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_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试析王维晚年亦官亦隐的思想基础潘庆 西藏大学文学院摘 要：生活在盛唐社会的诗人王维，在度过前30年人生历程，亦官亦隐于终南山辋川别业，过着诗意栖居生活。

看似矛盾的散淡生活现象之下蕴含着唐王朝文化社会儒道释三家学说融合、并轨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发展趋势。

王维晚年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实是基于其个人深厚文艺素养的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的综合产物。

关键词：入世；空无；玄谈；文艺素养；亦官亦隐作者简介：潘庆，男，汉族，河南省封丘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74-01一、儒家学优则仕的入世思想春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即“士”文化阶层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中实现了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哲学的突破”，从此，“士”的特性已不再是客观的社会身份，而是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士志于道”“秉道授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被无数文人志士自觉秉承传递，镌刻进历史文脉的有效链条，内化为“士”文化基因。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王朝，国力达到当时世界顶级状态。

李唐皇室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利益，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隋大业元年（公元65年）开设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为国家统治笼络文化世人。

这在客观是为社会下层文人跻身仕途提供了可能，也为社会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配备注入了新鲜血液。

出生官宦家族的王维，自幼浸染家族父兄为官处事的儒家行为，饱读儒家圣贤诗书，感受大唐进取向上的社会风气，“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救世思想，更加激发了其干预政治的热忱。

“父处廉，终汾州司马……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家庭文化熏陶、社会入世风气、国家政治需求最终使王维走上了仕途生涯。

可以说，在王维前30年的人生历程中，儒家入世的文化思想占据着其意识形态的主导位置，事实上成为完全主导其处世哲学的核心文化。

二、禅宗避世无为的哲学文化历来论者都认为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晚年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下）黄丽;李克臣【摘要】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

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

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

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

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保守。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

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

“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Theoretically, what is lost courtesy is righteousness but not ceremony;therefore, finding righteous-ness must be the main body in finding courtesy among the commonalty .Consequently , that the Emperor loses his duty and the learning is scattered among the people is the social prerequisite but not has the value pursuit for find -ing courtesy among the commonalty .The inverse proposition of Confu cius ’ that the common people may not discuss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i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finding the lost courtesy among thepeople .Practically, Con-fucius conducted open -door schooling in his later years to impart the six classical arts , especially edit the Spring and AutumnAnnals set up a model for finding lost courtesy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axial period of the world , Confucius laid the basic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finding lost courtesy among the people lies not only in the culture openness , but even mor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ore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 finding lost courtesy among the people is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nfucian orthodoxy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against the political orthodoxy culture , but also a weapon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fighting against the political orthodoxy .It is the basic power to drive the Chinesesociety .The idea of finding lost courtesy among the people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4【总页数】10页(P95-104)【关键词】士志于道;中国文化传统;文以载道;礼【作者】黄丽;李克臣【作者单位】辽东学院韩朝学院，辽宁丹东 118001;辽东学院学报编辑部，辽宁丹东 118001; 辽东学院韩朝学院，辽宁丹东 118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二、孔子《春秋》与“礼失求诸野”我们同意“礼失求诸野”出自孔子。

试论《儒林外史》中的士子形象作者：李静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36期摘要：文士是战国之后分化出来的，自此以后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贵族的沦落和庶民的晋升都壮大了士子队伍，士子既入世又出世，修身养性又积极追求功名，科举制度是士子跨越门第实现荣身进阶的重要制度。

只是，八股取士制度造成士子精神退化、文化滑坡，这在《儒林外史》提供的士子群像中都可以得到窥探。

士子们地位不高，无稳定收入，一头钻进了八股的牢笼，士子举人化实属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士子们因此人性扭曲，可悲可叹。

关键词：士子;八股取士;鲁翰林;马二;杜少卿士子一般指古代知识分子，中国士子对中国文化得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想入世，世道沦落时又常出世。

