能出奇制胜，也不能致富立业；奇和正必须很好结合。
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孙子兵法·注》)。
货殖家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常胜不败之地，只靠勤俭不够，还必须通权变，讲智谋，也如用兵那样，以出人意表的斗争策略去制胜致赢。
“以奇胜”体现着兵家的“权变”思想，不拘于常法，而善用变则，“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
这是智谋的结晶。
白圭对“其智不足与权变”者不肯收其为徒，因为这种人是不能运用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的。
经营有成必须是勤俭与奇胜的结合。
司马迁总结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很具体生动。
如前已提到的说范蠡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些都为他人所不能为，看似有悖常理的作法，恰是出奇制胜取得成功之例。
又如说白圭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与“人弃我不取，必待更贱始取之，人取我不与，必待更贵始与之”的作法判然有别，也正是白圭的出奇之处。
范蠡、白圭经商之奇就奇在他们掌握了那个“待乏”原则。
一个出色的商人应具备的七条精神1、要有聚资能力：无论你是刚开始创业或者企业陷入困境面临倒闭，还是企业要快速发展抢占市场，你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资金，如果你不具备聚资能力，经商还是要慎重。
2、丰富的生活常识：一、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厨房小事，这是一个交际高手所要具备的，因为建立同好可以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建立关系。
二、可以借古通今，有助于对发展趋势的预测，避免走弯路。
三，创新来自灵感，更来自对生活的体会。
3、广阔的人际网络：不要拒绝和一般人做朋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潜在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一条路，只有建立广阔的人际网络，才能保证你顺利迈向终点。
4、诚信经营：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
5、学会做亏本生意：在经营中你难免要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做出决测，你舍弃“眼前利益”，虽然挽回了一个合作伙与企业的信誉，但有可能会因此资金无法转周面临倒闭，你选择“眼前利益”也就自动放弃了一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可能会给企业的信誉带来影响，导制企业寸步难行。
其实“眼前利益”所带来的麻烦是长远的，而“长远利益“所带来的困难却是一时的。
在度的把握上，只有你学会了该亏就亏，亏不起的千万不能亏，企业才能走得更远更持久。
一万块肯定不值，但我买了这个网站，通过他我结识了更多我的同行们。
而很多机会都是这些朋友介绍的。
另外我现在想通过这个网站在网络方面展开自己的业务。
6、信任你身边的人：其实这是一个争议性较强的问题。
有的商人认为，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人包括兄弟，因为你最信任的人也就是敌人最想收买的人。
而且绝对的信任，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有的人认为，信任其实就是最大的支持，信任可以产生极大的动力，信任是相互沟通与合作的基础。
其实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偏向于后者，因为社会已经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信任可以创造奇迹，而不信任可以酿成很多悲剧。
7、冒险精神：如果你想在商场上出类拔萃，你就必须拥有它。
因为你不可能李嘉诚那样的好运，能够把握住三次改革所带来的机遇。
传统社会商人贵族精神对余当今的启示传统观念里，商人，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商人，是一个不被人看好的职业群体，是一个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劳动群体，他们常被冠以“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称谓，而商人的原型，却是商朝时没落的贵族。
商的本源是纯正高贵的，中国最早的商人要追溯的商代，武王灭商以后，殷商那些落没贵族的遗老遗少们，没了地位，没了供奉，他们不像平民百姓那样懂得耕作勤俭，他们也不会像奴隶那样苟延残喘，他们保留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高贵的气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继续生活在社会中。
他们凭借自己拥有的才华，凭借自己原本属于贵族的气质，和可以从贵族那里获得的信息，开始进行贸易活动。
传统社会的商人，是那些因为社会动荡而失去自己生存权利，曾经非常富有，非常荣光荣耀的一个群体，贸易活动，只是他们的自救，是他们在变迁的社会中选择的一种谋生手段。
商人的起源是贵族，所以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坑蒙拐骗，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他们是贵族的血统，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丧失自己的道德准则，违背自己的信仰，二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落没的贵族，他们只需要一个谋生的方式，平平淡淡的生活，而不是过分的追逐利益，使用奸诈手段，这样对他们的本身利益也没有益处。
传统的贵族是一个拥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群体，他们知道上层社会需要什么，他们饱读诗书，拥有当时社会平民百姓所无法拥有的素质，他们能够分辨良莠，能够准确判断怎样做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
对于身处当今社会中的我们，需要从传统社会的商人贵族精神里学到的很多很多。
我们应该从商人的行为中寻找到贵族的影子，无论是晋商，徽商，浙商，他们同样继承了传统商人不畏艰险，艰苦卓绝的开创精神和坚守“公卖公卖，童叟无欺”的原则。
商人就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为客户提供需求，通过交换，各得其所的社会群体。
无论我们今后是否经商，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和诚信为本的准则都是值得我们坚守一生的优秀品质。
中国商业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传统贵族没落后的自救运动，贯穿其中的是贵族的品质，精神，道义还有深深的人性关怀。
