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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育历史发展轨迹综述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今天,对我国古代、近代、现代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语文教育理论、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求对其有一个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从而为更好地借鉴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推进语文教育教学健康和理性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古代语文教育历史发展轨迹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源源流长的,它经历了言文教育期和古文教育期。
言文教育期是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语文教育。
古文教育是指从奴隶社会中期至语文独立设科前的语文教育。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主要有:(一)从语文教育理论来看,有了语文教育的最基本的规律。
这一时期,语言来自生活,生活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
可以说,学生活就是学语言,学语言就是学生活。
这一朴素的道理却是语文教育的最基本规律,与人们今天常说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是同一道理。
(二)从教育内容来看,口头语言不断发展,出现口头文学。
这一时期,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靠口耳授受的方式传播和学习劳动技能,从而促使口头语言不断发展,以致创造了谚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
而谚语、歌谣、神话、传说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哲理散文;汉魏六朝的辞赋;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田园山水文学;唐代的诗歌、传奇、散文;明代的散文、小说;清代的小说,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内容,有不少作品被选入现代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
(三)从教学方法来看,出现以文字读写训练为基础的教学。
这一时期,文字读写训练是语文教育的基础,而且文字数量多,结构繁,难认难写,花费时间,因而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这种以文字读写训练为基础的教学传统,对以后绵延了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重视。
(四)从语文教材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少年儿童习读的识字教材,唐代以前,较流行的是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唐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最风行的识字课本。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
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
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将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
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并不断用历史的经验和独特的文本话语，启示着语文教育及教科书发展的未来。
“文白之争”“文道之争”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交锋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
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
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
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
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
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
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
《社会史研究导论》判断题1．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史概念演化成了社会发展史。
（√）2．20世纪上半叶开始，社会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多学科方法。
（√）3．20世纪中叶以后，宏观史学开始重视对不掌握文字书写的、霸权的、被排斥在历史研究主流以外的人群进行研究，从而转向了微观史学。
（×）4．彼得·伯克赞同后现代主义彻底的怀疑论。
（×）5．勃罗代尔认为把历史归结于偶然性的可能性会因为段时段的研究而减小。
（×）6．不同于佛经，壁画这种材料尚没有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得到广泛利用。
（×）7．不同于其他流派，后现代史学强调史料最重要的特性是客观的，非人为的。
（×）8．不同于其他学科，历史学的界限在不同时代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9．布洛赫与费弗尔同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
（√）10．陈寅榷认为，只有完全脱离与古人同样的境界，才能批评古人的得失和说法。
（×）11．从传统角度看，政治史就是政治制度史。
（√）12．从微观尺度上看，中世纪的社会矛盾并不明显。
（×）13．从微观的角度看，受限于妇女的地位，古代历史研究中女性的作用是不明显的。
（×）14．大多数极力倡导后现代史学的学者大多数只局限于具体研究，不重视理论。
（×）15．帝国研究无法脱离边缘研究，但是边缘对帝国影响不大，可以独立进行研究。
（×）16．东欧国家的市民社会主要发源于中世纪早期。
（×）17．都市研究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可能涉及到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学等方面的学科。
（√）18．杜赞奇否定了发现历史的可能性。
（×）19．法国年鉴学派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史学的代表。
（√）20．费尔南·勃罗代尔认为影响历史的时间因素不是单纯的一个，而是存在双重的因素。
（×）21．费尔南·勃罗代尔三个时间段理论中，短时段被称为结构的历史。
第23卷第4期Vol.23,No.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s)2005年12月Dec.2005中国课程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章小谦 杜成宪(浙江大学教科院,浙江杭州 310028;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课程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由于中国教育学是上个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学科,课程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甚至课程这个词,也被认为是一个外来词。
但是,对课程概念的历史考察表明,近代中国课程概念是中国传统课程概念自身演变的产物,课程这个词,并不是外来词。
关键词:课程;传统;近代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5)04-0065-10课程是现代教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几乎所有谈论教育理论的书籍都要涉及到课程这个词。
然而,给课程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决非易事。
它不象教育机构、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概念,有公认的内涵和外延。
不管教育学者们关于教育机构、教育者、受教育者有哪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他们至少都很明确讨论的对象是什么。
可是,课程却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课程观,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同时也有不同的课程概念。
F.M.康纳利等人认为:“课程定义因研究者或实践者在其课程思考和工作中对概念的使用而有所不同,因此,没有超出特定的研究、论文、看法或值得讨论的政策文件等背景的特殊地给课程下定义的方式。
”[1](p165)分析或者评价当代五花八门的课程理论,不是本文的任务。
但是,要展开课程概念史的研究,先确立一个大多数教育学者都能接受的关于中国近代课程概念的基本界定,还是很有必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结束,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们原则上接受中国课程史专家吕达先生的说法,“课程的基本含义是指学校课业内容及其进程”。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作者：谢毓洁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06期科举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书院或私塾学生使用的课本，只能称为蒙学读本。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
晚清西学东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教会学校开始使用新式教科书，90年代中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新式教科书的事业。
从教会教科书，到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
20世纪初，新学制开始建立，为了满足新学堂的大量需求，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诞生了。
在规模的健全和编辑的规范性上，最新教科书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熟。
