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律与公平
- 格式:docx
- 大小:19.68 KB
- 文档页数:6
略论古希腊人的公正观摘要:公正在古希腊是先哲们追求的理想。
从荷马时代,“公正”一词的出现,中经赫西俄德,梭伦,伯利克里,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时代,到古希腊三大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人对“公正”进行着不懈地思考,提出了自己关于“公正”的理解,为“公正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的公正观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希腊人; 公正;公正观引言公正向来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道德理想,它体现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以互利为原则的平等要求。
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有了公正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学界对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见, 90年至今,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呈逐年急剧递增之势,而且涉猎范围逐步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社会经济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人们对公正的渴求越来越强烈。
但是,现实中的一些人对公正的认识和了解模糊不清,甚至有部分人对公正有着错误的认识。
要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公正观,我们无法绕过人类的那个历史时空——古希腊。
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公正的探讨、论述,古希腊人的公正观对人类的公正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拟对古希腊人的公正观的起源、内容和影响,作初步研究。
一、古希腊人公正观的起源1、公正的涵义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说:“公正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
当我们仔细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1]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公正”一词的多义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对“公正”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公正(Justice)也称正义。
它常用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
《美国百科全书》有言:“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
”它“不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决于人们[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略谈对法律人的社会责任的认识【摘要】法律人作为社会的重要一员,应该承担着专业、公益、道德等多方面的社会责任。
他们在维护法律秩序、公平正义、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意识。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法律人可以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能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法律人需要认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在实践中不断践行社会责任。
只有在法律人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强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法律人、社会责任、专业责任、公益责任、道德责任、社会影响、责任实践、责任意识、重要性1. 引言1.1 社会责任的定义社会责任是指个体或组织对社会、对他人、对环境的义务和责任。
它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等各个领域。
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要求个体或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也要考虑到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环境的保护。
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更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开始重视社会责任,认识到只有承担起社会责任,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和长远的成功。
法律人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法律领域,社会责任包括法律人的专业责任、公益责任、道德责任等多个方面。
法律人应该在自身专业领域内不断提升自己,保持专业素养和独立性,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维护社会正义。
社会责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法律人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履行好自己的社会使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律人员在履行自身专业职责的对社会、对公共利益、对人民具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感。
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和法治建设的参与者,法律人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社会正义、保障公民权益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法的基本要求法律是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作为一个合法公民,了解法律的基本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的基本要求有以下几点:一、公正性原则。
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分贵贱贫富,为所有人服务,维护公正和公平。
这是法律最根本的要求,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保护人权原则。
法律应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比如言论自由、财产权、人格尊严等。
人权保护是法律的一项首要任务,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适用性原则。
法律是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的,因此必须准确、明确地适用于社会各个领域。
法律需要及时地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四、法律的统一性原则。
全国各地的法律应该保持一致性,不能有区别对待。
所有法律都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不能违背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五、进步性原则。
法律的制定必须具有进步性,促进社会发展,提高生活质量。
法律应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公平正义。
六、法律的规范性原则。
法律应是社会行为的向导,为规范社会行为和管理社会体系。
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准则和要求,因此必须被所有人所遵守和尊重。
七、法律的可执行性原则。
法律规定的内容必须能够执行,否则便失去了作用。
因此,法律的规定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实现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总之,法律是社会的重要基石,是维护公正和公平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了解法律的基本要求,是成为一个合法公民的前提,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
略论权利与权力之关系【摘要】权利与权力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它们相互作用、制约、影响并不断演变。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从权利与权力的定义和区别入手,引入这一议题的核心概念。
随后,我们探讨了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权力对权利的影响,分析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和演变过程。
我们强调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总结了本文所涵盖的内容。
