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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制度的历史演变契约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人们在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签订的各种合同和协议。
契约法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契约制度到现代的法律体系，不断地适应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古代契约制度的起源契约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
在古代，人们通过口头协议或书面契约来约定各种交易和合作关系。
例如，在古代罗马帝国时期，人们通过契约来买卖土地、租赁财产、借贷资金等。
这些契约的内容和形式虽然与现代契约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和目的是相似的，即确立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契约法逐渐成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契约法开始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护。
各个国家纷纷制定了契约法规，以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公平。
例如，英国的《法官法令》（Magna Carta）在1215年确立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保护了个人财产权和契约权利。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契约法面临了新的挑战和变革。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交易和合同签订，契约法需要更加细致和全面地规范各种合同关系。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法律体系不断地完善契约法规，制定了更加详细和专业的合同法律条款。
三、现代契约法的特点现代契约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自由原则：契约法强调契约自由的原则，即交易双方可以自由选择订立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原则保护了个人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2. 平等原则：契约法要求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平等对待，不得存在强制或欺诈行为。
这一原则确保了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法性。
3. 诚实信用原则：契约法强调合同双方应当诚实守信，遵守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一原则维护了交易的稳定和信誉。
4. 法律保护原则：契约法规定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和保护措施，当合同发生争议时，法律可以提供相应的救济和解决途径。
这一原则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案例分析：契约法中的重要案例在契约法中，有许多重要的案例对契约法的发展和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性的约定现代契约理论发展综述理性的约定：现代契约理论发展综述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契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规范着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更是保障交易公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石。
而现代契约理论作为研究契约关系的重要理论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不断深化和完善我们对契约现象的理解。
契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现代契约理论的形成则是在近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人们对于契约的认识逐渐从简单的约定上升到了系统的理论层面。
早期的契约理论主要关注契约的形式和法律效力。
当时，契约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要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就应当得到执行。
然而，这种观点过于强调契约的形式，而忽略了契约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20 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将契约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而推动了契约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斯（Ronald Coase）的开创性工作为现代契约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成本，如搜寻信息的成本、谈判的成本、监督执行的成本等。
这些成本会影响契约的签订和履行，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科斯的基础上，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
他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在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因素会对契约的设计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也对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柠檬市场”模型揭示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失灵。
在契约关系中，由于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契约的设计需要考虑如何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契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委托代理理论。
该理论主要研究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何设计契约来激励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刘承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2012-03-18 21:59:15 来源：中外法学 2011年第4期关键词: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
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
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理论可以划分为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三个阶段，[1]每个阶段契约理论的内涵、取向和规则设置都有很大的不同。
包含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的大陆契约法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开创名篇，此种由“法国民法典之父”波蒂埃和德国“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等大师合奏的民法理论交响也代表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最高峰。