民国商人的企业家精神10信管本王晶摘要：在现代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三鹿三氯氰胺，“红鸭蛋”苏丹红，以及地沟油等等事物的出现，现代企业的精神，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道德标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
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依靠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开创了近代企业。
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工商业，奋力同洋人竞争，创造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奇葩。
关键词：民国商人企业家精神正文：民国时期的商人虽然各自背景迥异，但都是怀着“实业救国”的共同信念，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努力传播爱国思想。
他们虽然是资本家，但无不怀着崇高的爱国精神担起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担，承担起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40 年代，在中国工商业振兴的这短短40 年的“黄金时期”，曾经活跃着以张謇为首的这样一批代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式工业和精神面貌的民营企业家：南通大生集团创始人张謇、无锡的“面粉和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和“火柴、煤业和企业大王”刘鸿生等。
在那个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民国时期，在那个中国人民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甚至转移破产，但是他们的出现造就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
“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从子贡、胡雪岩、王朗云观中国古代之“士魂商才”——谈余英时《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前言纵观本学期中国文史原著讲读课程前半段所阅读的《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思想、宗教、制度都有着很深刻的见解，但其所著的《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却是我在本书中，唯一持质疑观点的文章。
本文以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士魂商才”为核心线索，引涩泽先生《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的中心论点，即“儒家伦理在现代必须与企业经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以造成一个经济富裕和道德修养交相映发的社会”1，重点分析了16世纪中国儒家伦理与商业经营的合流原因以及士商互动下社会思想的转变。
然而金无足赤，白璧有瑕，读罢全文，竟不免对书中某论据感到牵强（后文会重点提及），深思后对书中观点亦不敢苟同，故想结合中国古代三名有代表性的商人为例，探讨一下所谓“士魂商才”之理论，观传统中国儒商之情状。
子贡与《论语》：扭曲歪解的理论来源提及儒商不可不提子贡，正如提及论学不可不提孔夫子一般。
子贡之被推崇，在子贡所生活的时代就已显现：“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2……等等时人之评价，以及西汉司马迁“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3的感叹，都表明相对于四处奔走、甚至会“困于陈蔡之间”的“丧家狗”老师孔子，“家累千金”的子贡，其形象无疑更光彩，其能力无疑被肯定。
那么这样一个既有商人之才，又被称为“瑚琏之器”的子贡，在后世被商人阶层供奉为榜样、先师乃至“儒商”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但真实的、《论语》笔下的子贡真是儒商们心目中那样完美么？余英时先生在文中，对子贡的评价亦是极高的，称赞其为“最有开创本领的1三联书店，余英时著《中国文化史通释》第51页2出自《论语》子张篇第十九3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大企业家”4，继而引申出其支持涩泽先生“孔子并没有把‘仁义道德’和‘生产谋利’放在互不相容的绝对位置”5的观点。
古今商帮——精神的传承与进取第一篇：古今商帮——精神的传承与进取第1页古今商帮——精神的传承与进取本文是以古今我国商帮的精神传承作为中心，来探讨无论是古代商帮，还是现代商人，都表达着这样一个愿景：中国商人一直肩负着民族发达与振兴的重任。
回想形成于明代并兴旺于清代的十大商帮书写了“中国商人”的形象，这种以地域划分为基础、以共同精神为纽带的商人群体，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一时。
进入现代商业社会以来，古代商帮逐渐被淡忘。
然而，当我们纵观如今大大小小的企业后发现，它们的地域性、文化趋同性，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色彩，而地区性的经济发展更是带有浓重的商帮痕迹。
也许，现代中国所需的商人精神，正是在对传统商人精神的继承之上，与新时代商业社会的融合。
希望我能从历史中寻找商人精神的优秀基因，在当下的视野中进行分析与批判，这正是我谋篇布局的出发点。
1灿烂隽永的商帮精神历史像是一位不知怠倦的行者，总是毫不踌躇地前行。
那些尘封于历史中声名显赫的地方商帮因跟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衰败，然而他们就像陨落的流星，曾经的辉煌历历在目，其规模之大、实力之雄厚、影响之深远，无一不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引发我们对中国商人精神的思考与探索。
1．1好儒之道挈领商帮传奇古代商帮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仅仅是靠着勇气与机遇等等一二因素所为，我认为好儒是商帮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
第2页“学而优则贾”，便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
据说，在晋商家族中，最优秀的读书子弟去经商，次之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在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1]。
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样的概念相差万里。
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例如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