通过深入探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规律,为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权利、权力、关系、区别、相互作用、制约、影响、平衡、演变、重要性、发展趋势、结论、定义、概述、未来展望1. 引言1.1 权利与权力的定义权利与权力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们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权利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社会中享有的法律上的保护和限制性权益,是个体拥有的合法权力的一种表现。
权力则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可以影响、控制和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是一种能够实施意志和行动的能力。
权利与权力的定义虽然有所不同,但在社会中常常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基础的。
权利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公共资源,是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基础,而权力则是实现和维护这些权利的手段。
权利的存在使得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和滥用,而权力的行使则是为了保障和维护人的权利。
权利与权力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在权利和权力的互动中,社会才能够保持秩序、稳定和公正。
对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权利与权力的区别权利与权力的区别在于其基本性质和作用方向。
权利是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合法权益,是可被依法保障和行使的权力。
权力则是实施施加于他人或事物上的能力或控制力。
权利是被赋予的合法地位,是对个体或群体的保护和尊重;而权力则是可以被滥用的,往往带有强制性质。
权利是为了保障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内在的基本权益;而权力则往往是用来控制他人行为或资源分配的手段。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行政机关是中国绝大部分法律、法规的执行者,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
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篇一在现代社会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大背景下,法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法治通常与人权、自由、平等相联系;而人治在传统观念中通常与专制、等级、特权等相联系。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的权力立足点在法,即法律支配权力,而人治的权力归结点在人,即权力支配法律。
但是无论是法治或是人治都不是尽善尽美或者是一无是处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人治、法治在中西文明国家的起源1.人治和法治在中国的起源西周末期礼崩乐坏,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对法律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
郑国的子产为了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预期而“铸刑鼎”,而晋国的叔向坚持地捍卫伦理纲常反对子产的做法,他认为:一方面,用公布出来的法律来治国非治国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培养了人们的拐骗心里贻害无穷,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变得不淳朴,民风国风低下。
从此可以看出儒家把人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主张“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百姓会自觉地效法。
相反,国家虽然制定了法律,但统治者带头不执行,那么法律制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政治的得失,关键在于用人的得失。
与儒家相比,法家为了冲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建立有利于新兴地主的社会秩序而提倡“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把“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改为公布成文法;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改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把“明德慎罚”改为“严刑峻法”,因此后来才有了“城门立木”、“误期当斩”,秦律也因此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
虽然古代的法治和现代的法治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法律在国家中的作用。
略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读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概念》一书是新实证分析法学派大家哈特的代表作,该书作为二十世纪法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细致而深入地阐述了哈特的法理学思想。
该书共十一章,大致可被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涉及法理论问题与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至第四章主要用以说明奥斯汀的命令理论为何是错误的,第五至第七章是哈特对于其自身理论之立场的具体阐明,第八章和第九章围则是绕着道德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关系而展开论述,最后一章则回到国际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当中。
由于该书理论体系较为宏大,且哈特教授写具该书时的时代背景性极强,理论观点的交锋甚多,加之笔者自身法学理论基础薄弱,因此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仅就《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斗胆尝试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与哈特教授进行对话。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前言开篇中,哈特教授写道“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促进对于法律、强制(coercion)与道德的理解,这些社会现象虽不相同但相互牵连”1。
对于该书想要阐述的核心观点,读者从书名中便可窥知全貌:该书书名为“法律的概念”,换言之,即针对“法律是什么?”这一千古难题的探讨。
但是,古往今来,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均无法绕过一个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哈特教授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论述亦是如此。
尽管在书中哈特教授花了极大的篇幅批判奥斯汀的“法律—命令”说,并且引入“法律—规则”说来阐述法律的产生与存在形式,但最终还是回归对“法律—道德”这对矛盾关系的论证,尽管最终得出的结论稍显偏激,但按图索骥,读者还是可以发现:在与各家观点交锋的过程中,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证始终萦绕其间。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法律的概念》一书的目的在于向人们阐述“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但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核心在于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旧实证分析法学派还是以哈特为先河的新实证分析法学派,其与自然法学派最明显的区别即在于二者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处理方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一、本文概述《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一文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法律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逐渐融入儒家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的过程。
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背景和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然后分析了儒家思想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渗透到法律体系中,使得传统法律呈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解释上,更体现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文化的形成中。