古典契约法理论建构了近代契约法的体系结构和精神特质，为现代契约法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后，古典契约法规则和理论逐渐丧失了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的应对能力，社会要求对契约法进行调整与改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即其著例；再后来，随着法律社会化浪潮的出现，以外在视角观察研读契约法的方法兴起。
关系性契约难题和契约法社会化浪潮因此引发了更多的全新契约理论创造，其中关系契约理论被认为是关于市场交换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作为大陆法系精髓的法典编纂模式却意味着法律发展的结束，[2]或者至少是法律理论繁荣的终结。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政治类专题【文献号】4633【原文出处】现代法学【原刊地名】重庆【原刊期号】199804【原刊页号】61～65【分类号】D412【分类名】民商法学【复印期号】199811【标题】契约法的现代发展——走向21世纪的中国合同法【作者】孙鹏【作者简介】孙鹏，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内容提要】植根于实证法学土壤的近代契约模式，以“唯意志”色彩为灵魂，对20世纪契约法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但由于其与契约社会脱离的性质，却伴随世纪之交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与此相对应，活生生的关系契约模式和关系契约法，却早已“润物细无声”地与近代的古典契约模式相伴行，并正在听从即将开始的新世纪的召唤，逐步从背后走向前台。
我国方兴未艾的合同立法，自应追随时代的大潮而迈进21世纪。
【正文】契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和伊壁鸠鲁学派，而系统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契约概念却首创于罗马法。
契约概念的奠定是社会变革的要求和结晶，代表进步社会“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
作为人与人之间各种交往关系的外在化，契约一方面是以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存在及行动为前提和基础，蕴含缔约双方的自由和理性。
暗示契约设定的义务和秩序应予遵循，另一方面，契约主体又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发生联系的个人，并共同构筑繁荣的市民社会，于是契约关系中充溢着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矛盾所生的张力。
契约法的浊长发展史，就是这些矛盾关系的运动史。
在20世纪，契约关系的运动尤其剧烈，至今虽仍方兴未艾，但毕竟已蕴育出面向21世纪的现代契约法的基本精神。
一、古典契约模式（一）古典契约模式的特征所谓古典契约模式即近代契约模式。
其起点是1804年法民国法典，后起的德国民法典以及英美判例法也从不同方面助长了该模式的形成。
这种契约模式对20世纪契约法发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其灵魂表现为“唯意志”色彩，并可具体概括为如下时代特征：1.契约自由原则的确定古典的契约自由主要有三层含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 ）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 ）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的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能随加干预。
西方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影响
契约论是指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其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就包含契约元素。
然而，西方契约论的发展始于17世纪初期英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当时契约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流行开来，主张国家的合法性源于人民间的契约。
英国作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私、暴力和无序的，所以必须通过社会契约来创造一个合法且稳定的政治秩序。
随后，洛克则强调人民应该享有天然权利，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这些权利，而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契约来实现并承认。
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政府权力应该在不同的机构之间
进行分配，同时要避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任何契约，以免损害个人自由。
近现代契约论的发展则强调市场契约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主张市场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
在现代职业发展、婚姻和家庭以及商业合作等领域，契约也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影响。
由于存在“大陆法重视理论与逻辑，英国法重视实践与经验”的法律传统界分，再加之英美契约法成形较晚，于是人们通常会认为，大陆法系契约法理论似乎肯定要比英美契约法理论丰富、高深和发达许多。
但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在现代合同法重大理论的创造发展以及对国际契约规则的贡献方面，英美法似乎要比大陆法更具优势，这一点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学者也深受困扰。
{1}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大陆契约法表现出自我封闭、死气沉沉的保守倾向，相反，英美契约法则堪称后起之秀，理论创新兴旺蓬勃、层出不穷，并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强劲发展势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现代契约法的发展潮流。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泽鉴先生才会说，英美法的精髓在于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
{2} 当然，近代以来的契约法理论可以划分为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内涵、取向和规则设置都有很大的不同。
包含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的大陆契约法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开创名篇，此种由“法国民法典之父”波蒂埃和德国“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等大师合奏的民法理论交响也代表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最高峰。
但遗憾的是，法典编纂意味着法律发展的结束，{3}或者至少是法律理论繁荣的终结。
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我们在欧洲大陆已经很难觅见像当年萨维尼、普赫塔、蒂堡和威尔克尔等所进行的热烈而宏大的理论讨论。
民法法典化导致了大陆契约法的自我封闭和反理论倾向（anti-theoretical nature），相关学术研究止步于对法典条文的解释和注释，采取极端纯粹的概念法学或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极少参考借鉴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因此也鲜有重大契约理论创造（grand theories）问世。