“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及其当代性意义内容摘要：“三言”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同时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展示了宋明时期商人在经商意识、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并表明了作者对其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的肯定。
本文通过对商人形象的解读和对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所反映出的特质进行分析，凸显其当代性意义。
关键词：“三言” 商人形象当代性经商理念（一）义利兼顾“三言”所表现的商人品质凸显出重义轻利，商人重利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的“义”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正反映了宋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商人身上积淀的儒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念向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下移，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内的局部调整，“道德尺度不再具有唯一性，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因其足以改变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而被视为‘善业’，商人阶层特殊的活动方式与手段不再只是批判与谴责的对象，崇尚实用的功利原则已经成为小说家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肖琳，1999）。
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们也在努力追求他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念，他们注重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所以他们推崇这种观念。
在“三言”中的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试图追求一种新的义利观，他们既讲义，又重利，可谓是义利兼而得之。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以及《陈御史巧堪金钗钿》（《喻世明言》卷二）等都较典型地刻画了重仁义，讲道德，坚守诚信的商人形象。
（二）善抓商机“三言”中的商人都注意商业信息，善于抓住机遇。
他们往往通过市场信息的调查，及时根据市场需要或调整经营方向、或提高销售价格，从而获取比往常更多的利润。
要获取商业信息，不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重要的是对信息有敏锐的洞察分析能力，还有交易过程中的随机应变，反应灵敏，这样才能在一瞬间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使自己赢得商机。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中的卖油郎秦重，本在朱十老油铺里当伙计，因另一伙计邢权与侍女兰花勾搭成奸，兰花在朱十老面前诬陷秦重调戏，致使朱十老把秦重责骂一番，逐出店门。
《中国人的精神》阅读理解及答案《中国人的精神》阅读理解及答案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
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
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
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或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
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
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
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
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
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
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
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
中國商人的精神(下1)余英時著作龔哲嶔打字許雅棠擇取說明宋代以來商業的發展是中國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明清代尤然。
討論以商人的精神憑藉和思想背景為主要對象，在時限上大致以十六世紀為斷，也就是從王陽明到乾嘉漢學這一段時期。
一、明清儒家的「治生」論關於宋代以來商人社會功能的變遷，清代沈垚1798-1840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中說：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於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
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滿足早晚的需求)，以專事進取。
於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勢益重。
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
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
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小氣計較)日益甚。
然而睦婣(音因)任卹(敦親睦鄰與撫卹顧貧)之風往往難見於士大夫，而轉見於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
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
為豪傑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
是故為士者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
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
主要在說明宋元以後商人地位的變化，或科舉制度的經濟基礎，沈垚是一個鄉試多次失敗的寒士，因此不免有不客觀的成份，但總體來看他的論斷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
