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拼音历史

现代汉语拼音历史

现代汉语拼音体系所采用的字母符号与汉语具有异质性，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符号体系，注音字母则仍然是汉字，既从内在属性上解决了现代性问题，又坚守了文化的民族性。

一从拟订到公布：经过拉丁化和民族化之争，展现于1958年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字母方案，但是主要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拉丁化拼音字母与民族形式字母之争，最后是采用了篆体楷化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作为国语的注音字母。在汉语拼音运动兴起之初(1892)，中国人开始是从拉丁化字母入手拟订汉语拼音字母的，但后期民间创制的各种拼音方案，其字母形式已经转向以汉字笔画式为主，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民族形式的字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主要趋向，不能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也不便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应用。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并使用几年之后就掀起了一个拉丁化拼音运动，产生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许多有名的拼音方案。建国之初，在汉语拼音的研制中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重又兴起，因为用民族形式字母组成的国语注音符号已通行了几十年，几千年的汉字情结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根据汉字创制新拼音字母的愿望在不少人心中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从1952年起文改会开始了以制订汉字笔画式拼音字母为主的研究工作。但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研制实际上始终也没有停止过。而化了几年时间尝试制订的四种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却受到了冷遇。代表们以不表态的方式(有礼貌的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1956年，在政府的决策下文改会放弃民族形式，全力以赴研制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在当时是揪人心肺的，现在重提这段史实也未必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当初国语注音字母之所以在社会上在文化圈内得到认同，是因为它采用了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有典有则，有本有源”，“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这种字母形式蕴积着汉字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民族形式的字母不是个人一旦一夕能设计创制出来的，只能在社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自然形成。

在字母形式问题上的摇摆和争论结束之后，目标明确，扬帆直航。文改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拟订一个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这个方案草案实际上是全国广大群众的集体创作，因为它是在总结了1950～1955年全国各地633人寄来的655个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制订的。文改会在拟订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中指出：方案草案“纵的方面，参考了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横的方面，参考了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同志们寄来的600多种草案，……(所以)也是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

文改会在指明众多不同意见产生的原因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之后，对方案草案做了修改，随同《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见》发表了两种修正方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与原草案相比，修正式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舍弃了3个新字母，直接采用与z/c/s整齐匹配的双字zh/ch/sh。一式和二式都保持了原草案不为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的设计，一式用g/k/h变读，二式用j/ch/sh变读。两个修正式都维持了音节拼写系统中的隔音字母(j/w或y/w)，因为这是字字相连拼写词语时必不可少的。

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发表以后，当年10月国务院设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又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过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以及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经过反复磋商修正和审议，最后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7/10)。

这个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与前几个方案对照，有几点重大修改：(1)为舌面音声母分别配置了独立的字母j、q、x，不用变读法，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2)用元音字母i兼表舌尖元音，避免另造新字母或使用加符字母;(3)在韵母表中以iou/uei/uen为基本式，显示四呼音韵理论框架，在零声母音节中韵头i/u分别改用隔音字母y/w以免字音发生混淆，在前拼声母时则使用简拼式-iu/-ui/-un，使音节拼式简短，书写简便;(4)韵母au/iau和ung/üng的拼写形式改为ao/iao和ong/iong，使字形醒目，易于区别;(5)采用隔音符号(’)为开口呼零声母音节起分隔音节(字音)的作用，隔音字母和隔音符号相配，可全面控制拼写系统中音节界线发生混淆之可能。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1950年开始创议并拟订，总结了60多年历史经验，汇集了全国人民智慧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至今，我除了能回忆起当初《方案》颁布实施时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外，也还能勾起对亲自参与制订的一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诸如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魏建功、王力、周有光等各位先生当时忙碌辛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印象。当时汉语拼音委员会里热烈讨论、激烈争辩、拍桌子、动怒失态，投票发生6：6的僵持局面等等轶闻趣事，也都是从这些老先生嘴里听到的。他们有的是我许多课程的授业师，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而周有光先生亲自来北大在大课堂讲授整整一学期“汉字改革”课程时的情景(1961年讲稿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汉字改革概论》)，也仍然历历在目。

二推行和应用：从国内走向国际

《方案》公布后，国家教育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一年级新生从1958年秋季就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要走在前头，起表率作用。但这首先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培养出一批能教汉语拼音的中小学教师，于是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就动员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师生，协助完成遍布在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县的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任务，我也就成为全国首批参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员之一。