文章还将深入探讨儒家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包括对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启示。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与价值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体系,其深远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其强烈的道德色彩、重视人文精神和强调社会秩序。
其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这些价值观不仅塑造了儒家学说的核心精神,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注入了深厚的道德底蕴。
儒家思想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在儒家看来,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
因此,儒家思想强调法律的道德化,即将道德规范融入法律之中,使法律成为道德的载体。
这种思想倾向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亲亲得相首匿”的司法原则等,都是儒家道德观念在法律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人文精神,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应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儒家看来,法律不应是冷酷无情的工具,而应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因此,儒家思想主张法律应以人为本,注重保护人的权益。
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所体现,如“矜老怜幼”的司法原则、“恤刑”的立法原则等,都是儒家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秩序,认为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略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完善——建国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展望摘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行政法制建设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伴随着共和国的曲折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不断推进,在新的起点上,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展望未来,行政法制建设必将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关键词:行政法制建设发展历程成就展望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法制建设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 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是行政法制建设的起步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
因为共和国刚刚建立,成立各级组织机构、划分和规定各级组织机构的权力和责任,以便实现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管理是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
与这一历史背景相适应,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共同纲领》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组织法,如1950年制定的《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等。
此外还颁布了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公安司法、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法规。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通过这部宪法,确立了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我国国家行政机关的权限和职责,同时也为我国的行政立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从54 宪法颁布到1957年,我国颁布的重要的行政组织法规和行政管理法规就多达500多件。
如1955年的《城市交通规则》等,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创造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2 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挫折和停滞时期。
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新一轮的党内整风运动。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在于人申论作文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400多年前,明代张居正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的确,古往今来众多史实表明,如果有了法律而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总体上解决了,执法越来越成为整个法治建设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
如果在这个环节掉了链子,立法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会对司法和守法带来严重影响。
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到,现在法治领域发生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导致的。
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意见和诉求,也更多集中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来。
只有严格执法,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把“纸面上的法”真正落实为“行动中的法”,才能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必须严格执法。
如果有了法而不严格执法,法律就成了“纸老虎”和“稻草人”,就会失去应有的效力。
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治的信仰。
只有坚持严格执法,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律才能发挥治国重器的作用,全社会才能形成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严格执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执法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社会就失去了起码的公平公正,就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只有坚持严格执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群众正当权益,才能彰显公平、伸张正义。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严格执法。
略论孔子的“德政”思想孔子(551-479BC)是中国古代思想大师,他对精神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德政”思想,具有指导作用,为后世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基础。
本文将就孔子的“德政”思想作一简要阐述,以期起到奠定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思想之一的作用。
一、孔子的“德政”思想1、德性至上。
在孔子看来,“仁”是治国安邦之本,是首要的政治思想。
他认为,“仁”是人的本质,政治的基础,应该成为治理者的行为准则,使所有的人都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只有在这种环境中,身心健康的国民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2、法制之重。
孔子非常注重治国的法制,他认为,“不以法治国,无以立其安”,因此,必须建立适应民众实际需要的有效制度,完善政治制度和经济法规,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
3、依法治国。
孔子认为治国有大小两种管理制度,一是儒家讲究“仁”的制度,即以仁治国,另一种是法家讲究“刚”的制度,即以法治国。
他主张,要团结百姓,调节社会矛盾,治理国家,必须遵循法律,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基石,让国家朝着正义、公平、自由、平等、友爱的方向全面发展。
4、兼容并蓄。
孔子主张“兼容并蓄”,他认为,要把“仁”和“刚”相结合,以“仁”来统治,以“刚”来执行。
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德政”思想。