反观英美契约法，虽然其在近代的体系化和一般化是在大陆契约法的影响下完成的，但由于英美契约法（理论）始终秉持开放性倾向和多元化思维（尤其是美国契约法），致力于规范与实证，法学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统合，{4}从而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奉献出了无数的重大契约法理论创造，并因此开创了新古典契约法和现代契约法两个契约法理论阶段的新纪元，带来了契约法理论的勃兴，其中尤以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富勒的“信赖利益”、吉尔默的“契约的死亡”、阿蒂亚的“合同自由的兴衰”和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等诸学派理论最为著名。
契约发生发展的历史契约发展的历史契约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契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当时人们通过口头协议来约定规则和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口头约定发展到书面契约的形式。
本文将详细探讨契约发展的历史，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
在古代社会，契约通常是通过口头协议达成的。
例如，在原始社会中，人们通过互相约定来分享食物和资源。
这种形式的契约主要基于信任和合作，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款。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复杂性的增加，契约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和具体。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契约的形式开始从口头协议转变为书面契约。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的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人们开始认识到口头协议的局限性，书面契约可以更好地规范双方的权益和义务。
这种转变使契约的约束力得到加强，双方的责任和权益都得到了更好地保障。
中世纪是契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农奴制和封建主义盛行。
契约在这个时期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分配。
这些契约规定了农奴和封建领主之间的权益和义务。
虽然这些契约通常是不平等的，但它们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契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契约不仅适用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交易，还适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
契约成为商业交流和合作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契约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的约定，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利益关系。
契约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具体，法律条款和责任规定更加严格。
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契约的法律效力逐渐得到加强，严格的法律制度使得契约变得更加具有约束力。
现代社会中的契约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约定，它还承载了双方之间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契约的制定和执行成为政府和法庭的职责之一。
契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它涉及到商业、劳动力、物品买卖、租赁等各个领域。
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契约法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个人或实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契约法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本文将从历史演变、案例分析和现代发展等方面，探讨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
一、历史演变契约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古罗马的《罗马法典》和英国的《英国普通法》等。
在古代，契约法主要强调契约的形式和内容，以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契约法逐渐从形式主义转向实质主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契约法的发展更加注重契约的自由意志和公平性。
例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和欧洲的《统一合同法》等法律文件，强调契约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意志的原则。
这种发展趋势使得契约法更加灵活和适应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
二、案例分析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
例如，美国的一起著名案件“霍普金斯诉麦克戴尔公司案”（Hopkins v. MacDermid, Inc.），涉及到一份雇佣合同的纠纷。
在该案中，雇主与雇员签订了一份雇佣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由于雇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了合同约定，雇员提起了诉讼。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雇主的行为违反了契约法原则中的公平性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判决雇主赔偿雇员损失。
这个案例反映了契约法的发展趋势，即契约法不仅仅关注契约的形式，更注重契约当事人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这种发展使得契约法能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三、现代发展在现代社会，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了新技术和新经济形态的影响。
例如，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契约法需要适应在线交易的特点，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维护交易的安全性。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合同和国际贸易也对契约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契约法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各国通过国际公约和协议来规范跨国合同关系，保障各国当事人的权益。
总之，契约法的发展与演变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
通过历史演变、案例分析和现代发展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契约法的重要性和作用，为当事人提供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合同保护。
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它认为人们通过一种社会契约来建立国家，并确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来源。