虽然“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化的概念，但是士子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同时感时忧国，胸怀社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可以看出士子的知识分子追求。

先秦的游士以及，秦朝之后的士大夫都是中国的士子不不同朝代的体现。

《儒林外史》提供了一个中国士子的群像，为了解中国士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媒介。

一、士的缘起与发展历程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士文化的国度，那么要追溯“士”文化的缘起。

首先要了解“士”的含义。

翻阅《说文解字》可以看到如下解释：“士，事也。

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段玉载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1]大意为有学问有能力，基本可以理解为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概括。

其实在很多商周时期的资料中，士基本上就是知识渊博很有礼貌的阶层代表。

国内的一些相关学者通常认为士在古时是擅长武术的。

只是在战国后期有一些士开始专注于读书，不再对武斗上心，出现了分化，于是出现了文士。

士阶层出现以后，在每个朝代的兴衰起伏，发展历程很难有一个很统一的概括描述。

但是，这并不代表无法触摸其发展历程。

在士阶层的浮沉变化中，始终是与其他阶层的变化缠绕在一起的。

士做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始终无法脱离整个古代社会金子塔。

“江南三部曲”中知识分子乌托邦理想解读作者：于均浩徐玉英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2期摘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描写了陆家三代知识分子，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以及最终失败的命运。

三部曲中一以贯之的乌托邦理想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有的为了安慰心中不平、实现个人理想而追求乌托邦美梦，最后惨痛失败；有的为了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建设反被时代吞噬，淹没其中；有的在经历乌托邦的时代后遭受了理想的悖论带来的迷茫和痛苦，甚至出现心灵的变异。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知识分子；乌托邦；理想先锋作家格非呕心沥血十余年，在2011年完成了荡气回肠的鸿篇巨著“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三部作品表现了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以陆家族系为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革命、新中国建设和当代社会三个时期乌托邦理想追求的过程及失败的结局。

《人面桃花》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主要讲述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时期对社会改造的实践；而《春尽江南》则放眼当下中国社会，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现实。

一、传统知识分子：桃源如梦，昙花一现余英时先生曾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價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

”[1]（p2）在儒家文化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晚清社会中存在一大批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处江湖之远的陆侃与王观澄就是典型代表。

《人面桃花》中的陆侃曾在扬州做官，后来受“盐课”一案牵连，只好罢官回家。

陆侃从私塾先生那里得到韩昌黎的“桃源图”后，就一直沉浸在桃源梦境的乌托邦之中，幻想能在此地营造一个“世外桃源”，使百姓怡然自乐，自己理想得以实现。

文化名著导读1《士与中国文化》：追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流变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现居美国，当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之一，曾师从钱穆，学贯古今中西，对儒家思想及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导语：《士与中国文化》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重点考察了“士”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特殊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

为使论述免于空泛和武断，作者没有采用通史式的写法，而是将历代“士”的错综庞杂的内容梳理整合，集结为十二篇以“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论，先讲“士”的兴起与特点，再选取汉、宋、明清几个典型时期，分析“士”的演变脉络。

本书所关注的“士”约等于现今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类人一方面术业有专攻，一方面充当着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在专业越分越细、工具理性盛于价值理性的当下，重申“士”的传统，有利于增强知识分子关怀天下、秉公批判的社会责任感。

【有底蕴·精素材】素材一标题：士志于道文本：王子垫问“士何事”，孟子答曰“尚志”，这实际上发挥了孔子“士志于道”之说。

此时的士不但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而且解放了自己的心灵。

他们已能够超越个人的工作岗位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对象了。

所以孟子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现代社会学家指出，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这样，他们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

孔子所谓“士怀而居”或“耻恶衣恶食”便不足为“士”，也是指着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操而言的。

此时“士”的特性已显然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节选自《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章《道统与政统之间》）名师点拨：这段文字准确而又简明地揭示了春秋战国之际“士”的身份与精神的蜕变：原先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如今他们获得了“道”这种精神凭借。