一、宋代以後的士多出於商人家庭，以致士與商的界線已不能清楚地劃分。
二、由於商業在中國社會上的比重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業界吸引過去，且商人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的手中轉移到商人的身上。
(補)元朝士人許魯齋有言：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
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
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又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
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
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
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宋元學案》：魯齋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清初唐甄1630-1704在「養重」一文中說：茍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捨之則無求財之正道)。
求之，必為小人矣。
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
唐甄宗主王陽明之學，但晚年轉而經商，他「以賈為生」是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尊嚴。
明清之際像唐甄這裡由士入商的頗不乏其例。
全祖望1705-55「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云：吾父當述魯齋之言，謂為學亦當治生。
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為利之謂，蓋量入為出之謂也。
錢大昕1728-1804「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有「治生」一條，也引許魯齋之說，予以肯定。
他的結論說：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
全、錢二人已無朱子和王陽明的顧慮，恐涉及「經營」或「治生」便對於「道」或「學」有妨。
反而以「治生」為「先務」的觀點。
在沈垚「與許海樵」信中說：衣食足而後則以禮節，先王之教也。
先辨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
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責人？豈非宋儒之教高於先王而不本於人情乎？宋有祠祿可食(可是前面卻說宋以後士人需自治生計)，則有此過高之言。
元無祠祿可食，則許魯齋先生有治生為急之訓。
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
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
沈垚強調的是士必須在經濟生活上首先獲得獨立自足的保證，然後才有可能維持個人的尊嚴和人格。
陳確所寫的「學者以治生為本論」：學問之道，無他奇異，有國者守其國，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
所謂身，非一身也。
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內事。
仰事俯育，決不可責之他人，則勤儉治生洵是學人本事。
．．．確(指陳確本人)嘗以讀書、治生為對，謂二者真學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於讀書。
．．．唯真志於學者，則必能讀書，必能治生。
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為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而待養於人者哉！魯齋此言，專為學者而發，故知其言之無弊，而體其言者或不能無弊耳。
此篇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它正式對王陽明之觀點──「許魯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提出反駁。
儒家為學有二事，一為「治生」、二是「讀書」，而「治生」比「讀書」還來得重要，士必須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才能有獨立的人格。
陳確重視個人的物質基礎，實可看作儒家倫理的一種最新的發展，他反對將「天理」和「人欲」予以絕對的對立化，肯定人個體之「私」，肯定「欲」，也肯定學者的「治生」，這多少反映了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一個新的變化。
二、新四民論──士商關係的變化王陽明「節庵方公墓表」略云：「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
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
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
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者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農也。
故曰：四民之異業而同道。
．．．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羨慕士人高貴)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
夷考其實，射時罔利(視時牟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
」「傳習錄」也提出了「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皆肯定了士農工商在「道」的面前處於平等的地位，「盡其心焉，一也。
」將良知「心學」普遍地推廣到士農工商四「業」上。
在「重修山陰縣學記」中說：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
可見「盡心」二字分量之重，商賈若是「盡心」於其所「業」即同是為「聖人之學」，決不會比「士」為低，這是「滿街都是聖人」之說的理論依據。
「墓表」中明白指出當時「士」好利尤過「商賈」，只異其「名」而已，王陽明想要打破世俗上「榮宦遊而恥工賈」虛偽價值觀念，且士商之間的界線已漸趨模糊。
王棟1503-81追述他的老師王艮(音更)的講學功績說：自古農工商賈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
．．．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而為經師，更相授受。
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
天生我先師（按：指王艮），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