该理论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开始探讨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起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种等级制度，认为人类社会应该由三个等级组成：哲人、武士和劳动者。
他主张哲人应当领导国家，通过智慧和公正来治理社会。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友谊和合作，人们通过契约来建立政治制度，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在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契约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意大利思想家皮科在《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状态、过渡状态和政治社会三个阶段。
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自然权利，但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福利。
因此，人们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在宗教改革时期，一些思想家开始从宗教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契约论。
荷兰神学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以保障自己的天赋权利。
他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并且应当根据人民的利益来行使。
在现代社会，社会契约论得到了广泛应用。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通过一种原始契约来确定其基本结构，这个契约是在一种“无知之幕”下进行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财富水平，因此会选择一种最有利于所有人的制度安排。
罗尔斯认为，这种契约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此外，当代学者如哈耶克和诺齐克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发展。
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是通过一种自发的秩序来形成的，这种秩序是通过人们的自由行动和竞争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权力。
而诺齐克则主张通过一种“程序性社会契约”来确定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力范围，这种契约是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下进行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与这个契约。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 刘承韪]——(2012-3-21) / 已阅2436次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刘承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关键词: 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
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
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理论可以划分为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三个阶段，[1]每个阶段契约理论的内涵、取向和规则设置都有很大的不同。
包含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的大陆契约法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开创名篇，此种由“法国民法典之父”波蒂埃和德国“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等大师合奏的民法理论交响也代表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最高峰。
古典契约法理论建构了近代契约法的体系结构和精神特质，为现代契约法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后，古典契约法规则和理论逐渐丧失了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的应对能力，社会要求对契约法进行调整与改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即其著例；再后来，随着法律社会化浪潮的出现，以外在视角观察研读契约法的方法兴起。
关系性契约难题和契约法社会化浪潮因此引发了更多的全新契约理论创造，其中关系契约理论被认为是关于市场交换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作为大陆法系精髓的法典编纂模式却意味着法律发展的结束，[2]或者至少是法律理论繁荣的终结。
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在欧洲大陆已经很难觅见像当年萨维尼、普赫塔、蒂堡和威尔克尔等法学家所进行的热烈而宏大的理论讨论。
民法法典化导致了大陆契约法的自我封闭和反理论倾向（anti-theoretical nature），相关学术研究止步于对法典条文的注释与解读，采取相对纯粹的概念法学或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较少参考借鉴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因此在现代合同法重大理论（grand theories）的创造发展以及对国际契约规则的贡献方面，英美法似乎要比大陆法更具优势，这一点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学者也深受困扰[3]。
反观英美契约法，虽然其契约法系统形成较晚，但由于英美契约法（理论）始终秉持开放性倾向和多元化思维（尤其是美国契约法），致力于规范与实证、法学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统合，[4]从而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奉献出了诸多重大的契约法理论创新，并因此开创了古典契约法和现代契约法两个契约法理论阶段的新纪元，带来了契约法理论的勃兴，其中尤以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富勒的“信赖利益”、吉尔默的“契约的死亡”、阿蒂亚的“合同自由的兴衰”和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等诸学派理论最为著名。
所以，本文将主要以英美法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变迁和现代动向。
[5]中国民事法治尚处于建构期，契约法治相对成熟，但由于民事统一法典未定，关于契约法的历史阶段、精神特质、民商品格等诸方面都还有待探讨。
契约法理论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契约法的发展历程和演化规律，还可以为中国契约法治的系统建构和未来发展提供参照标尺和模范样本。
本文将依次解析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别阐述契约法历史嬗变的不同阶段、理论内涵及内在关联，追踪评论契约法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法治经验的同时，研究中国契约法治的困境并试图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寻找出路。
当然，在分析和借鉴西方契约法理论演化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尚需不断提醒自己，各个契约法理论阶段虽有内涵取向等差异，但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相互承接和包容叠加中实现不断完善的渐进式发展的。
一、古典契约法理论：契约理论的形成与建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之下逐步进化出了一般的契约法原则、理论和规则，形成了统一、抽象而合逻辑的稳定契约法秩序、体系和理念，这便是所谓的古典或传统契约法。