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
“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
”无论哪种儿童读物，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现代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科教学建议、每课的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根据国家教学计划(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分类(比如语文、历史、数学等)分门别类地分级编写出版和使用。
”传统的儿童读物显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面世，新学制出现，适应新学堂新学制的教科书纷纷涌现。
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晚清教科书起步期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为教会传教士编撰的教科书。
西学东渐之后，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使用。
传教士利用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学校需要相应的教科书，甚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
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同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第三十一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它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转型呢？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西方文化“冲击”的作用，他们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
这个理论模式通常称作“冲击——反应”论。
如果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文化转型的原因，那么这个理论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但却发展缓慢，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显然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冲击——反应”理论正是肯定了这个事实，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
但是，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和动因。
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当西方文化涌来时，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
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有：一、经世思想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中国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一门重要课程，这门课程主要介绍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掌握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思维和文化意识。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陈旧等，亟待采取对策解决。
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
（一）教学内容单一目前，部分中学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史实讲授阶段，课程内容以政治事件和战争为主，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革。
这种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了历史课程应有的吸引力。
（二）教学方法陈旧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讲述和学生听讲为主，缺乏互动性和启发性，学生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思维得不到有效的培养。
课堂内容严重依赖教科书，教学资源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与热情。
（三）教学资源匮乏部分学校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时，由于教学资源匮乏，往往难以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和教学辅助材料，学生的实际学习和历史认知受到一定的制约。
二、对策研究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时，应该充分考虑历史的多元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历史事件，丰富历史教学内容。
除了政治事件和战争，还应该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革，使学生对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应该注重创新教学方法，增加教学的互动性和启发性，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和自主学习。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PPT、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学校应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时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和教学辅助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的历史认知。
除了教科书，学校还可以通过采购相关的历史书籍、文献资料、历史影视作品等教学资源，为学生的历史学习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帮助。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他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
是什么原因促成它的转型呢？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和一个根本原因。
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文化的冲击。
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缺乏活力，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
这个理论模式被称为“冲击---反应”论。
如果仅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模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迅速变化的，这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有西方文化的印记。
但是这种理论也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就是影响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存在着（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都是促进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内在活力因素。
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是促使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面对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认清中国国情，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学习，都推动了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叶小兵：历史教科书中对史料的运用作者：叶小兵文章来源：历史教学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正在深入进行。
此次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新的编制，而且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过程、评估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新的教育和教学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使得中学历史教学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研讨的问题很多。
本文仅对新历史课程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史料的运用，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历史教材多样化的发展在历史教学方式的转变中，教材呈现方式的转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材呈现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材的多样化，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材类型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观念中，教材就是教科书。
这样很容易导致历史教学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教学，历史学习就是学习历史教科书，从而使教科书在教学关系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甚至出现对教科书死记硬背、机械学习的情况。
而现在则认识到，教材是有多种类型的，教科书只是教材的一种。
凡是承载教学内容和信息的材料，都可以视为教材。
除了教科书，还有其他类型的教材，如各种文字材料、图像材料、音像材料、统计材料、实物材料等。
各种类型的材料，都可以是历史教学的教材，都能够在历史教学中运用。
二是教科书版本的多样化。