他认为,必须发扬“仁德”,使政治行为都以“仁义”为基础;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使政治行为都依法进行,“仁义”和“法治”相结合,统治政治,以实现社会正义。
二、孔子的“德政”思想的实践1、与子和乡里同舟。
孔子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把上层视为朋友,把底层视为子弟,与大家一起上下船,放下身份象征,一起参加共同的体育活动,如“棋子”,培养社会民众之间互助友爱的气氛。
2、行行义以自身为榜样。
孔子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有责任以自身行为来塑造一个良好的行为模式,他要求政治家和官员要以自身作为一个榜样,以自己的诚实、勤奋、坚持正义等品格来引导下层百姓,让他们遵从正义,遵守法律,为政治建设服务。
略论法律与公平
公平又称正义、平等,是法律制度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
许多种语言中的“法律”一词都有“公平”和“正义”的内涵。
尤其在现代,公平和正义几乎成了法律的代名词,而法律则被视为公平和正义的物质外壳。
显然,法律和公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两者同样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也引起了诸多难解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与公平的联系
公平(正义、平等)的观念具有普遍性。
从历史上看,这一观念是“非常古老的。
”由于“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人自身天然物质条件的相对平等,决定了人的观念中要求得到平等对待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观念并不必然和法律相联系,而是和道德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规范领域都有着密切联系。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传统道德规范都体现了公平观念。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合法者不尽为不公正也。
”(《伦理学》第五章,商务1933年版,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1982年版)
公平观念和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法律
诞生以后。
人类社会外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客观生产力决定的社会产品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建立某种分配方式,以免社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状态。
即所谓“定分止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即在客观生产力条件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客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中最具强制力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可以说是分配方式最明显的体现。
从这点上讲,法律本身并不必然是公平的,倒行逆施的“恶法”也有可能出现。
专制社会中“令出法随”以及纳粹德国灭绝人性的法律可以说是法律制度本质的典型体现。
不过,法律既然是一种规范,就有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何种规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平问题,或者说,是否公平的问题。
一方面,人类可能主动地将公平观念纳入制定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去,使公平成为建立规范的手段,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公平必然对法律制度进行评判,公平是衡量法律规范的标准。
西方法律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作为原则的公平观念同作为规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
康德指出:“人类社会最大的实际问题,就是解决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如何建立一个文明社会,根据法律全体一致地执行公正的原则。
”(《永久和平》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版1982年432页)博登海默认为:“——正义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
目标。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238页,华夏版,1987年)罗尔斯也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
”(《正义论》5页,社科88年版)尽管法律可能抛开公平,但公平却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间的一切,其中也包括法律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法律本身不是公正问题,而是建立某种秩序的问题,而公正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按照何种原则建立秩序的问题,但法律和公正却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法律作为制度对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公平和正义本身不仅仅是建立法律制度的手段和评判法律制度的标准,它也是法律秩序所追求的目的。
首先,对于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来讲,必然有特定的,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并为历史的人所普遍接受的分配方式,即所谓“公平”的分配方式。
因此,一方面,特定法律制度由于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客观物质条件上的上层建筑,它必然反映这种公平观;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人是所有制度的主体和对象,因此,追求建立稳固的法律制度就必然追求把历史的人的公平观充分吸收到制度中去,力求法律制度符合公平观,否则,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不断的挑战而逐渐失去稳定性和权威性。
其次,人类历史的进步也使公平的观念取得了社会制度的意义,而法律制度逐渐丧失了“定分止争”的原初意义。
现代社会,人们要求“平等不仅是表面的,不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平等的观念”“已经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所事,在保持群益,或纳至佳及领袖公民于道德,故用公平一字之时,辄有为群治造福或保持福源之义。
”法律制度成为“为群治造福”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公平进而逐渐成为了法律的目的和核心价值。
(《伦理学》第五章商务1933年版,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版1982年432页))
总之,公平是在广泛的社会规范领域内起作用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制度。
公平观念与法律制度正是在建立社会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建立稳定法律制度必须以公平为标准和手段。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公平逐渐成为建立法律制度的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状态。
二、公平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公平和法律联系十分密切,但二者同样存在矛盾与冲突,关系十分复杂。
首先,由于公平观念具有普遍性,其在伦理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中同样有着重要的支配力,这一特点往往使法律在公平面前陷入形式正义的泥潭。
合乎法律要求的“公平”状态往往却不能符合道德领域的公平规范,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公正者常不合法,而不合法者不尽为不公正也。
”他提出:“——是否君子诬蔑小人,抑系小人欺罔君子,犯奸淫罪者为君子或为小人,都无区别。
法律视个人平等,但就事论事,唯问其孰为作奸者,孰为受害者,孰为不公之原动,孰为其事之牺牲而已。
”(《伦理学》第三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版1982年432页)H.H.焦奇姆解释说,“——例如,如果小偷是一位绅士而受害者是一位乞丐——城邦里的下等阶层的成员之一,这种等级的差异与法律无关——。
法律关心的一切就是眼前这两人,一个获得了不公正的利益,而另一人受到了公正损失。
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必须平等化的不平等。
”(转引自波斯纳《法理学问题》,395页,政法大学1994年版)
一般地讲,法律是按照公正的原则制定并按照公正的原则实施的,但法律制度本身不是伦理或者道德,在对待社会问题时,往往会采取与伦理道德不同的态度,二者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
这些冲突往往会使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或仅仅作为制度时得不到公平的正面评价,从而使法律成为形式正义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