在契约法的发展史上，古典契约法的形成是其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开创了契约法发展的全新局面。
由于现代契约法在根本上仍然生存在古典契约法的基本模式和理论之下，因此如果没有一些关于古典契约法背景和渊源的知识，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现代契约法。
[6]（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形成：英国法的视角在古典合同法形成之前，英国关于合同的制度、理论都是散乱而不统一的，合同法尚未成为普通法中一块独立的领地，它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财产法和侵权法，例如英国法之父布莱克斯通卷帙浩繁的《英国法评论》中有关合同的论述只有区区40页。
虽然合同法后来逐步摆脱侵权法和财产法的束缚，但仍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一致和体系讲究的合同法律系统，更没有一个像样的体系化合同理论。
然而，英国社会在最早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急需一种韦伯所谓的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合同法律制度，以便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商人们提供一种可以预期行为后果并高度确定的合同法律规则。
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促动之下，英国契约法开始了自己的体系化和一般化之路。
首先，借鉴大陆法的立法思路和法学理论。
由于制度缺失和理论积累的落后，早期英美契约法缔造者们把目光直接投向已经有着成熟契约法制度和思想的大陆法系。
一方面，法学家边沁等人力主通过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典化立法全面改造杂乱无章的判例法，整编英国契约法。
尽管未获成功，但在法典化立法思潮的影响之下，19世纪的英国还是在特定商业领域实现了法典化，[7]并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家庭法、继承法、合同法和侵权法等多个私法领域实现了对确定性和体系化的追求。
对于古典契约法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重大进展。
另一方面，通过吸收波蒂埃等著名法学家的法学理论来为英国契约法体系化做好思想准备。
波蒂埃被公认为近代债法理论的先驱，被后人尊为“法国民法典之父”，《法国民法典》契约制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来自波蒂埃的理论。
[8]其契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契约的合意理论并建立了契约法相对完整的体系，英国法律界通过借鉴波蒂埃的债法理论来整编法律和裁断案件，不仅接受了自然法的洗礼，也由此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确定和一般化的契约法律规则，为英国契约法体系化的最终实现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是英国法律系统外部力量的结果。
其次，以普遍合同法观念统一合同法。
从内部视角来，英国古典契约法系统化工程是在两位理论巨人威廉·安森爵士（Sir William Anson）和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Pollock）的设计和创造之下最终完成的。
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普遍合同法的观念，从而取消了各类不同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差别。
因为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合同法仍是关于各种“类型”合同的法律。
人们签订的合同可以分为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附条件买卖合同、运输合同、出售土地合同和个人服务合同等等许多具体类型，且只受到仅适用于该类合同的规则之约束。
[9]因此，安森与波洛克取消各类合同差别、建立普遍合同法的观念非常重要，它确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合同法对所有人都是中立的，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如果法律取消了商业合同与消费合同的差异，取消了贷款合同、雇佣合同、租赁合同之间的差别，取消了婚约和合伙合同之间的差别，那么那种只偏袒一方而反对另一方的家长式干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当然，这也是亚当·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鼓吹的观念。
他们强调合同法应当一视同仁，所有的合同都建立在经济欲望—进行自由交换和价值增值交换—的基础上，所有的合同都应得到同等的支持和对待。
[10]再次，为合同法创设出新的结构和形式。
古典契约法形成之前，不仅合同观念和内容毫不统一，其结构形式也庞杂散乱。
安森与波洛克的贡献就在于以理性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合同法。
他们一改律师们对合同的实用主义的认识，以书面方式解读合同与合同法，将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归结为若干种理想类型的交易活动，然后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予以分析，并将其法律后果予以系统化处理，从而归纳总结出一般合同法的普遍原理。
[11]当我们今天说起合同法的普遍形式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些术语。
比如，说到合同订立时，就会想起要约与承诺、对价理论、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说到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时，就会想到过错、虚假陈述、欺诈以及不当影响；看到合同条款、条件、保证等术语时，就会想到合同的终止、履行、合同目的落空或违约。
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安森和波洛克的贡献。
今天，不仅英国学者在以这种方式思考，英国的律师和法官们亦是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先那种缺乏形式和理性基础的传统，尽管在现代法律体系确立后他们仍然固守了很长时间。
[12]自此之后，英国契约法完成了其体系化和一般化的过程，古典契约法理论得以最终确立。
（二）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形成：美国法的视角从理论脉络上说，英美法中的古典契约法理论是在英国的安森（Anson）、波洛克（Pol-lock），美国的兰代尔（Langdell）、霍姆斯（Holmes）和威灵斯顿（Williston）等人逐代接续发展和演化中最终得以确立的，古典的一般化契约法理论以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出台为其最高潮，因此美国古典契约理论的演化和形成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首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兰代尔的法律科学化和概念主义法学思想影响之下，美国合同法也开始了向古典契约法和契约理论迈进的过程，并逐步理论化、体系化和法典化。
作为契约法新大陆的发现者，兰代尔在1871年出版了《合同法要论》一书，对合同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书中的具体内容包括：对要约的承诺、拍卖竞投、同时履行的条件、停止条件、解除条件、对价、债务、请求、独立及非独立的契据和允诺、同意、通知、要约、条件的成就、要约的撤回、单边及双边的合同等等，第一次使得美国合同理论初步成为一个有自身逻辑关系的体系。
[13]其后，霍姆斯于1881年出版了《普通法》一书，其中也对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
霍姆斯是一位典型的实证法学家，主张客观地看待法律事物；同时他还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