汉语拼音首先在小学推行之后，同时又用于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建国之初，国家面临占全国人口85%都是文盲这一严峻事实，不改变这一状况，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无从谈起。当时由政府制定并开展的三大语文任务，文字改革排在首位，其中的简化汉字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都含有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所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推行之后，就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的注音扫盲、推广普通话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一南一北，分别有福建大田和山西万荣两个先进典型，两地都创造了一套“拼音、识字、推普”三结合的教学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去年中央电视台“亲历一见证”栏目和山东电视台为纪念《方案》颁布50周年而摄制的《汉语拼音五十年》，重现了当时扫盲、推普的一些宝贵的历史镜头，许多从50年代过来的老年人看了以后，回想起当年这两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无不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汉语拼音在用于语文教学、推广普通话和文化出版界之外，同时也用于对盲人、聋哑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的特殊教育中，大大加强了盲文和手势语的效果，许多盲人欣慰地说：汉语拼音是通向光明的桥梁。由于拉丁字母的国际通用性易于同国际信号取得一致，所以汉语拼音在邮电通讯、海军旗语、灯光通讯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至今已为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

从80年代起，汉语拼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法定的国内标准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标准。当初，应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联合国的要求，中国提交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文和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以便国际事务、国际信息网络和世界文化交流方面的应用。经过几年(1977～1982)各种国际会议的讨论和研究，一致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并经表决通过，认可它是转写中文、拼写汉语的国际规范。从此，世界各国在有关中文的科技文化学术资料以及汉语教学中无不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汉字汉语的译音系统，汉语拼音展现于国际舞台后立刻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使汉语与世界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汉语拼音在国内应用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它从语文领域进入了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突破了汉字因为不是字母文字而不能直接进入电脑的难关，依托汉语拼音方案而设计的各种拼音输入法成为应用面最广、使用者最多的一种方法。而且由于国家规定在九年义务制教育中，汉语拼音是小学一年级一入学就要掌握的科目，并且是以后在语文学习中要不断熟练使用的工具，所以这种通过软件自动转换为汉字输出的拼音输入法，又是免编码、免培训、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很快掌握的方法。这使汉语拼音随着电脑、手机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几乎进入了社会的各行各业，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必将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成为信息化时代最有应用价值的语言文字表述工具。

汉语拼音的应用，自《方案》颁布实施以来已进入国内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邮电通讯、信息处理、言语工程、工商媒体乃至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一社会发展事实提醒我们注意，信息时代离不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与言语信息处理的结合，既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许多需要迫切改进的新问题。但是，我们在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的同时，更要注意它的稳定和规范，否则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代价巨大而又无益的混乱，更何况汉语拼音今天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是拼写汉字汉语的国内标准，也是国际公用的拼写规范，《方案》本身的修改变动对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会发生什么影响，应该从全国全球的层面上来考虑。

三汉语拼音教学的新视角：透过字母学语音 汉语拼音无论在语文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中，都是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有效工具，被大家称之为“识字之桥，正音之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据不完全的统计，通过拼音学习汉语比通过汉字学习汉语，其效率可以提高三倍。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在国内外的各方面的应用中经受了各种考验，早已证明它是既科学又实用的拼写汉语的有效工具，它所起的作用和所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在语文教学和汉语教学中，如何正确地解读《方案》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在学习汉字汉语中的积极作用，也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存在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把字母和语音混为一谈，误以为字母就是语音。例如，我在讲授普通话语音时说，普通话里可以充当元音韵尾的只有两个元音：i和u，有人质疑，那么ao韵母里的o呢?在听到这个o代表的就是u韵尾的时候，又进一步追问，那是否承认汉语拼音方案是代表普通话语音的呢?显然这是把字母完全等同于语音，并且完全根据拼写系统来解读语音系统了。我在讲解《方案》韵母表iou/uei/uen这三个韵母的拼写形式时指出：这只是音韵理论上的写法，在实际使用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但有人提问那普通话里究竟有没有这三个韵母。显然这又是把拼音和语音搅混在一起了。而这些提问者往往是有多年语音教学经验的教师，那么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值得重视了。

拼音字母是直接拼写语词读音的表音字母，字母确实代表语音，但是如果把作为一种书面符号的字母简单地等同于语音，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如果根据ao韵母的拼写形式就认为有一个o韵尾，那么《方案》正式公布前的《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熬”韵母的拼写形式都是au/iau，岂不是就得说1956年普通话里是没有o韵尾的。以此推论，1928年的国语也是没有o韵尾的(国语罗马字：“熬”au)，但根据“北方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的国语又有o韵尾了(北拉：“熬”ao)。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稳定的物质因素，几百年才会发生历史音变的语音成分，怎么可能如此神出鬼没、捉摸不定呢?