我国的教科书制度从“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后，已有多种版本的教科书。
但是，不同版本教科书的流通仍受到各种限制，学校和教师并没有选用教科书的真正决定权。
换言之，在教科书的采用上，还缺乏公开、民主、科学的运行机制。
在此次新一轮课程的教材改革中，在这方面向前有所推进。
更多的单位和人员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教科书版本的数量亦有增加，而且同时进入务实验区，供实验学校选择，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竞争态势，使得教科书版本多样化的优势初步显现出来。
三是教科书内容的多样化。
以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由课文组成，而其他的项目则很少。
现在正进行实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新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观念体系，其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与超越，更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新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新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标志着历史研究从传统的经史之学到现代科学研究的转变。
它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简单记述，而是开始运用科学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释。
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
新史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新史学经历了曲折的流变。
一方面，它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社会政治动荡的挑战。
新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创新的尝试，也有保守的坚持，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貌。
本文将从新史学的兴起、发展、变革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新史学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
同时，本文还将探讨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对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近代中国新史学及其流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以及历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新史学的起源与发展新史学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巨变。
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传统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探索新的史学路径，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理解和应对现实社会的问题。
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近代史学的传入和影响密切相关。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的历史观念、研究方法和著作形式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触和接受。
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和改造。
・书 评・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评介《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马 敏临近新的世纪之交,对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反思又有渐成显学之势。
海内外学者都在思考如何在视角和方法层面有新的突破,从整体上推进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新出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①(以下简称《文集》),以庆祝旅美著名学者刘广京先生75岁寿辰为契机,收录中外知名学者论文凡47篇,以扎实的个案研究重新检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明清以来的近世历史做了富有深度的探讨,可以说是体现宏观历史思考与微观历史研究相融会的成功之作,其所言所思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取向不无提示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刘广京教授系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等多间名校,在海外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锐学者,其学术成就对大陆学界来讲并不陌生。
他早年致力于19世纪英美在华轮运业竞争的研究,成绩斐然,以后对19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制度史的研究用力尤深,近年来更格外关注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调适与演变,着力探讨儒家经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贡献,以及儒家正统与异端的复杂互动。
刘教授治史的一个特点,便是视野开阔、学识渊博,不囿于某一狭小的领域,力主放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一方面要运用活泼的思维,做精致的构想,下文献的苦工,但同时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气概”。
不难看出,本书主编者受刘教授学术主张影响甚深,立意所收论文“甚盼能以中国近世的传统与蜕变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焦点”,以此讨论“中国近世四百年间的持续与推移,乃至极少有的断裂。
”(上册,“序”第1页)这也正是所收中、英文论文均按“传统的面面观”、“渐变与暗变”、“蜕变”三个序列排列组合的深意所在。
那么,如何做到以中国近世传统的承续与演变为主线,进而拓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呢?《文集》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努力: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在历史分期上,不是简单地以1840年作为近代史和古代史的断限,此其一。
《中国百年社会风俗变迁》研究性学习课题风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衣食住行、生产交通、婚丧嫁娶、节日喜庆…那一项也离不开民众的思想和生活需求,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风俗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学校:江西省九江县第一中学班级:高一七班小组成员:谭浩1 研究背景社会风俗的变迁既是一百年来政治变迁,经济转型,外来影响等作用下的产物。
又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变革的表现。
社会风俗不是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关系的社会发展的大事,很值得我们下一番功夫来研究它。
2 研究目的意义(1) 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社会习俗和生活变化的史实,探究其变迁的原因和背景。
(2) 分析比较历史现象理解历史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3)掌握社会习俗和近代服饰、餐饮、居室建筑与家具陈设的变化情况。
通过归纳、比较社会习俗和生活的变迁情况,培养归纳发展特征的能力。
通过思考“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社会习俗和社会生活会有如此大的变化”等问题,培养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3 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异同,探究其原因。
这是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
4 研究的重点及主要内容(1)社会风俗和生活变化的原因、特征。
(2)中国社会变动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
1调查问卷一中国百年社会背景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农民起义,席卷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八年抗战,保家卫国,国共相争,三年内战,老,蒋,逃,台,大,陆,共,产,十年,文,革,一片混乱,小,平复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百年中国,多灾多难,叹我中华,地大物博,何以至此,令人感叹!二从衣食住行方面谈谈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服饰风俗的的变迁1 进入近现代以后,服饰变化的趋向:开始由拘谨、保守、呆板、等级森严,逐渐向美观、适体、方便、平民化转变。
由“新名词”到“新概念”——民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
族”一词的概念史解读
杨梅
【期刊名称】《课程．教材．教法》
【年(卷),期】2017(037)008
【摘要】晚清至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也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在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文本的研究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史解读,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也拓宽了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的教科书研究视野.