这样，士就跳出了个人阶级背景的限定，拥有了社会批判的资源和自觉，具备了知识分子的雏形。

素材二标题：避世与觉醒文本：汉末士大夫之避世，颇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释者。

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将对汉学的研究置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同演进的大背景下，强调中国文明发展的连贯性和特殊性，这是有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特有的眼光。

这与“唐宋变革论”的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内藤湖南的“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更是斩钉截铁地划定了唐宋这个历史节点的特殊性。

然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在时间上难以割裂，唐宋的变革基础是承袭前朝的制度而来。

不是割裂，而是强调，是在历史长轴中勾勒出唐宋这一环。

《士与中国文化》充分体现余英时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的思维。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启发和影响了他在汉学研究的思维和观点。

余英时师从钱穆，他的作品，从学脉上或者学术关注情绪上，都有钱穆的印记。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他的不少观点是对老师的研究的重新思考和发扬光大，《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西学方面，余英时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

在访谈中，他说自己从杨联升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受益颇多，能将思想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士与中国文化》开篇自序中，余英时从历史比较的观点上，将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作对比。

其中西方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其基本性格与中国孔子所揭示的“士志于道”极为相似。

而“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即是将所学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维护社会基本价值，都是“士”的重要的特征。

余英时本人也认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价值，尽管自称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但却时常发文评论时政、文化，对于台湾服贸争议和香港游行等公共议题，他均有发声。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孙勇才
【期刊名称】《求索》
【年(卷),期】2006(000)009
【摘要】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总页数】4页(P134-137)
【作者】孙勇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
【相关文献】
1."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J], 房雪琴
2.着意“批判”与“超越”——品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 [J], 韩松
3."士志于道"与中国文学精神的个性 [J], 武宏璞
4.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J], 杨莎
5.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 [J], 李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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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2015届高三第一次诊断性考试语文试题高三2012-03-20 15:02甘肃省兰州市2015届高三第一次诊断性考试语文试题第Ⅰ卷（选择题，共30分）一、（12分，每小题3分）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A．匡正（kuāng）福祉（zhǐ）稳操胜券（juàn）酩酊大醉（mǐng）B．渎职（dú）豢养（huàn）自出机杼（zhù）虚与委蛇（yí）C．召集（zhào）诟病（gîu）踽踽独行(yǔ）折戟成沙（jǐ）D．濒临（bīn）谥号（yì）良莠不齐（yǒu）倾箱倒箧(qiè）2．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A．尽管2012年壬辰年生肖龙票上张牙舞爪的形象争议重重，但如今此枚邮票的价格已涨了十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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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段时间，大雾天气频繁出现，兰州城仿佛变成雾都，空气中的PM2．5浓度越来越高，今天终于迎来了和煦的阳光，每个人都弹冠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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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A．故宫是一个历史文化整体，完整保护才有利于在现代社会中凸显其展示历史和见证历史的价值，这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先行者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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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媒介传播都是价值观传播，而纪录片担负着纪录社会、传播文明，天然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价值观和文化品质也就构成了品牌不可或缺的元素。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作者：刘效东来源：《科教导刊》2018年第11期摘要“士志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揭示“士志于道”的核心内涵，并弘扬其基本精神，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士志于道道尊于势明道救世以身殉道中图分类号：O4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8.04.026Abstract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is one of the basic spiri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veal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and promoting its basic spirit will undoubtedly have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etting up the correct values for contemporary youth.Keywords R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Pursue Truth； respect for the situatio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be a martyr for religion“士志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耀人眼目的基本精神之一。

千百年来，在“士志于道”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为百姓幸福，为抗击外侮，为抵御强暴，不惜抛弃身家之利害，乃至舍弃了一己之性命。

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和源泉之一，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的强大动力之一。

古代知识阶层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

‘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本文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一、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

“士”的称呼由来已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

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

《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

”《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

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

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

《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

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

”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

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

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

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