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
先師之功可謂天高地厚矣。
王獻芝所引空同子之言見李夢陽「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原文說：文顯嘗訓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
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
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
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
汪道昆在「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冝人閔氏合葬墓志銘」中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
要之，良賈何負閎儒！明刊本「汪氏統宗譜」卷一六八也說：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巖(地名。
位於今山西省平陸縣東。
相傳為商傅說版築之地。
)魚鹽中，良弼、師保寓焉(藏有足以輔助君王的良相師保)。
賈何后于士哉！世遠制殊，不特士賈分也，然士而賈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賈之不為士也。
故業儒服賈，各隨其矩，而事道亦相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限于業哉？「良賈何閎儒」、「賈何后于士」這樣傲慢的話是以前商人想都不敢想的，這些話充分流露出商和士相競爭的強烈心理。
明清以前，商人地位仍低。
如歐陽修「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云：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
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
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
用力勞者，其得厚。
用力媮者，其得薄。
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
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
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
」又如宋代儒者陸游的家訓「太史公緒訓」：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
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
．．．仕官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
但切不可迫於食，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
陸游所根據的是典型的傳統四民論，子弟只能在士農兩業中謀生，決不可為市井小人。
楊維楨描述元代鹽商的「鹽商行」有云：「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
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
大農課鹽析秋毫，凡民不敢爭錐刀。
鹽商本是賤家子，獨與王家埒（ㄌㄟˇ匹敵）富豪。
」明代一開始朱元璋便立刻回到漢代「法律賤商人」的舊格局中去了。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記：（洪武）十四年（1381）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
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一直到十六世紀(明朝（1368年—1644年）)，傳統賤商的價值才開始鬆動。
至明清時代社會結構的轉變原因眾多，主要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中國人口增加，但舉人、進士名額並未增加，考取功名機會降低，形成棄儒就商的趨勢，二是明清商人的成功影響士人棄儒就賈，且明清捐納制度開啟商人入仕之路。
明清儒家和商人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何心隱在「答作主」中說：商賈大於農工，士大於商賈，聖賢大於士。
又說：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
農工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
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
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
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捨其所憑以憑之耶？豈徒憑之，必實超而實為之，若農工之超而為商賈，若商賈之超而為士者矣。
他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實況，即四民之排列是士、商、農、工。
而且四民又可再歸納為兩大類，士商同屬於「大」，而農工則並列於社會底層。
山西商人席銘1481-1523：丈夫茍不能立功名于世，抑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于家哉！「【苑洛集】卷六」歸莊1613-73記士商兩棲之人嚴舜工：士之子恒為士，商之子恒為商。
嚴氏之先(嚴舜工的祖先時期)，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
然吾為舜工計，宜專力於商，而戒子孫勿為士。
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
「【歸莊集】卷六」明清之際的政治變遷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棄儒就賈」的趨勢，但不能過度強調政治影響力，可知的是四民觀已經開始動搖。
三、商人與儒學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高的一個社會階層，明清以來「棄如就賈」的普遍趨勢造就了大批人沉滯在商人階層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商業本身必須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商業經營規模越大則知識水平的要求也越高，明清時代便出現了大批所謂的「商業書」。
這些商業書可以說是商人為自己的實際需要而編寫的並且也是由商人刊行。
明清商業書是從商人觀點所編寫的日用百科全書，從天文、地理、朝代、職官、風俗、語言、物產、商業倫理無所不包。
書名中有「博考」、「通考」等字樣可能暗示明清考證學興起的社會背景。
商人對於宗教問題和道德問題確有積極追尋的興趣，不僅是被動地接受儒家思想而已。
商人之所以對儒學產生興趣是由於他們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幫助他們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