【总页数】7页(P74-80)
【作者】杨梅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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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源热泵供暖空调中的新概念与新名词 [J], 孙德兴;张承虎;庄兆意
2.2011低碳经济国际研讨会召开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 [J], 高原
3.神经修复学若干新概念、新名词、新假说 [J], 陈琳;黄红云;左焕琮
4.新科技、新概念、新名词 [J],
5.中国革命史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大学教科书中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J], 赵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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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转变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产生了“新史学”思潮，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运动，到胡适的“做成中国文化史”，阐述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
本文以时间轴为主线简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转变，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新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从学科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史学自身内部学术的触动与蜕变。
“新史学”讨论、规范了传统史学范畴内所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引发中国通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世界视野）、历史观（进化论）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近代认知。
“新史学”还提出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运用于史学研究中，这其中所蕴涵的近代学科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张，都具有明顯的近代史学特征。
“新史学”思潮前后，中国史学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继续充实着中国近代史学的整体内容。
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1901年，清朝政府谕令改科举、废八股，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的内容。
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史学作为应修课程被列入其中。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新学制下的历史教育作出规定。
到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则》，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并列出了具体的历史课程科目。
这期间，为适应各级学校历史教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
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研究
发表时间：2016-05-26T14:03:29.113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16年5月总第191期作者：李玲伟[导读] 山西省吕梁学院作为承担历史教育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山西省吕梁学院山西吕梁033000 摘要：教科书是实施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承担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但“历史教科书”并非自古有之，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结果。
所以，作为承担历史教育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节主要叙述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进程。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教育教学学校教育一、传统的历史著作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史书的主要作用是“资鉴”，因此，各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写。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史学著作：诸如《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史通》、《通鉴纪事本末》等。
这些史书多为通史或断代史，多采用编年体、纪事体、纪事本末体等编纂体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该书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记叙历史事件。
这种编纂体例就是纪传体。
纪事本末体指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体裁形式。
纪事本末体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为史书的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编纂体例。
后来，随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作为只要使用教材的“四书五经”、《五经正义》、《四书集注》等实行严格的专制一统，成为思想的禁锢，严重束缚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
这表明中国使用的蕴含历史内容的教材，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史书编纂不得不迈出近代化的脚步。
但是，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例中的合理成分还是为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提供借鉴。
二、近代化教会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近代化过程中，曾有一个“教会教科书”时期——即来华传教士编译出版大量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的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英国、美国、法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和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
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后，编译大量教科书到中国以供开办的教会学校使用，这些教科书我们称之为“教会教科书”。
教会教科书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近代化有重要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开设教会。
教会势力秉承列强的侵略意志，企图用基督教来改变中国人传统的信仰，最终实现从精神上征服中国的目标。
于是，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开办教会学校，以传播西学和宗教的名义来迷惑中国民众，试图将中国民众培养成侵略者所需要的虔诚信徒。
开办教会学校是需要教材的，但是中国传统教材中的儒家经典教义与教会学校的宗旨有着极大冲突，这种现状迫使传教士必须解决教会学校的教科书问题，也为教会教科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需求。
1877年以前已经有传教士开始翻译教科书，但他们的译书活动缺乏统一指导，多是分散的，这使得翻译教科书的活动并未取得明显进展，翻译的教科书数量不多，质量也差。
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1877年在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为教会学校编译、出版教科书的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各教会学校统一编译、出版教科书。
教会教科书的大量编译、出版打破了儒家经典对教科书的垄断。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会学校的作用，1890年的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并设立执行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教会教科书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编写的，负责教会教科书编译出版的韦廉臣曾指出，“所编之书应合乎科学原则，但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挽救等伟大真理。
”这是其宗教性的一面，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华传教士的译书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近代化，他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提供了新的范本。
教会学校编译、出版的各科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也缓解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不足的问题。
三、近代化新教育体制改革下的历史教科书
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家部分主权的丧失，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
当时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沉重打击着清政府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清政府决定迈出“御侮自救”的步伐。
设置历史课程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历朝历代兴亡发展的历史，培养人们自强、忠爱的品质，了解世界历史变迁，理解国家兴亡之道，振奋学生、国人的志气。
因此，国内各学堂对历史教科书有着极大的需求。
一时间，汉译外文史书铺天盖地的涌入国内。
其中，以日文史书为最多。
当时输入的日本人编写地史书就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等。
这些史书多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家编写，间接地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学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产生的影响；也标识着在与教会教科书争夺中国历史教科书市场方面，近代日本中国学家所编写的史书占据着优势地位。
这种翻译国外教科书解决国内教科书危机的现实使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并激励着他们开始探索如何自编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
[1]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满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和“满蒙狂”煽动》，《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